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城市文化视野

文学的城市文化视野——天津文学与城市文化笔谈(2012-09-1817:12:58)转载▼标签：杂谈主持人语：理解和阅读城市，需要从文学的创作和阅读开始。文学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记录了城市的社会风俗人文信息及其发展变化，而且也是传承和发掘城市优秀文化、塑造和展示城市文化形象、提升城市软实力与增强市民认同感、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和建设文化强市的重要手段。当前，天津文学创作及研究蓬勃发展，特别是《天津文学史》的出版，首次绘制了天津文学发展流变的全貌，为天津文学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提供了条件。在此基础上，我们从文学与城市文化形象塑造、津味文学与城市民俗文化，地域文学的文化精神、文化意义、文化功能、文化共性、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等方面展开研讨，以期在文学与城市的视野中探索天津文学与城市文化研究的新路径，并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进一步讨论。文学与城市文化形象闫立飞文化的繁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已经成为共识。天津把文化兴市、文化强市作为当前及今后的一个战略目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推动城市文化的繁荣发展。作为城市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创作，与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及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一、城市与文学。城市不仅是文学发生的一个基本条件，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作家的文学活动大都集中在城市，而且以其内在的特性影响了文学创作，使文学形成某种共性。这一问题在文学社会学中有着充分的研究，如泰纳在《艺术哲学》中以艺术史为例证明了地理、气候、社会环境与风俗对文学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同自然条件与植物生长那么密切。鲁迅从对“京派”与“海派”的批判中论述了城市对文学的影响，“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北京作为明清帝都，富丽堂皇，形成了“京派”文学的高雅气派和纯艺术的审美追求；上海作为开埠的商业城市，早经欧风美雨的浸染，形成了“海派”文学的洋场文化气派和求新追异的艺术指向。“京派”、“海派”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重要流派的同时，也是城市制约和影响文学创作的典型例证。城市不仅影响了文学创作，而且城市本身也成为文学创作的灵感来源。乔尼在《梦想之城》一书中说：“城市召唤着我们心中潜藏的梦想，因为广大与多样的城市世界，意味着幻想、希望、偶尔的满足和忧伤、期待、孤独，以及在神奇的人生中遇到同路人的可能性……城市不仅是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变化之城’，一座‘梦想之城’。”对于老舍来说，北京就是他的“梦想之城”，北京让他怀想和热爱，“我真爱北京，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正是这种热爱激发了老舍创作的欲望，使他写就了以北京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离婚》、《赵子曰》、《牛天赐传》、《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对于曹禺来说，是天津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雷雨》就是城市情绪的一次集中释放，《日出》则是对城市印象的艺术抒写，天津使得这两个剧本的“每一个音都带着强烈的地方的情绪”。城市还是文学创作表现和分析的对象。泰纳论述巴尔扎克时指出，“他先描写城市，然后描写街道和房屋。他解释房屋的门面，石墙的窟窿，门窗上的构造和木料，柱子的基座，苔藓的颜色，窗栏上的铁锈，门窗上的裂口。他解说房间的分布，壁炉的式样，壁衣的年岁，家具的种类和位置，然后过渡到衣服和用品。”从对城市的分析和表现中，巴尔扎克揭示出巴黎城市的风俗人情及法国的整个社会。被看作现代中国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之一的茅盾的《子夜》开头是上海一个典型地区的全景：“苏州河、黄浦江沿岸的外滩，外白渡桥高耸的钢架，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茅盾通过对城市的体验和描绘，展示了西方现代性在上海的到来，以及上海城市“洋场”特征，小说的故事就是在对上海的描述与剖析中展开，上海城市构成了小说故事的背景和基本框架，是茅盾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样本。二、城市形象与文学创作。城市作为影响或制约因素影响文学创作的同时，也成为文学作品表现和分析的对象，文学作品不仅记忆了城市的历史，而且也以想象的方式重构了城市形象，使其成为一个“可阅读”的文本。记忆和想象是文学重塑城市肉身和再造城市形象的主要方式。城市是城与人的合体。经济、建筑、历史等学科以量化指标、设计规划、人物事件等方式解释和说明城市的过去与现状，可以把丰富的城市内涵用简洁的说明文字进行概括，却无法接触到生活在城市中人们的思想所感，无法深入到他们的心灵深处的世界。市民群体可以感受到城市的脉络气息，却因“只缘身在此山中”，完全属于城市的缘故，无法看清楚城市的形象面貌。老舍指出，“生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像水中的鱼似的，他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么水。”要看清楚和描述城市形象，必须是生活在城市又能跳出城市、类似于本雅明笔下的“流浪在城市中的波西米亚人”，也即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他们居住于城，分享着甚至也陶醉于这城市文化的一份和谐，同时又保有知识者、作家的清明意识，把城以及其他人一并纳入视野。他们是定居者与观察者。后一种身份即决定了他们的有限归属。以城为审美观照对象使他们在其中又在其外”。作家以其定居者和观察者的双重身份成为城市的叙述者与代言人，他们通过文学创作不仅深入到城市人的无意识层面，而且也由此把握住城市的社会结构与形象内涵。作家与城市之间的契合既是城市魅力吸引的结果，同时也提升了城市的形象。萧乾谈及北京城市的魅力时说：“说起北京的魅力来，我总觉得‘吸引’这个词儿不大够。它能迷上人。著名英国作家哈罗德·艾克敦三十年代在北大教过书，编译过《现代中国诗选》，还翻译过《醒世恒言》。一九四零年他在伦敦告诉我，离开北京后，他一直在交着北京寓所的房租。他不死心呀，总巴望有回去的一天。其实，这为现年已过八旬的作家，在北京只住了短短几年，可是在他那部自传《一个审美者的回忆录》中，北京却占了很大一部分篇幅，而且是全书写得最动感情的部分。”（《北京城杂忆·游乐街》）宋安娜在《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一书中谈到了犹太人伊莎贝尔·梅纳德对天津的感情，“她说：‘天津，中国，始终萦绕在我的整个生命之中，无法从我的生命中抹去。’于是，她在成为作家和艺术家之后，在移民美国多年，深深地融入了美国社会之后，却拿起笔来，写她在中国天津的生活。她把这本书命名为《中国梦——犹太人在天津长大》”。天津之所以让伊莎贝尔魂牵梦萦，除了是她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之外，也与该城市的国际性特征及其文化的开放包容性有关，而这些都构成了天津城市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学对城市的想象，建构了“文本”中的城市的同时，文学本身也成为城市形象构成的一种话语。理查德·利罕在《文学中的城市》一书中指出，“城市首先是一个有着其自身力学（尽管这力学已经变得难以确定）基础的物质的现实，然后才是文学的和文化的观念”，尽管文学的观念和文化范式不能取代公路和建筑，不能取代物质的城市，但它们有助于将城市进行“概念化”，“它们对现实进行抽象而非立足于现实，每一种观念都提供给我们一种将城市概念化的方式，以便可以重新将城市恢复到人的尺度，以便可以将城市引向知识的焦点，由此，使一种脱离其物质现实的、对城市的知识性的理解成为可能。文学文本和文化范式有助于我们注意并捕捉住时间的变迁”。文学想象不仅以编年史的形式记录了城市的利与弊——城市存在于文学的叙述中，而且成为阅读城市、探索城市性格与形象内涵的重要手段，“阅读城市就是解读城市化了的自我，就是从内部了解城市……如果罗兰·巴特是正确的话，那是一个必须像某个置身于东京的巴黎人那样去阅读城市符号的自我”。由此而言，理解和阅读城市形象，需要从文学的创作与阅读开始。津味文学与城市民俗文化李小茜天津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积淀了600多年灿烂的城市文化。民俗文化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分支，吸纳了中外、南北各种文化精华，素来以“杂”著称。对于天津民俗民风大规模的文学书写，源自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津味文学的兴起。这一时期，冯骥才、林希、张仲、肖克凡等津味作家致力于凸显作品的津味特色，将民俗文化作为重要的地域特征加以呈现，推动了津味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文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对文化观念具有传播、展示的作用，韦勒克称“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实践，可以作为一项社会文献，充当社会史大纲的功能”。民俗文化为津味文学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津味文学对民俗文化也有着义不容辞的传达之责。津味文学之所以被冠以“津味”，正是由于地域文化已经成长为独立的审美客体，与作品的其他部分形成有机的统一体。林希认为：“文学作品中的‘味儿’，主要的还是指作品中的地域特色，而这个‘味儿’，又主要指的是作品中所描绘的地方风习和地域生活气息，离开了地方的特色，自然就谈不上什么‘味儿’了。”毫无疑问，津味文学的解读与地域文化息息相关，其中也必然包含着对民俗文化的把握与理解。冯骥才是一位典型的地域文化书写者，其笔下的“轶事、俗事、世事、琐事”处处不忘捎带对天津民俗文化的勾勒。小说《神鞭》开篇就详细介绍了清末民初天津卫闹皇会的风俗，不惜笔墨地把拜天后娘娘、绝活儿、特色小吃等民俗逐一解说，这绝非是为了推动故事情节的需要，而是作家刻意设置的特定历史地理空间；林希的津味小说将人物与环境放置于旧时天津这个特定的坐标系上，从中我们看到了人情风貌，体味了世事百态，观察了生活的根系。作品详细介绍了杨柳青镇、书铺买水、小梨园等民俗民风，并成功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市井人物形象，“高买”、“相士”、“蛐蛐四爷”、“婢女”、街头混混等各色人都为当时的社会风貌提供了饶有趣味的解释。民俗文化的展示充分体现了作品的民族性，别林斯基曾经说过:“一切这些习俗……构成一个民族的面貌，没有了它们，这民族就好比是一个没有脸的人物。”不容置疑，民族性是文学作品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的根本。地域文学使用了特有的民族语言，刻画了本土的人情风物，展示了特有的民俗风貌，这些特定的民俗文化正是地域文学不断发展的凭借。津味文学虽在中国文学中不具有先锋之位，但它致力于本土文化特性传达的努力与贡献，及对本土语境中特定状况的诠释，与天津地域文化构成了互为参照的镜像，成为作品民族性的标识。地域文化拥有自己的特色与风貌，但这种囿于本土文化的局限也随之不断放大。我们唯有放眼整个中国文学大格局，正视津味文学的缺失，打破区域属性的限制，走向人性的深处，才能更好地收获创新的视野与勇气。自古以来，民俗传播以人的行为为媒介，社会发展加速了民俗文化的流变与消亡，越来越多的民间艺术家呼吁全社会都主动承担起民俗文化的宣传与保护工作。津味作家作为地域文化的书写者，一方面负担起地域文化传承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本土文化革故鼎新的突破与超越，如何以自信的文化心态，与主流文化遥相呼应共同发展，展示出民俗文化在新时期特殊的艺术魅力，这便是当下津味文学创作过程中需要突破的关键。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天津一直是南北畅通的水陆码头，八方云集的各种文化形态随之涌入，形成独具津门特色的历史文化，如盐文化、码头文化、漕运文化、妈祖文化、市井文化、租界文化、洋务文化、直沽文化、港口文化等。诸多的历史文化衍生了多元的民俗文化，孕育滋养着天津深厚的文学土壤。民俗是大众集体的生活文化，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直观体现，它不仅是作家创作的取材来源，也是文学样式发展的渊源。天津人善于将人生的苦难化为至上的幽默，阅尽沧桑笑看人间百态，深刻地影响着津味作家们的文化选择与创作。天津被称为“北方戏曲之乡”，民俗文化的积淀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相声、评书、快板书、“卫派梆子”、鼓曲等曲艺形式，同时也涌现了不少著名的曲艺艺术家，如京韵大鼓艺术家骆玉笙，相声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