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论政新记大公报的最大特色

文人论政——新记大公报的最大特色摘要：《大公报》作为近代及其重要的报纸之一，对于近代中国都有着及其重要的影响。新记大公报时期则是《大公报》最为辉煌的一段时期，而文人论政则是这段时期大公报的最重要的特色。研究文人论政，了解当年《大公报》报人的思想，对于我们来说有着及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发。关键词：文人论政自由主义社会责任新记大公报与文人论政大公报是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49年以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1902年(壬寅年)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办，是中国迄今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大公报进入新记大公报时期，而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也是这一时期（1926年至1949年）。而这一时期的大公报的最大特色正是文人论政。当时大公报的总编辑和总经理张季鸾就曾说过：“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然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①而大公报的四大特色分别是社评、星期论文、新闻通讯和副刊，而其中的社评和星期论文都体现了《大公报》文人论政的特色。而无论是正版还是副刊，《大公报》所传播的信息都透着对时局的关注，对政治的钟情。新闻史上的“文人论政”，实际上是报人以新闻职业的方式从事时事评论。文人论政的出发点是文章报国，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和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和抱负。而《大公报》对于文人论政的解读是“今日中国知识文化中心之一的上层知识分子，必须脱去沉默旁观态度，坚握当前的政治责任，发为声音，造成独立健全的舆论，方能与政治相辅相成，并轨前进。”②在近代社会，文人论政的形成有很多因素。从内因来看，千百年来，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也自觉地以儒家的原则为依归，对国家和民族一直怀有深厚的情怀。言论报国、文章报国为历代知识分子所推崇，并成为他们热切追求的理想和勇于担当的责任。而进入近代，西方报刊特别是传教士报刊给中国知识分子以启迪，其传播形式特别是所载言论的巨大影响，恰好切合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之急需。从外因来看，当时的中国社会为民间报业的生存提供了制度保证，那一时期，就报业管理制度而言，大体上可以说是一种登记制，而不是审批制，也就是说政府还认可民间有办报纸的权利。而且在当时，中国的报纸基本掌握在有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手中。这些因素都促成了文人论政的形成。而《大公报》的社论在当时有着极强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凭借文人论政这一①张季鸾.《本社同人的声明》.《大公报》，1931年5月15日.②《上层知识分子的责任》.《大公报》1940年5月10日.特色，《大公报》的销量曾一度领先，赢得了众多读者的支持。不仅如此，《大公报》同时得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赞许和重视，在1941年5月，《大公报》荣获了具有世界声誉的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密苏里大学教务长马丁写信给胡政之说：“贵报今年被推得奖，端为一外国之自由的报纸，在其悠久的过程中，对于公众具有优异的贡献。吾人此项决定，兼得深知贵报伟大贡献之美国记者的一致赞许。”《大公报》文人论政的特色在当时的社会，除了《大公报》之外，也有不少政党报刊和民营报刊，那么，为何《大公报》能在众多的报纸中脱颖而出，收到大家的好评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呢？在我看来，首先就在于《大公报》的社会责任感。《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就是其社会责任感的最佳体现。台湾学者赖光临这样评价《大公报》：“以商业经营为手段，不以盈利为目标，仍保持文人论政的本色与宗旨。”①而同“政治家办报”、“企业家办报”相比，《大公报》的“文人办报”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议政而不参政。它不像政治家办报那样是为了牟取政治利益，而只是希望通过议政来为国家尽到自己的一点“言责”，此外别无政治目的。第二，经营不为营利。文人办报，报馆是经济实体，其运作似与企业家办报相仿；但在经营的目的上，它不像企业家办报那样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而只是希望通过经营来谋求事业的发展，以便善尽其论政的使命。那么在当时，其他的政党报纸更多的是为了谋取自身的政治利益而不是考虑到社会责任，而其他的民营报纸则更注重经济利益。只有《大公报》始终坚守自己的立场，时刻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这也正是其被人赞许的原因。《大公报》的政治思想《大公报》社论的内容是及其丰富的，其评论主要涉及：指责权势人物；宣传苏联建设成就；反复阐明政治理想；反对战争、反对屠杀、反对暴政；从“缓抗”到积极抗日；主张坚持抗战，痛斥叛国投敌。不过无论是社论还是星期论文中，《大公报》最为突出的思想就是改良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标榜个体本位，重视个体自由。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们就有关于个人的普遍平等、国家基于契约而产生以及法的唯一目的在于保障个人的安全不受侵犯等观念。17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在英国正式产生，并随着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进行得到进一步发展，在19世纪成为占据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虽然流派众多，但标榜个体本位，重视个体自由，提倡自由、民主、平等，主张以法治形式保障个体的自由权利不受侵犯，始终是各派共同追求的目标。自由主义是中国近现代文人知识分子尊崇的社会思想，是“文人论政”传统的思想源泉之一。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自由主义思想的精髓。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在中国的传输始于清末，是伴随着西方近代报刊的逐步东渐而进行的。不过自由主义传入中国后，近代报人知识分子坚持认为，个体的自由固然重要，但是民族和国家的强盛才是追求的终极目标，个体自由应以服从民族和国家利益为前提。①赖光临.《七十年报业史》.台湾中央日报社，1981年版，第111页.而《大公报》始终都是自由的践行者。张季鸾一生不为官的经历、《大公报》的“四不方针”都是自由主义思想的最好诠释。而对于自由的追求，《大公报》着重体现在对于言论自由的追求、对于保障人权的呼唤以及以法制委依归的民主宪政追求上。首先是对于言论自由的追求，《大公报》将民众的言论自由权与媒体的言论自由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强调了其作为民主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不过可贵的是，《大公报》不仅提倡对于自由的追求，还提倡言论自由应当是有社会责任的道德权利。“自由之另一面为责任，无责任观念之言论不能得自由。”①而这也正是《大公报》注重社会责任的很好体现。对于人权的尊重是自由主义的一大特点，而《大公报》秉承着自由主义的理念，对于人权格外关注。而对于人权中最为重要和基本的生存权，《大公报》更是重视，并且提倡用法律来保障生存权——“中国非到一切人权受法律保障，不得为民国。”②宪政是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即民主与法治的结合，构成政权的组织形式。宪政也未自由主义所提倡，可以说，宪政是自由主义的实现方式。《大公报》也很提倡宪政，认为宪法不是民众基本权利的渊源，而是其产物，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是宪法的最基本原则。《大公报》宣称：“宪政乃改造中国之最后一剂药，而国民大会则为投此方剂之唯一机关。”③《大公报》文人论政的局限性不过，处于特定的时代当中，《大公报》不可避免的有着时代的局限性。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后，在对传统儒家文化造成冲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收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文化对于外来文化强大的同化力，使得自由主义在中国植根之初就注定其结出的果实必然是中国式的。而《大公报》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的根底决定了其所信仰的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思想的印记。因此《大公报》所主张的自由既是新兴知识阶层民主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的有力体现，也在很大程度上收到了士大夫清议作风的影响，尽管他们也倾心民主政治，但其内心深处所隐含的对于儒家文化的认同，使得其言论仍然不免带有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民本思想虽不乏重民、爱民的内容，但民众始终是被动的受治者，不具备主体意识。而《大公报》的这种民本思想，也是同当时广大民众在民主知识、民众意识民主能力方面的严重缺乏有关的。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大公报》的局限有着不可避免性，而《大公报》的成功则是毋庸置疑的。作为一个新闻人，我们也应当向《大公报》的优点学习，树立社会责任意识，真正的为社会、为民众谋福利。参考文献任桐.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述评（1927—193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书店.2004.①《如此检查新闻》.《大公报》，1933年5月29日.②《愿国民立倡拥护人权》.《大公报》，1928年3月18日.③《宪法与国民大会》.《大公报》，1936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