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对西藏地理交通路线的考察与记载

清代对西藏地理交通路线的考察与记载清代对西藏地理的考察与记载，是国人认识边疆状况、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重要基础工作。本文将初步分析清代在西藏地图测绘、野外考察和文献记载三方面的学术实践过程及其主要成就。康熙年间全国范围的经纬度测量虽未顾及西藏，但在多次派兵进藏时也曾注意测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康熙五十六年遣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测绘西藏舆图，从而发现并命名了世界最高峰—一珠穆朗玛峰，绘入《皇舆全览图》后填补了西藏地图的空缺，比英属印度测量珠峰高度并擅自命名要早135至138年，这是地理发现史与测绘史上的重大事件。乾隆时代以后，地图测绘事业渐显停滞之势。西藏地图数量缺乏且以山水画形式居多，坊间地图甚至不重视比例尺，制作水平大为衰退。西藏地势高峻、地形复杂、气候寒冷的自然特点，决定了进藏路线和藏区交通线的极端重要性，对于从内地进藏从事行政管理或执行军事任务的人员尤其是这样。探索和记载西藏的交通站程，几乎是所有涉及西藏地理的文献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康熙年间，焦应旂《藏程纪略》记载了自西宁人藏的路线和沿途见闻，杜昌丁《藏行纪程》记载了自云南入藏的道路。雍正时期王我师《藏炉总记》，则分别叙述了从四川、青海、云南入藏的交通路线，奠定了全面记载进藏道路的文献基础。后来的进藏者如王世睿、松筠、林俊、徐瀛、姚莹的著作中，同类的内容只是局部更加详细些。光绪十二年黄沛翘编撰《西藏图考》，集清代有关西藏交通路线的文献之大成。清代关于西藏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记载，包含在地方志、游记等文献中，除《大清一统志》卷547《西藏》外，有从雍正年间的《藏纪概》到宣统三年的《西藏新志》将近20种方志。虽然数量较少、体例略嫌混杂，但留下了关于疆域、山川、交通程站、人口、民族分布、灾害等方面的记录。由于体例的限制，地方志对地理现象的描述远不如游记那样生动形象。一些进藏者继承了中国古代地理学长于描述的悠久传统，无论是西藏的高山、河流、气候、道路、物产，还是居民、建筑、风俗、宗教、语言，都能够在他们的游记中跃然纸上，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西藏的地理考察和文献记载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清代西藏地理考察与记载的进展，和不同时期的国内外局势密切相关。国家强盛的康乾时期，为了实施旨在维护国家统一的行政管理和军事行动，最高统治者积极倡导地图测绘和地理（尤其是交通线、地名）的调查，奉命进藏的官员如松筠等人予以响应，表现了长远的见识。清代后期，国力的衰微与外国侵略者对西藏的觊觎，激发了部分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推动了新一轮地理考察和文献整理的热潮。当时的地理著作在形式上与游记、考证、方志并没有显著区别，其内容仍然属于地理描述的范畴，但它们丰富了对祖国西南边陲的地理研究，在中国地理学尤其是边疆地理学的发展史上，是不可或缺的一页。正文地理考察与研究，是认识区域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基础工作。在边疆地区，更是了解疆域状况、维护领土完整、实施行政管理的必要条件。与祖国内地相比，西藏由于地处边陲、地势高峻、气候寒冷、路途遥远、语言不同、风俗迥异，长期被视为地理考察的畏途，甚至被涂上了某种神秘的色彩。清代是历史上进行西藏地图测绘、野外考察和文献记载的一个重要时期，本文将对上述三方面的学术实践过程及其主要成就进行初步分析。一、西藏地图测绘的进展康熙年间全国范围的经纬度测量，是中国测绘史上的重大事件。虽然传教士并没有亲自到西藏开展这项工作，但这一时期在多次派兵进藏的同时，也测绘了一些地图。据翁文灏先生考证，康熙四十八年（1709）曾派人进藏测图，“在藏二年回京，于1711年将图交雷孝思神父审阅，图中并未定有经纬位置，雷氏以为与内地各图不易连接，认为无用。帝乃再派曾在钦天监学习数学、测量之喇嘛二人，自西宁至拉萨，复自拉萨至恒河之源”①。1711年所绘的地图，大约是最早见之于文献记载的西藏地图，尽管它并不精确。对于派喇嘛进藏测绘一事，《大清一统志》记载：“本朝康熙五十六年，遣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绘画西海、西藏舆图，测量地形。以此处为天下之脊，众山之脉，皆由此起云”③。但是，由于策妄阿喇布坦叛乱，他们二人至冈底斯山而返，来不及测量、订正经纬度，所绘地图虽经系测，但也不乏取之于传闻的材料。因此，传教士在其后编制西藏地图时，既利用了二人实测、采访的资料，又以当时业已测定的西宁、打箭炉、丽江三处为起点，根据它们与拉萨的距离，将拉萨定位于西经26度、北纬29度6分。编成的西藏地图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被绘人铜版的《皇舆全览图》中，从而填补了西藏在全国舆图中的空缺。清初西藏地图测绘的不足，正如翁文灏所说：“康熙所用测图喇嘛，虽曾略受训练，但因阻于战乱，亦仅亲勘西宁、拉萨、恒河一段，其余亦得之藏寺旧闻，加以编制。可见康熙时代西藏地图，殊不及内地及满蒙之详密。而于藏地西部，尤未详勘，故多错误”②c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珠穆朗玛峰的发现、定名及其载入地图中。林超先生的研究证明，闪闪年入藏勘测的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和胜住，是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发现者。由于他们的工作，1719年的铜版《皇舆全览图》最早在地图上正确地标志了珠穆朗玛峰的位置和满文名称，1721年的木版图上又出现了其汉文译名，这是地理发现史与测绘史上的重大事件。而英属印度测量局1852年测量珠峰高度、1855年以该局前任局长、英国人GeorgeEverest之名命名此峰为Mt.Everest，则是远在我国测绘珠峰135至138年之后的事情了④。康熙时代的测绘事业在乾隆年间得到了延续，但由于传统思维方式的惯性，在推广应用科学知识和培养人才方面固步自封，当时已渐显停滞之势。“其工作已渐中国工作化，重于考据而忽于测量，过于铺张而实逊精密。其后私家著述，有《西藏图识》、《西招图略》、《卫藏图识》、《西藏图考》等，皆有图。然皆不著经纬，不甚明比例，但略记山川地名而已”⑤。清中期以后，地图制作水平大为衰退，往往在《皇舆全览图》或《乾隆内府舆图》基础上增删摹绘。坊间常用的“计里画方”法，较之经纬度绘图法已是倒退，甚至还有以山水画形式绘制的，连比例尺也不很重视了。乾嘉之际的驻藏大臣松筠（1754－1835），嘉庆三年（1798）撰《西招图略》，附图15幅，已是既无经纬度也无计里画方，同时没有比例尺，与山水画无异，且地图的方向是上南下北，异于常例。即使如此，到光绪十二年（1886）黄沛翘撰《西藏图考》时，鉴于“内府《西藏全图》外间未见临本，推松文清公《图略》与盛氏绳祖《图识》刊行于蜀”⑤，选摹了松筠附图中的12幅，因为“自来西藏专图天有逾于此者”①。卷一的《西藏全图》，是他的朋友临摹节取同治年间刊行的《皇朝中外一统舆图》即《大清一统舆图》而成，仿原图采用计里画方与经纬度并用的方法。黄沛翘称：“生平所见藏图，未有以万里计者，此殆其权舆耳”“；权舆，意为草木的萌芽状态。他认为这幅地图“计里开方，发前所未备”“。其评价之高，恰恰表明了当时西藏地图数量缺乏且以山水画形式居多的状况。据邓衍林先生记载，清代关于西藏的地理图籍，除上述几种之外，比较重要的还有20余种，如《西藏全图》、《西藏地方图》、《三藏分界图》、《四川西藏等处图》、《前后藏图》、《三藏卡伦图》、《前藏地图》、《西藏番族图》、《雅鲁藏布江图》、《西藏帕克里附近道里图》、《西宁至达赖喇嘛地方图》、《藏南及所属哲孟雄布鲁克巴部落地方形势图说》、《西藏至塔儿寺图》各1幅，这些地图与《班禅额尔德尼入觐西藏至塔尔寺路程图》2幅，均不注绘者姓氏，有的甚至不注比例尺。有绘者可查的，有嵇志文《全藏全图》l册、湖北官书局《西藏全图》l幅、萧绍荣《卫藏全图》l幅、程继昌《西藏全境道里图》11幅、安成《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l长卷，以及法国窦脱勒依《西藏全图》l幅附《西藏印度通道图》的译本等①。不论其精确程度如何，都显示着人们对西藏的地理认识在逐渐开阔。二、西藏交通路线的探索与记载西藏地势高峻、地形复杂、气候寒冷的自然特点，决定了进藏路线和藏区交通线的极端重要性。对于从内地进藏从事行政管理或执行军事任务的人来说，尤其是这样。因此，探索和记载西藏的交通站程，几乎是所有关于西藏地理的文献中必备的内容。例如，焦应旂《藏程纪略》②，记康熙五十三年至六十年（1714一1721）自西宁入藏的路线及沿途所见地理风物。光绪年间，江苏清河县人王锡祺（1885－1913）辑刻《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汇集了清代中外600余位作者的1436种地理文献。该丛书正编第三帙、再补编第三帙与西藏有关的约35篇（包括编辑者自同一书中析出的不同篇章），其中近20篇记载了进藏或藏区之内的交通线，代表了这方面的基本状况，兹择要举例说明。在不同文献中，同一藏语地名的汉字泽法、同一地名古今所指的位置并不完全一致。为简洁起见，这里遵从原文的写法，只括注个别今地名。杜昌丁《藏行纪程》，是他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二月从昆明出发，沿怒江两岸护送其戴罪立功的上司进藏的记录。入藏后在分左贡、八宿、洛隆3县境内，经必兔（碧土）——札乙滚——崩达——瓦河（瓦合）－－落龙宗，次年七月十一日始由此独自折回。这是清代较早记录从云南人藏途径的文献。王我师雍正四年（1726）参与藏炉分界事务，所撰《藏炉总记》记载了从四川、青海、云南人藏的三条路线：“自康熙五十八年安设塘站，以炉始，总计里塘、巴塘、乍丫、昌都、洛隆宗、说板多、拉里，前抵西藏，此官兵仓储地共计八十七站。从炉右出，自霍尔之甘孜、叠尔格（德格）至纳夺，抵昌都，尽属草地；再由恩达至类五齐，亦大道也：过江达桥，由铜项至墨竹工卡合路进藏。至如西宁进藏之路，由青海至琐里麻、白燕哈利，左折儿郎嗟、玉树过河，由毕利当阿以至宁城南成，可至察水多。若由白燕哈利过拉布其图河、木鲁乌苏河，尽属黑帐房草地，至党术热贡、八个塔、羊八景是抵藏。再考松潘，自黄胜关出口，由郭罗克、阿树、杂竹卡至竹浪过河，亦会琐里麻，与西宁路同。云南进藏者，由塔城过溜通江，由大小雪山直至察木多。至于后藏之辽阔，由札什伦布通阿里、白布、布鲁克巴，即与生番喇丹接准噶界。再过初布寺、刚吉拉，愈荒渺矣”。王我师的上述记载，奠定了关于进藏道路的文献基础。后来的进藏者所述，大致只是局部更加详细些。比如，王世睿叙述雍正十年（1732）由打箭炉（康定）至拉萨见闻的《进藏纪程》，林俊记载乾隆五十八年（1793）自德庆返回打箭炉行程的《由藏归程记》，徐瀛关于道光四年（1824）自成都至拉里、次年自拉里至拉萨经历的《西征日记》与《晋藏小录》，姚莹记录道光二十五年（1845）自成都往乍丫、蔡木多处理两呼图克图相争之事的《康輶纪行》，都属于这一类。松筠由于职责所在，多次巡行于西藏南部雅鲁藏布江两岸地区，其《西招图略》、《卫藏通志》等文献，所记西藏交通线更为丰富。至于没有进藏经历的学者，他们关于西藏交通的叙述与考证，显然要依赖他人的资料。例如，乾隆年间盛绳祖辑录《入藏程站》，记自成都入藏的站名、里程；姚鼐《前后藏考》，简记入藏的南北两条通道。道光时期，魏源《抚绥西藏记》提到了三条入藏之路，并在其《西藏后记》中予以详述。到光绪十二年（1886）黄沛翘编撰《西藏图考》时，广泛吸收前人的游记、方志资料，在卷二的《续审隘篇》叙写西藏险要、《内地程站附考》记载沿成都——打箭炉一一江卡一线进藏的程站，卷三《西藏程站考》记江卡——察木多——拉里——拉萨——札什伦布－－胁噶尔一一聂拉木一线7226里、69站的详细情况，卷四《诸路程站附考》，记打箭炉——察木多，察木多——类伍齐——墨竹工卡，挞鲁——札什伦布，札什伦布一一聂拉木，札什伦布——咱党——拉萨，松潘黄胜关－一古尔分索罗木，羊八井－一噶尔藏骨岔，以及拉萨分别至西宁、腾格那尔口、玉树、纳克产、奔卡立马尔、生根物角、布鲁克巴的交通线，共计14条。《西藏图考》对西藏境内及其与周围地区的通道、程站言之惟恐不周，是《卫藏通志》之后的又一部重要文献。三、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考察与描述清代关于西藏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记载，比较集中地包含在地方志、游记等类型的文献中。依据前朝资料和本朝见闻编纂的西藏地方志，除《大清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