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相机抉择与政策规则主要研究内容一、相机抉择货币政策二、货币政策博弈与规则选择参考书1、(美)劳伦斯.H.怀特著《货币制度理论》,第9、10、11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2、(加)杰格迪什.汉达著《货币经济学》第12、15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3、(美)本杰明.M.弗里德曼,(英)弗兰克.H.哈恩主编《货币经济学手册》第21、22章,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一、相机抉择货币政策(一)相机抉择货币政策的内涵(二)相机抉择质疑(一)相机抉择货币政策的内涵基本含义:政府应通过对需求的管理调控经济,主要方式是采用“逆风而行”的经济政策,即反周期的政策操作。政策分类: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主要内容:在经济衰退时,政府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刺激需求,使产出增加,失业减少;在经济出现通货膨胀时,政府采用紧缩性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抑制通货膨胀。主要理论依据: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间的替代关系。政策的贡献:1970年代以前,相机抉择始终上逻辑上最具说服力的政策,在发达国家战后2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中,相机抉择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二)相机抉择质疑问题的提出:为什么英、美1970年代后会出现滞胀?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间的替代关系不存在?问题的根源:相机抉择是一种陷阱。理由:经济主体都具有理性预期的能力。相关研究:1、相机抉择货币政策操作与降低通货膨胀的选择(基德兰德-普雷斯克特、巴罗-戈登)选择1:使目标失业率接近自然失业率。做法:改革失业保险、降低边际所得税率,从而降低财政的外部性。选择2:降低经济主体对未预期通货膨胀的反应。做法:减少随意的、反复无常的货币政策操作(即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选择3:提升公众对通货膨胀的厌恶程度,使其相对高于对超过目标失业率的厌恶。条件:若要降低通货膨胀率的边际损失成本,就意味着使公众接受预期通货膨胀率。要求:赋予中央银行独立性,中央银行行长应该比公众对通货膨胀有着更加“强硬”的态度。相机抉择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在动态不一致的情况下,相机抉择产生的时间一致性均衡是次优的。原因:一是货币当局不会接受自然失业率和零通货膨胀的组合。因为降低失业率的成本大于通货膨胀的成本。二是理性经济主体会根据货币政策的变化调整并修改其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期,从而改变政策制定者的决策参数,使决策者不得不进一步调整政策。这个变化过程将收敛于一种次优结果。结论:一是当经济处于“自然”均衡状态时,相机抉择货币政策是导致失业率和产出偏离自然率的潜在原因。二是当经济出现周期波动时,反周期的货币政策不能有效地抵消这种波动。因为货币政策的目标不是恒定实际产出,而是尽可能地使经济接近于产出的自然水平。2、巴罗-戈登(1983)关于通货膨胀变化的实证分析实证方法:社会无差异曲线的椭圆形状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解释的主要问题:引起实际通货膨胀率变化的主要因素。意义:解释了多重目标下不能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的原因。实证的主要结论:结论1:通货膨胀率随着自然失业率和目标失业率之间差异的增大而上升。假设自然失业率上升,但目标失业率不变,或二者上升的比率不同。若货币当局预期失业率会上升,会沿着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来平衡通货膨胀与失业的边际损失,企图用出乎意料的通货膨胀换取失业的降低。若公众预料到通货膨胀的上升,则实际失业率不可能降到自然失业率以下(滞胀)。结论2:通货膨胀率随着劳动力市场对未预期通货膨胀的敏感性的增强而上升。未预期的通货膨胀带来的、用失业率下降来衡量的支付值越大,货币当局受通货膨胀的诱惑就越大。结论3:通货膨胀率随着公众对失业的关注相对于对通货膨胀的关注的增加而增大。公众越关注失业问题,越容易增加货币当局制造通货膨胀的诱惑,并因此选择高通货膨胀率。当高通货膨胀不能有效降低失业率时,滞胀应运而生。结论4:从基于规则的体制向相机抉择的体制转变,通货膨胀率将上升(成为正值,而不是零)。相机抉择货币政策操作的要点:当局在每一期都要找出最理想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的组合,并各期更新。货币当局不能预先承诺零通货膨胀,使理性预期的通货膨胀永远大于零。事实:中央银行放弃金本位制后,通货膨胀就较前更高,尽管其有能力控制之。巴罗(1986)关于相机抉择政策干扰稳定的解释:与金本位制不同,相机抉择的不兑现货币体制因为“不锚定”长期价格水平、通货膨胀率和预期,所以促使实际经济不稳定。预期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导致流通速度的变化,从而对总需求造成扰动。二、货币政策博弈与规则选择(一)信息不对称与货币政策博弈(二)规则的选择(一)信息不对称与货币政策博弈1、巴罗-戈登声誉约束模型(完全信息下的货币政策博弈)问题的提出:在相机抉择的情况下,货币当局可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意外获取额外的利益,但如果在政策制订者与公众间存在重复博弈时,潜在的信誉损失可能会迫使政策制订者放弃相机抉择转而遵循某种规则。即政府会放弃从制造通货膨胀意外获利的短期收益以确保长期的低通胀给经济带来的好处。BarroandGordon(1983)通过将声誉机制引入模型,考察了政府在面临短期收益(诱惑力)和声誉损失(强制力)下的政策选择。模型分别分析了相机抉择、遵守规则与违约的成本,认为当政策制订者的违约成本低于遵守零通胀规则的成本时,就存在对政策制订者违背规则的诱惑力。在一次博弈的情况下,有可能实现公众保持零通胀预期、政府则实施通胀政策达到利益最大化的均衡。但实际上政府与公众间的博弈不可能只进行一次,政策制订者的行为将影响公众的下一期预期。政策制订者多次违约的成本是其声誉损失,公众对其不信任。模型的结论:一项货币政策能否得以维持,必须满足其强制力大于诱惑力的条件。该条件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公众对政府违约实施惩罚的时间长度。时间越长,其违约成本越高,政策得以维持的可能性越大;二是折现因子的大小。如果折现因子小,后期的成本对政策制订者而言相对小,则其进行欺骗的可能性就大。模型的意义:通过声誉机制将政策制订者的决策与公众行为联系起来,解决了在多次博弈中如何实现均衡的问题,从理论上说明了最优规则的存在及所需满足的条件。2、贝克斯-德里菲尔模型(不完全信息下声誉约束模型)问题的提出:在不完全信息下,由于公众对政府类型的不确定,公众对政府的行为具有不确定的预期,信誉机制的存在能否解决动态不一致的问题?二人将政府区分为强势政府和弱势政府两种类型,然后进行模型分析。假设强势政府不制造通胀,而弱势政府可能迫于利益集团的压力制造通胀,也可能实行零通胀政策欺骗公众,在适当时机制造通胀获取额外收益。信息不对称使公众不能事先知道是哪类政府执政,只能根据政府执行的政策进行事后判断。设政府的任期为两届,建立模型分析公众与政府的博弈过程。设产出与通胀率间的函数式为:yt是第t期的产出,y*是充分就业下的产出,是第t期的通货膨胀率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差额,b为正的常数。即意外的通货膨胀会导致产出的上升。()etttyybett选择与巴罗-戈登模型中同样形式的社会成本函数。α,b>0设公众认为弱政府出现的概率为p,并定义此类政府最小化的目标函数为。0≤β≤1其中,β表示对第二届政府成本的重视程度,z1和z2分别表示第一期和第二期的社会成本。2/2()ettttzab12Zzz由于强政府在任期内能始终将通货膨胀率设为0,模型集中讨论了弱政府执政下政策制订者和公众的行为。以数学形式表示各种情况下的概率(p表示概率):p(零通胀∣强政府)=1,表示强政府一定实施零通胀;p(零通胀∣弱政府)=q,表示弱政府在第一期实行零通胀政策的概率,即弱政府伪装成强政府的概率。模型通过分析弱政府选择零通胀的目标函数值,认为可能会出现三种均衡:其一,当弱政府的伪装成本大于其两期内都实行通胀的成本时,弱政府不会伪装成强政府,公众的不确定性不影响政府行为。其二,当弱政府伪装成本一定小于两期内均实行通胀的成本时,政府欺骗行为的概率足够大,公众的不确定性将影响政府行为。其三,当弱政府的伪装成本等于两期内实行通货膨胀的成本时,弱政府会有时选择零通胀,有时选择正通胀。若公众无法确定政府在未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β值的增加(即对第二届政府成本的重视程度),使弱政府采取零通胀的概率增加。结论: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信誉的力量还是可以迫使政府在政策制订上考虑公众的意见。3、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与委托代理模型问题的提出:声誉模型提供了克服最优经济政策动态不一致的解决方法,即通过“声誉”这种隐含的契约来约束政策制订者的机会主义动机。但非正式的契约约束是不够的,需设计相关制度解决动态不一致问题。研究视角:从委托﹣代理的角度探讨解决动态时间不一致性的问题,适用于相对独立的中央银行。两种研究思路:即罗戈夫(Rogoff,1985)的谨慎中央银行家模型与瓦什(C.E.Walsh,1995)的最优合约模型。(1)谨慎的中央银行家模型罗戈夫的假设:政府不直接操纵货币政策,而是通过选择代理人(即中央银行家)来制订和实施货币政策,并赋予该代理人完全独立行使货币政策的权力。代理人特征:谨慎、厌恶通货膨胀。意义:在其政策目标函数中,会更加注重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弱化通货膨胀带来的意外收益,从而选择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罗戈夫的观点:通过任命一个相对保守或厌恶通货膨胀的中央银行行长,并由其独立地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则公众的预期通货膨胀率将会下降。模型的客观依据:一是很多国家的货币政策的确是由中央银行独立制订的(如美国、德国等);二是中央银行往往会选择比较谨慎的银行家从事政策制订。后续研究:弗拉德(Flood)与伊萨德(Isard)提出了一种依靠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来解决政策的动态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的方法。该方法对遵循规则和相机抉择作出了一种组合,即中央银行在经济正常时执行零通胀率的政策,在面临大的外界冲击时允许其采取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但需为政策的转变支付一定的代价。说明:该代价应在中央银行法中明确规定并严格执行,让公众知道该代价的存在。洛曼(1992)提出具有免责条款的委托代理模型:部分独立的中央银行制度。斯文森(1995)提出通货膨胀目标制:保证中央银行在选择货币政策的具体操作方面的独立性。(2)中央银行最优合约理论问题的提出:如果通过某种机制使中央银行突发货币的预期收益为零,就能够消除动态不一致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瓦什等人提出了中央银行最优合约理论。模型的设计:假定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物价与产出,由此建立中央银行的社会损失方程为:其中,L为中央银行的损失函数;α代表通胀相对于产出波动的权重;k>1是模型必要条件,意味着央行想通过政策调控将产出提高到y*以上,使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22()0,1ttLaykyak由理性预期假设可知,只有意外的通胀才能刺激产出,则产出和通胀率间的函数式为:将方程代入上式,并对求导得到使社会损失函数最小的通胀率为:()0etttyybb t21()(1)ettabbkyb在理性预期条件下,预期的通胀将和实际的通胀相等,由此得到长期均衡中的预期通胀率:再假设中央银行具有某种信息优势,能在公众预期形成之前观察到产出的扰动项,在相机抉择情况下,中央银行的选择为:1(1)etabky选择1,响应供给冲击,从而享有完全的灵活度,代价是丧失政策的可信度,引发内生的通胀。选择2,按规则行事,执行既定的通胀率,可信度可以保证,但由此丧失灵活度,失去增加产出的收益。最优的反应方程应该是:既能实现零通胀率,又能增加产出。但在纯粹的相机抉择情况下,必须附加一定的约束条件。瓦什的观点:政府与中央银行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通过一种和约安排可使中央银行行为最优化。即政府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