1台湾学者蒋勋解读宋词简介:台湾美学大家、文化教父蒋勋以宽广的学养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为大家娓娓道来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一篇——宋词。为了把这“安静、圆满的果实”讲解透视,全书按照五代、北宋、南宋词的脉络,分别讲述了李煜、冯延巳、范仲淹、晏殊、晏几道、欧阳修、苏轼、柳永、李清照、辛弃疾与姜夔。具有极大的可读性和流畅度。一、五代的变革1.为什么唐诗会变成宋词2.“富三代”的李后主,在历史上一直饱受争议3.前半生的醉生梦死是真实的,后半生的亡国之痛也是真实的4.政治上的失败者,文化上的贡献者5.李后主应该是最喜欢流行歌曲的一个诗人6.词在宋代出现的时候,就是流行歌曲7.《蝶恋花》在民间一定是艳情的流行歌曲二、从五代词到宋词1.诗和词之间的界限在哪里2.诗的没落是由于专业性越来越强,诗人开始转向词这种形式3.词不具有唐诗的叙事功能,但它的画面感强烈4.李后主的提倡,使词的地位提高,变成士大夫之词了5.诗是向外征服式的体验,词是内省自恋式的体验6.我们在现实中对物质的追求,其实忽略了生命里最可珍惜的情感三、范仲淹、晏殊、晏几道、欧阳修1.范仲淹首先是个政治家2.北宋开国时期文人的文字修养真是太好了3.身兼政治家、军事指挥官、文人数重角色的范仲淹4.从一变而为多情男子的范仲淹,看宋代知识分子的分裂个性5.唐诗都是在写大事件、大气象,宋词则是在写小事物、小感觉6.宋词之美就在于享受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和平静7.超越喜悦和悲伤,是宋词追求的境界四、苏轼1.苏轼创造了一种文学风格2.文学极品的情感往往一清如水,超越悲喜3.在苏轼身上,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东西24.坐牢令苏轼脱胎换骨五、柳永1.柳永,历史上第一个拒绝考大学的小子2.宋代的大众歌手--凡有井水处,必有柳词3.就像今天流行歌曲受到批评一样,士大夫禁止孩子阅读柳永的词4.柳永如果生在明清,恐怕活不下去5.“慢词”自柳永开始,它带动了戏曲的发展6.流浪、多情、耽溺,是柳词的特征六、李清照1.李清照与苏轼,两种性别,两种美学2.李清照的才华来自父亲和丈夫的鼓励3.即使李清照写出抗金救亡诗也会显得很假4.数千年的文化中,没有女性立场,李清照是第一人5.缺少女性色彩的男性文化会变得非常粗鲁6.琼瑶作品中的许多东西出自李清照7.“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中国文化史上女性情感的第一次表白五代的变革大家对词这个文学形式有兴趣,可是也许我们应该关心的一点是,为什么唐诗会变成宋词?我们会发现由于唐诗的成就太高,它经过初唐的成就,到李白、杜甫、李商隐、杜牧,唐诗的成就高到这样的程度以后,其实大家会发现,老百姓、民间慢慢读不懂了,因为它已经高不可攀。凡是艺术形式意境越来越高的时候,其实也就说明它远离了民间。可是民间本身不可能没有娱乐生活,所以他们自己就会写一些乱七八糟的歌来唱,这时士大夫会看不起说,你看那些歌多难听,真是靡靡之音。结果这两者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然而一旦当这两个东西被拉近的时候,它就会产生新的艺术形式。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词。大家千万不要误会,认为宋朝没有人写诗,其实多得不得了,甚至他们的诗比词还要多。可是他们的诗都没有词的成就高,这个是有趣的事情。其实苏东坡写了很多诗,可是你会发现他最重要的东西都是词,因为词比较自由。它的整个音韵的形式当中发生了变化,当我们在读“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我们会发现唐诗的七、五都在变化,甚至四都出现了,九也出现了。它的音韵的跌宕起伏发生了很多节奏上的新的韵律感,这个韵律感推展出词的一个新的境界出来。讲到词,首先要提到五代词,因为五代词是唐诗过渡到宋词的一个关键桥梁,但是这个关键的桥梁的关键人物是李后主,其实李后主的作品不多,可是不多的作品,却在文学史上发生了那么大的影响力。有时候的确可以看到在文学艺术的创造性上,一个人会有旋乾转坤这么大的力量。3李后主是战争的失败者,又是文化上的战胜者。因为他的诗征服了汴京,整个汴京的文人都开始填词。我们看到北宋时词变成文学的主体,诗不再是主体,大家还在写诗,可是诗不再是最重要的文学形式。可以看到李后主的影响有多大,他令原来属于贩夫走卒的歌声,忽然变成士大夫抒怀的工具,他们以它来抒解生命的某一种情怀。那些伶工,从来没有想到他们的作品可以变得这么有意境。如果我们今天谈词这一文学形式的出现与成熟,要重视两个方面:一是民间创作,词最初不是文人创作,而是民间歌曲。它产生于民间,产生于大家认为有一点低俗的民间文化。后来当文人开始用这一形式去书写自己的心情感受,它变成民间创作与文人创作合作产生的文学成就。二是李后主,他把民间创作与文人创作连接成功。唐朝崩溃以后,进入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这一阶段,有两个朝代比较安定繁荣。一个是定都在南京的南唐,延续了对唐朝的向往与崇拜,他们一直自认为延续了唐朝的正统,被称为南唐。李煜是最后一位君王,被称为李后主。另外一个朝代是建都在四川的西蜀,也产生了非常华丽的艺术、文学创作。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李后主的地位一直存在巨大争议。他是一个亡国之君,背负着原罪。一个帝王竟然亡了国,当然受指责。另一方面我们又会发现,他创造了文学世界当中最精彩的作品,而且对后代影响很大。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李后主评价极高,说他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如果中国文学史上没有这个人,也就没有后来的士大夫之词。什么叫做士大夫之词?什么叫做伶工之词?伶工是写流行音乐的人,职业性地演奏音乐的人,他们的音乐形式在民间流行,在社会上的地位一直不高,人们一直把伶工之词当成消遣。士大夫之词就是后来的苏东坡、欧阳修写的词。这些人是士大夫,是社会文化的领导者。他们认为词可以变成上层的文学形式。打个比方,今天有一个人,利用民间卡拉OK形式,填进自己写的词,改革了流行歌曲,提高了流行曲的意境。李后主是第一个做这种文学改革的人物。李后主身上有两重有趣的矛盾,他的前半生与后半生绝然不同,简直是两个很不同的人。他的前半生是什么?他的祖父是皇帝,他的父亲又是皇帝,到他做皇帝的时候,有一点不耐烦了。李后主是第三代的富贵,祖父那一代要北伐中原,到了父亲那一代,已经不太想了,再到了孙子辈,连想也不想了,就是玩。江南又非常富有,皇宫里面天天吃喝玩乐。读他的传记时,会发现他整天都在调情。调情是李后主生命里面最大的重点,我想大家都听过他与大周后、小周后的故事,一对美丽的姐妹,是他的皇后、妃嫔。他有几首词就是写他从大周后的房间跑到小周后旁边,“手提金履鞋”,让他的脚走路没有声音,从窗户爬进去。他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人,在玩一些情欲的游戏。他生于富贵之家,长于华丽的宫廷,根本就没出去过,不知道外面的民间疾苦,他完全是一个淫乐的皇帝,每天关注的都是自己的吃喝玩乐。可是他喜欢文学,他就去写词唱歌,唱的东西全部是艳情的内容。我觉得他的艳情与李商隐全然不同,李商隐有感伤,他没有。比如李后主著名的《玉楼春》,里面没有任何感伤。在李后主早期作品当中,我们读不到感伤,他也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感伤会降临到他的身上。富贵的第三代,也可以说是最幸运的人。祖父打天下,父亲守成,孙子干什么呢?当4然就是花钱,就是挥霍。所谓富不过三代,大概就是讲这个意思。所有偏安江南的朝代到第三代,常常出现这种现象。华贵、富丽,又有点糜烂的生活出来了。等到宋太宗大军南下的时候,李后主吓了一跳:“怎么打仗了?”他曾在诗里写过“几曾识干戈”,什么时候想到要打仗,从来没有想到要打仗。从皇帝忽然变成俘虏,巨大的命运转折,使他在文学史里扮演了重要角色。王国维在评论他的时候,有一种很特殊的悲悯。王国维说李煜长于深宫妇人之手,从小在一堆女人当中长大,没有办法要求他不写这样的诗。他根本没有机会出宫,没有机会到宫廷外面去看外面的人生百态,他生命另外的一个开始,就是亡国。他前半生面对自己追求感官上的愉悦,追求女性,是诚实的,后半生亡国以后他的哀伤也是诚实的。甚至变成俘虏以后,李后主想到的竟然还是美。“沈腰潘鬓消磨”,用了两个典故,沈是沈约,潘是潘安,是南朝时的两个美男子。这个皇帝真的非常有趣,被抓变成俘虏了,心情很不好,原来是因为他自己觉得很自豪的身材容貌都开始要憔悴了。王国维对他的欣赏,是因为觉得他根本就是一派天真。他完全不知道什么叫亡国,什么叫战争,什么叫侮辱。他还在讲他自己的容貌之美,担心自己的容貌要憔悴了。宋朝军队抓他的时候,他特意跑到祖庙里,因为中国古代有一个习惯,君王亡国后,要到祖宗的坟墓前面去磕头,跟自己的祖先告别,然后辞庙。“最是仓皇辞庙日”,李后主用了“仓皇”两个字,拜完庙就被抓走了。他觉得很惨,“教坊犹奏别离歌”,教坊是皇室里面的乐队,乐队觉得皇帝要走了,就演奏起充满离别意味的曲子。他看到平常服侍他的宫女,就哭了,“挥泪对宫娥”。这首诗被骂得非常厉害,大多数选本都没选这首作品。人们觉得到这个时候李后主还“挥泪对宫娥”,真是亡国之君,实在太过贪好女色,亡国的时候还惦记着宫娥。如果他说“挥泪对祖先”好像比较可以被原谅。王国维却认为他作为诗人的真性情就是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来的。他觉得要走了,最难过的就是要与这些一同长大的女孩子们告别。所谓的忠、所谓的孝,对他来讲非常空洞,他没有感觉。这里颠覆了传统的文以载道,绝对是真性情。李后主没有感知到国家,他就是感知到宫娥,因为他是跟这些女孩子一起长大的,没有其他机会去感知到底家国是什么?家国对他来讲,只是供他挥霍的富贵。文学的创作,艺术的创作,最重要一点就是是否真实。如果存在作伪,就是有问题。可是当文化传统要求文以载道时,我们不得不作伪,不能不载道。李后主写的“挥泪对宫娥”,如果以现代视角来看,刚好颠覆了人的伪善部分。我们看文天祥的《正气歌》、史可法的《左忠公轶事》、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为什么被选进课本?不见得因为它们是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才会觉得当李后主写出“挥泪对宫娥”的时候,颠覆性有多么大,他等于是打了已经习惯于伪善的文学传统一个耳光。他就是不要挥泪对家国,而是挥泪对宫娥,这是他的私情。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令人羞怯和难以启齿的部分,只有天真烂漫的李后主,才如此坦然地写出来。我一直很感动于王国维在写《人间词话》的时候给予5李后主新的定位,不然在整个文化传统中,我们甚至都会怀疑,到底应该把他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所以王国维认为他从此以后背负了释迦牟尼与基督的原罪。他到北方之后,觉得身上背负亡国之君的原罪,后来的宋徽宗也是如此。他们完成了文化上的角色,却输了政治上的角逐。在政治历史上,李后主、宋徽宗都是亡国之君,是受诟病与批判的,可是在文化上,没有李后主就没有宋朝的词,没有宋徽宗就没有南宋元以后绘画上这么高的成就。他们在文化上的贡献是非常惊人的。宋徽宗留下一个传统,作为一个执政者,如果没有文化方面的收藏,是不配作为执政者的。后来的人接受了这种理念,因为他代表了正统。正统并不是政治,不是政权,而是一种意识。正是这种意识,使一批文物一直被保存下来,在任何战争当中,执政者最先要带走的就是这些文物。没有宋徽宗,绝对不会有这样的观念。在文化创造的历史上,是李后主和宋徽宗这样的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传统的美术史上,他们两人是被批判的,政治上的评判被带到了美术史的评价上。如果写政治史,宋徽宗被批判是正常的,可是写美术史批判宋徽宗如何立论?宋徽宗的个人创作丰富到了惊人的地步,他的收藏,他编纂的画谱的影响力都极大。这说明政治史一直都在干扰着文化史,我们还没有独立的文化观。我想这是我们在美术史、文化史上,将来一定要纠正过来的一个巨大问题。一篇文学作品被选入国文课本,常常不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在这种状况里,无法看到真正的文化创造力。有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宿命,好像是注定了要让一个诗人亡一次国,然后他才会写出分量那么重的几个句子出来。就是如果不是遭遇这么大的一个事件,他的生命情调不会从早期的有点轻浮、有点淫乐的东西转到那么深沉。真的就是一个大的亡国,忽然让这个聪明绝顶的人领悟到繁华到幻灭。所以我们读到《虞美人》,读到《浪淘沙》,读到他这些后期的作品的时候,忽然带动了一个很不同的生命经验。有时候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是说,这个所谓的宿命这个事情,是不是一个亡国在等着李后主,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