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辩证法

文明的辩证法今天，中华民族要对人类发展承担责任，就应该努力加强对于世情的研究。强调注意“世情”，就是说我们必须有世界眼光。英国上议院的议员、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梅格纳德·德赛在《马克思的复仇》一书中说：斯密和黑格尔的学说构成了现代西方思想的两个基石，但斯密和黑格尔恰好也是马克思最主要的两个批判对象。马克思批判西方思想的这两个“基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无论斯密还是黑格尔，他们都把欧洲的道路、把基督新教当作了一个普遍的解释框架和普适的价值，从而表现出一种非常片面的视角。黑格尔的历史叙述如斯密的一样，讲的只是西欧内部的辩证法或辩证发展，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西欧可以脱离当时的世界而独自“辩证地发展”。他们不但对于中国很无知（尽管斯密赞扬过中国的市场，但黑格尔却几乎一直把中国人等同于鞑靼人），而且他们更完全忽视了伊斯兰文明的动态发展进程。无论斯密还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他们对世界史叙述的一个极大的缺陷均在于，没有包括从罗马帝国衰落到文艺复兴之间8个世纪的历史内容，人类历史在他们那里一下子就少了800多年，而这样的欧洲史、世界史难道不是断裂的吗？显然，在那个时期，人类文明进步的主流、对欧洲冲击最大的文明就是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因此，德赛说：“欧洲现代性的故事是按纯粹的欧洲标准，以排外和无知的方式编写的。在那里，世界其余的地方根本不存在。”马克思超越斯密和黑格尔的地方正在于他的世界视野，他对中国、印度、俄国和美国等国都做了研究，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在多种文明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指出：欧洲的“团结”是欧亚大陆长期冲击和欧洲对外殖民战争的结果，欧洲的资本主义离开了美洲、非洲的资源和中国的市场就不发展，欧洲的金融制度起初不过是其对外扩张掠夺的工具，它迅速地把全世界的财富集中在少数欧洲金融家的手里，并把无穷的战争债务转嫁到欧洲大众的头上，这就造成了那里的劳动者不得不起来革命。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马克思指出：欧洲文艺复兴的语言是“借来的”，正如卢梭指出的那样，文艺复兴的语言是欧洲从“可恶的伊斯兰人”那里借来的东西。我们学习马克思的辩证法，首先就必须学习他的这种世界视野。从16世纪开始，中国文明、伊斯兰文明和欧洲文明在发展道路上确实渐次出现了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提出的那种“大分流”的发展趋势。遗憾的是，彭慕兰的著作没有涉及伊斯兰文明，而这个问题恰恰最需要我们今天认真地研究。布罗代尔指出，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方式不同，中国是“反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典范，我认为他的这个解释既深刻又简单明了。中国有很漫长的、深刻的市场经济传统，这个传统的实质简而言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W－G－W，即从商品经过货币再到商品，而这也就是市场经济的实质－商品交换；与此相区别和对立的方式则是G－W－G，即用钱来生钱，而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方式，也是1500年以降欧洲文明的发展方式。虽然存在着广泛的市场经济，但是中国并没有产生西方那种独立的、支配一切的金融领域，把分散的小农经济、分散的社会财富集中起来向未来投资的信用机制在中国的发育也非常不健全。简单地说，这首先是因为中国与欧洲的历史条件根本不同。16世纪以来，在中国，明清两个绵延王朝实现了长期和平，而长期和平催生的高水平竞争又造成了停滞。我把这种停滞归因于：王朝中国自宋代以来长期实行的“消极的财政政策”和明代以降“依附性的货币政策”，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长期的和平稳定使中国并没有投资于战争和暴力的需求，没有从暴力行动中攫取高额利润的冲动，这与16世纪以降欧洲的情况完全相反。与此同时，中国也好，今天和未来的世界也罢，最应该加强的是对伊斯兰文明的研究，因为正是伊斯兰商人，而不是欧洲人，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信用体系。在欧洲的黑暗时代，伊斯兰文明所建立的这个信用体系以印度洋为核心，横跨西亚、北非和南亚，从而铸造了中世纪人类经济的辉煌时代。实际上，商品和财富的证券化正是伊斯兰商人的发明，而在金融领域的各个方面，欧洲人几乎都是伊斯兰的学生，甚至可以这样说：16世纪以来，欧洲人不过是盗用了伊斯兰的发明攻打伊斯兰。尽管伊斯兰文明创造了先进的信用体系，但是从伊斯兰文明中也没有产生资本主义。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是：熟悉金融工具的伊斯兰文明却坚决地反对金融机构发展为独立的领域并支配一切。伊斯兰教义对此的解释非常简要：按照伊斯兰教义，如果钱可以生钱，那么就没有人再愿意从事艰苦而诚实的贸易了。可见，伊斯兰文明也许最早认识到：“贸易自由”与“金融自由”绝不是一回事，信用和金融制度只能是贸易的“仆人”，只应是为贸易服务的“服务业”，如果这个“仆人”变成了“主人”，“仆人”骑在“主人”头上，如果金融成了一个独立的、占支配地位的领域，那么它就会对真正的“自由贸易”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今天看来，能够早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前1000年就提出这样的洞见，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先见之明，我们在后面会继续论述这个高明的洞见。我们先来说说中国。中国自乾隆时代已发展为多民族的大帝国，生产方式也是多元化的，统治者满族人可谓猎人，而蒙古族、藏族两族为牧人，居住在西北新疆天山以南地区的回族人擅长经商，内地汉族人以农业手工业为生产方式，但也有人说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商人，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发达的信用体系？除了国家的组织能力不强、社会一盘散沙之外，如果非要从文化上来找原因的话，或许是由于中国文明太实际、太严肃甚至太拘谨了，如此实际、理性的文明排斥宗教冲动，排斥冒险。鲁迅在《破恶声论》中说“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他便是说中国文明的宗教感不发达，而人一旦太实际了也就难免滑头。中国传统思想讲实际、讲实用，不过这种“实际”是否就等同于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呢？恐怕并不是的。西方所说“纯粹理性”的实质就是“算计”或者计算，一切都从冷冰冰、严酷的逻辑推理出发，而中国固然讲实用、讲利害乃至于讲利益、讲理性，但这显然并不是指西方纯粹的算计和冷酷的逻辑。对于这一点区别，王国维曾经有很深刻的论述。硬要用西方的话语来套，那么中国人的理性恐怕是介于西方的“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是两者的混合、调和或者综合。李泽厚就是从康德哲学出发，为中国文明造了一个词“实用理性”，他的用心其实也就是说：中国文明的底色介于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纯粹理性”就是算计，就是冷酷的逻辑推理，那么什么叫“实践理性”呢？实践理性不是李泽厚所谓的“实用理性”，实践理性与康德所理解的“自由”或与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差不多，实践理性的出发点就是死亡，就是人生的有限性。人肯定是要死的，如果从人之必死性，即从思考“死亡”这个问题出发，那么“纯粹理性”的算计就不管用了。因此，康德说，只有从实践理性的角度才能认识到人“内心的道德法则”，换句话说，只有从社会、从人类这个整体、从长时段的历史角度思考，才能认识到人类的行为总体来看是利他性的、是为他人服务的，因此是受“道德法则”支配的。而从个体、从人类日常的短期行为观察，人的行为方式则是纯粹理性的、自私自利的。而要领会这个话，我们可以再回想一下由康德所提出的那个关于“自由与必然”的著名的命题。康德说：如果从经验论的角度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必死的，所以大家根本就不必瞎折腾；如果从纯粹理性的角度算计或者“计算”，人生最大的悲哀其实也不过就是“自己死了但钱还没花了”而已。可见，真正促使人类不屈不挠、乐观奋斗、顽强拼搏的理由，从根本上说，既不是经验和功利主义的，也不是“纯粹理性”的。恰恰相反，从人类整体和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在不自觉地为他人、为后人而工作和创造着，尽管这种劳动和创造的成果是我们在有生之年所不能享受到的。正由于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情不自禁地、不自主地为他人劳动和创造，所以也只有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只有包纳和包容他人的视野，所谓“社会”才会存在。而这个“社会”才是“使人成为人”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为之珍视和骄傲的“自由”，因为社会的实质就是这种自由。而这种自由“不仅仅把他人当作工具和手段，而且也当作目的”，它并不是从经验论和纯粹理性的角度能够发现的，所以康德把它视作一项“命令”，称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天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就必定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样，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就一定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而并非眼下流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拥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