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孔雀东南飞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1浅析《孔雀东南飞》的社会价值意义内容摘要：《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部具有重大思想价值、典型的社会意义的诗篇。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深刻揭露了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罪恶，及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贞不渝的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被迫害者的无限同情和追求婚姻自由、珍惜爱情生活的强烈愿望。关键词：爱情悲剧社会价值意义《孔雀东南飞》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汉乐府民歌，被誉为“长诗之圣”。沈旧愚称之为“古今第一首长诗”，全诗357句，1785字。它产生于汉朝末年，原为民间歌曲，可能经过后代文人的加工润色，在民间流传了三百多年，最后编辑在南朝徐陵的《玉台新咏》中，原名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在长期的流传中，人们又常以首句为题，故又名《孔雀东南飞》。这首乐府诗与北朝的《木兰诗》（或名《木兰辞》）并称为“乐府双璧”。它描述的是汉末建安年间发生的一个婚姻爱情悲剧故事。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婚姻爱情悲剧作品不少见，然而这首诗却以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和文化意蕴在文学史上卓而不群，特立独行，堪称封建时代爱情的千古绝唱，在艺术和文化史上闪耀着光彩。[1]首先，我们来分析这个悲剧的故事结构。焦仲卿和刘兰芝本是一对情深意厚的夫妻。在以家庭为本位而不是以爱情为本位，婚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制度下，被动结合的夫妻在婚后能产生深厚的爱情，本是难能可贵，值得更加珍惜。可不幸的厄运偏偏降临到他们身上：焦母嫌弃儿媳，强迫夫妻分离。在封建礼教森严的社会里，焦刘夫妇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礼教强大（焦母是礼教的代表，她的意志对焦刘夫妇具有绝对权威，不从即不孝，而不孝是严重违犯礼教的行为，为社会所不容），他们只有顺从才能保全自身；另一方面，两人感情的深厚又使他们难以分离。面对这种困境，他们试图谋求妥协。焦仲卿在表面上暂时服从了焦母意志，护送刘兰芝回娘家。需要指出的是，妥协不是屈服，而是为了保全爱情和婚姻的一种策略，寄希望于焦母的回心转意。他们对未来仍抱有一线希望，所以采取暂避锋芒，延时待变的策略。这突出表现在即将分别之际，夫妻俩在车中话别，互相鼓励并坚定了维护爱情的信念。在接下来的故事发展中，刘兰芝说服了母亲站在自己一边，成功抵制了县令公子的求婚。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兄长的逼迫，形势急转而下，他们的爱情再次遭到礼教逼迫而陷于绝境。刘兰芝如若再坚持己见，将面临无处容身的境地，生存也面临极大2威胁，而自己抗礼坚守的爱情又希望渺茫，在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好被迫应允了太守公子的求婚。可这并非她所情愿，被迫答应徒增悲苦。她在黄昏走出家门独自悲泣，恰好遇到风闻变故而来的丈夫。焦仲卿悲愤的指责更让刘兰芝痛心。事已至此，他们的婚姻爱情已很难保全，毁灭不可避免。但是让婚姻被活活拆散而亡，还是让爱情在自身毁灭中获得永生，夫妻俩选择了后者。一个在新婚之夜“举身赴清池”，一个“自挂东南枝”，以宝贵的生命向封建势力、封建礼教做了震撼人心的抗争。主体毁灭了，爱情却在精神上获得了胜利。这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其中，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为焦母、刘兄的本意，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妹妹。这从刘、焦死后，“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举动可以看出。——尽管这是他们对刘兰芝、焦仲卿生死不渝爱情的晚到的认可与祝福。他们主观上的出发点虽有利己的打算，但也有把维护自己亲人的终身幸福与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愿望。焦母刘兄是要在自己与焦仲卿、刘兰芝的利益之间找到一块平衡的绿地而共处。然而，他们没有成功。这里，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刘兰芝、焦仲卿毕竟是直接通过他们的手被害死了。焦母、刘兄同时又成了封建礼教的帮凶。这种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正是当时封建制度罪恶本质的必然反映。刘焦之死在当时有必然性。因为他们面临的抉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刘、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造反第三个可能。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刘、焦之死，固然有外来的压力，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他们自身的思想也不能摆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刘兰芝从小就开始学习各种技艺，真的可以说是多才多艺，从她嫁入焦家以后，更是勤侍婆婆，忙于家事，不敢有所懈怠，这样的媳妇被谴！可以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古代休妻，讲究七出，又称为“七去”，是指女子若有下列七项情形之一者，丈夫或公婆即可休弃之，即：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者去；多言去；盗窃去。即使是对照这几条，其实也找不出刘兰芝的大错，她的被休，仅仅是因为婆婆对她看不顺眼，早就想把她赶出家门，所以处处为难刁难她。而婆婆对她看不顺眼的原因是因为两人的婚姻门不当户不对，这些从刘兰芝的话语“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以及焦母的“汝是大家子，仕宦于抬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中就可以看出来了。在魏晋时期，婚姻一般来说是家族和家庭之间联合的工具，反倒是结婚的双方没有说话的权力，3任由家里做主。所以这样的一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被焦母所反对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2]只是觉得在这样的一种制度下，刘焦在父母做主婚姻当中能够相亲相爱，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桩美满的婚姻了，结婚虽说是由家里做主，但两人由陌生人发展到有情人，也是难能可贵的了。婚姻本来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一旦掺杂进太多的外来因素，也就变得非常脆弱了。所以在焦母的干涉下，即使不情愿，刘兰芝也不得不离开焦家。说到刘兰芝，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就是焦仲卿了，他对刘兰芝的真情是有目共睹的，从向母亲苦苦求情，到以为刘兰芝变心时的恶语相向，以及最后的殉情。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一片真情实意。但我们在感动的同时其实也有些遗憾，总觉得焦仲卿的抗争是软弱的，不够坚决。假如他能够再坚决一些，自己做主坚决不让母亲谴刘兰芝，态度再强硬些，也许母亲也会让步，毕竟孤儿寡母的相依为命，做母亲总是最疼儿子，决不会让儿子为难的。但遗憾的是，在焦仲卿的身上，封建的愚孝思想已经是根深蒂固了，母亲的命令，即使是错的，即使是自己不愿意的，也不得不服从。他虽求情了，但当母亲捶床大怒时，焦仲卿能做的就只有诺诺而退了回来。假如焦仲卿能够多抽些时间出来陪妻子和母亲，缓和化解妻子和母亲的矛盾，也许母亲对妻子的态度就没有那么僵了。[3]但这只是假如，男子汉大丈夫，要以事业为重，不能沉迷于温柔乡之中。娶了妻子回来了，但焦仲卿却在官府里忙碌着，以至刘兰芝“贱妾留空房，相见日常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没有了焦仲卿这个润滑剂，尽管刘兰芝处处退让，矛盾在焦母的故意挑唆下，依旧在不断升级。最终让刘兰芝觉得自己不能忍耐下去了，照这样的情形下去，被休是肯定的了，与其被休回家，还不如自请回家，这样还可以保持自己的一丝尊严。所以面对婚姻的悲剧，我们只能是说，焦仲卿是在努力了，但他在工作为重的时候，却忽视了妻子，连妻子回家时还说，要赶着到衙门去，以后再去接你回来。他的这种态度，最终导致了刘兰芝的再嫁及殉情，试想如果他和刘兰芝家里做好沟通，相信家里也会理解的，那么刘兰芝的等待也是值得的了。也不会有那个悲剧的结局了。努力了，却没有尽全力，连自杀的勇气都有，却没有勇气去进行坚决的斗争。焦母迫害刘兰芝用的是“七去”中的第一条。《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母压制焦仲卿用的就是孝顺这一条。刘兰芝回娘家后，也遭到家长制的威压。那么刘兰芝、焦仲卿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这些封建教条呢？没有。刘、焦两人所反复辩解的是他们并没有违反这些封建规范。他们的认识不能不受时代的局限。刘兰芝、焦母刘兄则以为坚守这些封建教条才能真正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幸福。显然，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焦母、刘兄是强者，而刘兰芝、4焦仲卿注定是被吞食的弱者。他们并不是处于打倒孔字店的五四时期，而是处于中国地主阶级还有着远大前途，封建制度正处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4]刘兰芝、焦仲卿的抗争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且没有出路的冲突。因此，他们的死，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产物。他们的死，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思想上的局限，并不能转移或否定实践意义上的客观作用。刘兰芝、焦仲卿不愧是封建礼教的早期叛逆者，因为他们没有逆来顺受地屈从。死与屈从，都是封建礼教对他俩的毁灭。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毁灭。如果他们屈从了，那么虽然他俩的肉体还活着，但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爱情理想却不复存在了。而死，却表现了他俩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赢得后世人民对他俩的同情与尊敬，成为后代粉碎封建枷锁的精神鼓舞。因此刘、焦之死，已冲破个别人、个别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义，揭出了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和意义：首先，他们为爱情而献身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追求爱情是人的一种生命本能，但真正为追求爱情而奉献生命的却不曾多见，特别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更属少见。我们民族在情感上过于理性和成熟。[5]古代的男性们虽渴望爱情，但往往缺乏追求的执著和献身的勇气，一旦面临困难和阻碍就会退缩、投身而回。这也难怪，他们有礼法要遵守，有财产要继承、有名利要追求、有妾婢可纳娶、有青楼妓院可游荡，原本不须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而往往把爱情的苦难和重负推给比自己弱小的女性，让她们独自承受。男性们普遍的畏缩和怯懦，是痛苦而不争的事实。所以我们民族虽有悠久的历史，却难以有几次惊心动魄的爱情，这不能不说是民族的一大憾事。而刘兰芝和焦仲卿却用他们的生命、热血和义无反顾的执著，谱写了一曲爱情壮歌，慷慨激昂，苍凉悲壮。它是我们这个民族鲜血的热度和情感的力度的昭示，是爱情不会被礼教所扼杀的明证；它是爱的悲歌，又是爱的颂歌，诗歌里赞扬的爱情理想激动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其次，在于主人公反抗和冲决礼教的巨大勇气及其反抗的意义。人是个体的，同时又是社会的、文化的，人生活在社会中，不能不受整个社会文化的制约和影响。[6]《孔雀东南飞》的主人公也同样摆脱不了封建文化的制约，封建伦理道德同样是制约其思想和行为的樊篱。夫妻恩爱、婚姻美满，焦母偏要以一己之好恶拆散二人，礼的荒谬性、片面性可见一斑。可5是面对如此荒谬可笑的礼民，夫妇二人一开始并没有萌生反抗之念，而是试图谋求妥协。但礼教并不体恤他们手生卑微的愿望，仍是大加逼迫，绝望的夫妻只能选择毁灭自身来作反抗。个体毁灭了，而爱情生死不渝的理想得以实现，爱情的尊严和完整得以维护，而礼教的荒谬性、残酷性、非人性得以暴露。这种违背人性、荒谬残酷的礼教只有在一次次的否定和冲决中才有可能改变，才有可能更接近和符合人的需要。遗憾的是这种绝望的毁灭式的反抗冲决在中国封建社会太少了，更多的人在爱情遭遇礼教的迫害时，选择了退缩，选择了牺牲爱情以保全自我。礼教不仅没有被冲决，反而日见残暴和严酷，在《孔雀东南飞》后统治和禁锢人们竟达千年之久。焦刘夫妇太孤独了，孤独得有些绝望而又悲凉。但在这孤独的悲剧中，更见其憾人心魄的价值。再次，《孔雀东南飞》所揭示的生存世界的深度，不亚于哲学沉思对人类的存在的考虑，它仿佛一道闪电，照亮了苦难的个体和被荒谬模糊了的世界的基本轮廓，使人看到大胆追求自由幸福爱情的人性之美与青春之光，看到了封建伦理道德的罪恶和卑鄙。[7]它在封建社会早期，就形象地描绘了刘焦殉情而死的悲剧，而悲剧的成因并非简单地某些具体人的人性之恶，而是直指人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素，展示出封建传统观念噬人的本质，在一个群体利益高高凌驾于个体追求之上的传统中，任何平等的对个性自由的向往，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憧憬都是一种奢侈。但是，人类合理、健康、自然、和平人性的理想，毕竟是不可阻挡的力量，它必定要冲破厚厚的封建社会的黑夜而走出一片光明灿烂的田地。参考文献：[1]陶光平;一曲爱情的悲歌——浅谈《孔雀东南飞》的悲剧艺术[J];林区教学;2005年04期;25-26[2]郑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