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

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摇—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军队归谁领导、听谁指挥，是马克思主义建军理论实践的核心问题，也是一直是敌对势力同我们进行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较量的焦点问题。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把我军作为渗透重点，尤其是近年来，敌对势力借西亚北非一些国家政局动荡之机，大肆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妄图动摇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我军从党的旗帜下拉出去，用心极其险恶。面对这些错误观点，我们必须高度警觉，坚决抵制，理直气壮地进行批驳，始终保持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态度鲜明。为了使同志们更好地辨析错误的政治观点，我讲三个方面的，一是“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错误观点的定义、由来及其内在联系；二是为什么要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三是如何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首先讲第一个问题。一、“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错误观点的定义、由来及其内在联系（一）“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定义“军队非党化”，就是军人没有参加党派组织的权利，军队中不能建立任何党派组织，军队不对任何党派负责，不接受任何党派的领导和指挥。“军队非政治化”就是鼓吹军队保持政治中立，不干预政治，不介入党派斗争。“军队国家化”是指军队无政党派系分别，受国家的编组。（二）“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由来“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从理论来源上看，它是资产阶级关于军队、国家、政党、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一些西方学者对此早有论述。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1957年所著的《军人与国家》一书中，就明确主张军人要脱离政治，保持政治中立和政党中立。西方国家把其执政党通过国家政府掌握兵权的军事领导制度，称作“军队国家化”，这是一个具有迷惑性的政治幻觉。在我国，“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观点也很早就出现过。最典型的就是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当时，蒋介石向共产党提出了把人民军队交出去的所谓“军队国家化”要求，我们党则认为，这种“军队国家化”，说到底就是“要把人民的军队化为军阀的军队”，为争取中国和平民主的新前景，我们党进一步提出，实行“军队国家化”必须首先实现“国家民主化”，组建民主联合政府，然后国共两党再把武装力量交给新的民主国家，或者两者同时进行，但这遭到了国民党的拒绝，并以发动全面内战来回答。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地位的确立，“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问题曾一度趋于沉寂。但进入新时期后，它们又再次被重提和热炒起来，这其中有着复杂的背景。苏东剧变后，敌对势力加紧对我推行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而包括“多党制”和“军队国家化”在内的所谓“民主化”，就是其西化、分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民主政治的推进，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迫切希望中国向着“多党制”、“军队国家化”的方向发展，公然提出所谓“剥夺政党对军队的垄断权”、“政党组织应从军队退出”等政治主张，使得“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日益成为对我军渗透破坏的一个重要思想武器。由此可见，“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不仅由来已久，而且有着特定含义和明确目标。（三）“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内在联系“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是意识形态领域引人注目的错误政治观点，也是敌对势力对军队渗透破坏的一个纲领旗号。其中，“军队非党化”处于首要和核心位置，“军队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都是在不同方面对这一问题的延伸。“军队非党化”否定军队与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内在关系，进而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军队非政治化”割裂军队与政治的联系，进而为鼓吹“军队非党化”奠定基础；“军队国家化”是有意搅乱政党与国家、军队的关系，把军队的政治属性与国家属性对立起来，以军队的国家属性否定军队的政治属性，进而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最具蛊惑性。二、为什么要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一）“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在理论上极其荒谬1.“军队非党化”掩盖了政党与军队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极其荒谬和虚伪的。军队和政党都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军队必须接受政党领导，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政党和军队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一定的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组建的政治组织和武装组织。政党是阶级的领导力量，军队是阶级的暴力工具，军队只有接受政党的领导，才能保持自己的阶级性质，并成为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有效工具。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来都不隐瞒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公开声明自己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明确宣示工人阶级政党在夺取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必须建立和牢牢掌握自己的军队。早在苏联红军创建时，针对当时资产阶级所宣称的武装力量应当是“独立的”、要“置身于政治之外”、实行“非党化”等错误言论。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今世界不同国家的阶级关系、政党关系都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但马克思主义关于军队从属于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政党这一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观察和认识政党与军队关系的基本思想武器。有人推崇美军的所谓“非党化”，殊不知美军的最高统帅——总统，就不是党外人士，仅有“驴”与“象”之分而已，相当于军队还是处于党派的领导之下。2.军队的政治属性不容抹杀。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队不可能而且也不应当保持中立。使军队不问政治，这是资产阶级和沙皇伪善的奴仆们的口号，实际上他们一向都把军队拖入反动的政治中。”因此，根本没有脱离政治、不为政治服务的军队。海湾战争结束后，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四星上将鲍威尔说：“人们有时说我是一个政治将军。事实上华盛顿没有哪位将军不带政治味。否则，他就不会成功，因为这是制度的本质。”事实上，西方国家对军队本身的政治控制非常严格、有力，有一整套实施思想控制和精神灌输的严密制度和办法，一直把军队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工具。西方国家是如何从政治上控制军队的呢？主要是通过文官治军、严格挑选军官、牧师随军、寓“政治教育”于“公民教育”之中等途径，加强对军队的政治控制。挑选军官方面，主要是确保那些赞同资本主义政治观点和资产阶级政治立场坚定的人选拔为军官并保留在军队。如美国报考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普林其空军学校时，须有总统、副总统或议员、州长的推荐，从而在政治上把住军官入口关。调查表明，美国陆军军官出身大企业老板、高级军官家庭的占47%，出身于商人、官僚、农场主等中等阶层的占45%，工人和职员家庭出身的只占5%，由此可见，西方国家从政治上对军队的控制十分严格。3.国家的军队与军队国家化不能混为一谈。毫无疑问，军队自产生以来，就是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军队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之所以能成为“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就是因为它“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这是国家与氏族社会的根本区别。军队在国家机器中的地位非常突出。列宁指出：“最能表明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构，即官吏和常备军。”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队是国家的，具有国家性质。然而，“军队是国家的”并不能和“军队国家化”划等号，敌对势力就是通过混淆视听以达到扰乱军心、民心的目的。军队不仅具有作为国家机器一部分的国家性质，还具有从属于执政者的政治性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现代国家通常是由执政党领导的，军队总是或直接或间接地体现执政党的意志。包括军队在内的国家机器作为“器物”必须有人来执掌和使用，这个“人”就是执政者。执政者离不开军队的支撑，执政必须“执军”；但同时，军队的国家机器职能作用的发挥，只有在执政者的领导下才能实现。脱离执政者领导，军队的国家性质必然发生根本变异。历史和现实都说明，在政党政治条件下，军队能否有效地置于执政党的掌控之下，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国家、民族的命运。军队一旦脱离执政党的领导，军权被个人或利益集团所操纵，对任何国家都不能说是好事。这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局动荡、难于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队国家化”主张的军队脱离党的领导而成为纯粹的国家军队的观点，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伪问题。因为军队一旦脱离执政党的领导，就不是现存国家的一部分，不仅成为执政者的反对力量，而且也成为现国家政权的破坏力量。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军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始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军，时刻保卫着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军队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更加重要。敌对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对我鼓噪“军队国家化”，既没有理论支撑，也没有社会基础，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其根本目的就是企图在我党与军队的关系上打开缺口，挑动军队脱离党的领导，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军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从根本上搞垮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至关重大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二）“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具有极大的危害性1.“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危害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诉我们，“兵权之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之所去，则随之以亡。”近代中国政权衰微、军权旁落、军阀四起、连年混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据统计，1960年至1980年的20年间，非洲大陆共发生160次军事政变，平均每年8次。20世纪，中东曾经有17个国家先后发生60余次军事政变。这些国家发生军事政变的重要原因就是其军事制度存在弊端，部队被反动分子利用，导致国家混乱，民不聊生。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放弃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与军队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失去军权的时候也丧失了政权，造成了令人扼腕的历史悲剧。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不顾本国的国情条件和发展阶段，盲目引入西方国家包括“军队非党化”在内的政治制度，结果导致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尽管遇到了种种风浪考验，但始终巍然屹立，不断走向繁荣昌盛。邓小平同志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国家所以稳定，军队没有脱离党的领导的轨道，这很重要。”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对此，我们应该有十分清醒的认识。2.“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有害于我军的性质。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是我军的性质和本色。“军队国家化”把我军的性质与国家、人民性质割裂、对立起来，认为“军队应该是人民或国家的军队，而不是党的军队”，攻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公器私用”、“谋一党之私”。这是与事实相违背的。在中国，军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才能成为人民和国家的军队。从一定意义上说，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一个为废“私”而立、为除“私”而存、为防“私”而续的制度，是一个真正保证军队始终为国为民的制度。中国历来就有“兵归将有、兵随将走”这种个人掌握兵权的传统，这是藩镇割据产生的重要原因。近代随着中国社会危机的加深，军权逐步落入个人手里。各派军阀拥兵自重，彼此混战不断，给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如何铲除军权私有的军事领导制度，废除军阀政治，是中华民族求解放、争复兴历史进程中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产生之前，几乎其他各种军事领导制度都在中国试验过，既有辛亥革命后对西方的照搬，又有大革命时期对苏俄的学习，但都不能根除兵权私有和利益集团所有的顽疾。北洋军阀被打倒后，继之而起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国家境况越来越糟。中国共产党在汲取前人教训的基础上，独创性地建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新型军事制度。这使中国几千年来兵权私有的积弊为之一扫，彻底摆脱了军阀操纵政党及政治的梦魇，军队真正成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战斗的工具。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所具有的这种为“公”制“私”的功能，不仅在于其本身的科学合理的制度机制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