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的志业(2009

新儒家的志业（2009東林寺）(2013-05-2913:51:05)转载▼标签：新儒家牟宗三教育分类：演講稿-教育理論新儒家的志业主讲：王财贵时间：2009年8月29日地点：庐山东林寺整理：廣毅班丘山、平仁修订：王财贵（2014年11月1日2日，修订完稿）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我讲的第六堂课，也是这期课程的最后一次。我们的研习会即将结束，很恭喜各位学员这么好学，这么辛苦地在这里学习了这么久。大家的精神都很可敬佩。本次六堂课程，首先两堂是讲读经教育，后面三堂讲儒释道三家的基本观念，尤其偏重在儒家，因为我课程本来安排的就是以《论语》为主。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讲儒家的议题，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新儒家的志业”──新儒家的“志”與“业”。什么是儒家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新儒家”。要了解新儒家，我们先要了解儒家。什么叫儒家，本来似乎是不必再说明了，但是为什么儒家可以加上这个“新”字？我们很少听说新道家、也比较少听说新佛家；新儒家，加一个新字，这跟儒家的性格有关，也跟儒家的基本学问有关。因为有些学问不必、也不能加上“新”这一个字，但有些学问可以，甚至是必须的，而儒家就属于可以加上新这个字的一种学说或学派。在这一观点上，我们似乎还要对儒家之所以为儒家的特质再说明一下。什么叫做儒家？上一次我们已经说明过了，儒家对人生最基本的认识是道德意识，儒家是从人的道德意识而建立的，所以以后如果要分判谁是儒家、谁不是儒家，可以用它是不是以道德意识为基础来讲学、做人而分判。如果是，那就是儒家，如果不是，那就不是儒家。乃至于要分判儒学传统里的学者，要分判这些儒者的派别，他们的远近亲疏、乃至于高下，最好的分判标准就是看他对道德意识的把握如何、把握得精到不精到。把握得精到，就可以说是正宗，把握得不精到的，就是别宗。牟宗三先生在分析宋明理学之分派的时候，他判定陆王一派是正宗，程伊川、朱熹这一派是别子──叫做“别子为宗”。有些人认为牟先生对朱子判得不公平，竟然把朱子判在正宗之外，就问牟先生是不是跟朱子有仇？牟先生哈哈大笑，说我跟朱子有什么仇呢？学问是理性的事，怎可感情用事呢？只不过是在历史上，学者之间常因见地不同而起争辩，所以我们后人应该给他们一个评判。凭什么来评判呢？就是回归、追溯到这一门学问的最基本的观念，来看哪一个派别对基本观念把握得最紧、最切。把握得最紧、最切的，就是正宗，把握得没有那么地道的，那当然就是别宗了。其实牟先生对陆王跟程朱的分判，我后来发现，也并不是牟先生独自的发明，王阳明早就有这种判法了。阳明曾说“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什么叫做滴骨血？古时候科学还不发达，没有DNA血统鉴定的技术，因此古人用“滴骨血”的方法，来鉴定子孙是不是祖先直传的本族、本宗。比如说有人对一座坟墓起争论，有人说这是我的祖先，有人说这是他的祖先，两家起争论了，要来判定哪一家人才是这座祖坟的子孙。这时候就把坟墓里面的白骨拿出来，刺破这些子孙的皮肤，把血滴到白骨上。如果血滴到白骨上，能够渗透到白骨里面、被白骨吸收，那么就代表他们是同宗；如果这个血不被白骨吸收，流到旁边去了，那就不是同宗。王阳明说我这一点良知，就是千圣相传滴骨血，意思就是说，阳明对自己所讲良知之教很有自信，认为这就是古圣先贤相传的“正宗”。当然每一个后代的儒者，往往都认为自己就是孔孟的真传，这也是人之常情。那我们要如何判定阳明这句话讲的是合理的呢，还是自我的认定而已？这时候就要回归儒家的基本原理──看它是不是从道德意识来立教。笼统地说，程、朱、陆、王都是儒家，都是讲道德，都是德行之教，只是对儒家基本意识——道德意识——把握得真切不真切的差别。王阳明的良知之教与陆象山说的先立乎其大，是属于“心即理”的系统，而心即理是继承孟子而来的传统；所以阳明说自己是正宗，这句话是可信的。至于别宗，别宗也是宗，它或许另外开其他的学问、另外有其他学问的价值。如程、朱对儒家道德意识把握得虽然不真切，他们在教化上、在教育上，也有很大的贡献，牟先生说他们是“别教”，并没有一笔抹杀它的价值，但毕竟不是正宗。话再说回来，从道德意识这一点，能够立出什么教呢？道德意识是一种超越的意识，这一种超越的意识用简单的话来讲，就是人性光明的一面。人性的光明一面，来自于超越界，我们现实的生命能够遵从天德天理而行，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就是所谓的道德意识；明明德就是明这个道德意识；在明明德则是使道德意识切实地在自己的生命中，念兹在兹，随时不仅是体会，而且力行实践——这就是儒家之教。“在明明德”，我们可以说是自我的修养，这叫内圣；下一句“在亲民”，是谓外王。为什么能够亲民呢？因为既然意识到道德的意义了，而这个意识又是超越的、无限的意识，无限的意识就不限于自己本身，它必定扩充为仁民爱物。民物的范围是无限的，所以从齐家到治国的往外开拓乃至尽物之性而与天地参，也是无限的。由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才真正地完成了那一点所谓的道德意识。道德意识这么大的范围，无穷无尽的内涵，都在我的道德意识里，道德之心意像泉水一样不停地涌现。孟子所谓“泉源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有本者如是。”一个真正从道德而行的人，他就好像泉水一样，泉源滚滚，一直涌现一直涌现，不舍昼夜，白天晚上，不停地涌出。“盈科而后进”——“科”就是坑洞、低洼的地方——泉水遇到低洼的地方，虽然一时前进不了，但只要泉水一直涌现，它必定把低洼的地方完全填满，叫做盈科。盈了这个科它还是一直往前进，放乎四海，一直流到海里。这就是道德心的无限。如果像这样子，就可以从内圣讲到外王。内圣必定包含外王，内圣而不包含外王，这个内圣就不满足，所以假如了解道德，讲一个内圣也就够了。内圣必定包含外王，所以这个外王是有根的，有特定意义的，它不只是立大功、建大业而已。外王的立大功、建大业是以内圣为基础的功业，必定来自于道德的要求，而返回道德的功业；所以不是所有历史上改朝换代建国君民的事业，都是儒家理想中的外王事业，只有从道德而建立治国平天下的事业，它才真的叫做外王。有些英雄打天下，并不是道德的，甚至是违反道德的，他们纵使做得再轰轰烈烈，对于人间、对于世界，也并没有良好的贡献，只是在残害苍生。所以儒家一定要从道德意识说起，而从道德意识的一小点，说到最后盖天盖地；小自为人处事，大至治国平天下，一切的基础都来自于道德意识。儒家的道德是通过意识而有的，或说，必须是通过意识的自觉而自己决定的。所以这里有两个“自jué”，第一是自己觉醒这个自“觉”；第二是自我觉醒以后，他会自我“决”定。自觉而自决，自我觉醒就是自我决定。不管是修身还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所有的德业都来自于自觉，都随时在自觉中，都回归于自觉。这个自觉而自决，用康德的哲学来说，就是“实践理性”的发皇光大。道德是来自于自我的觉醒、自我的决定。一个人表面上做了善事，如果善事并不是来自于他的自我决定，那么这个善的价值就减弱了，甚至不可以称作善。这个自我觉醒、自我决定又从哪里来呢？是理性的自我决定。所以我们说儒家的学问是完全理性化的学问，因为它是从理性的正面说的、从理性的正面建立的学问。它遵崇理性而行，这跟其他的学问有很大的差别。我们有些时候也很敬佩西方基督教之类一神教的教徒，他们非常有爱心，常常做社会的服务工作，也做了许多的教育工作、许多的善事，但是他们为善的根本理由和儒家是不一样的。如果问西方的宗教徒何以为善，他们会说我们是为了荣耀上帝，或说我们是受了上帝的启示，所以我们要为善。在康德来看，这种善是“有条件”的善。不管那条件是来自于现实的条件，还是来自于超越的条件，总之如果不是由自我的道德意识而行，都是有条件的善，有条件的善就不是道德的善。当然这样说是很严格的，我们也并不一定要这么严格。这么严格的话，天下的善事就很少了。所以一般在为人处事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讲到这么精细，否则谁还肯为善呢！但是讨论学问不能不讨论到这么精细，要真正的做儒家工夫，不能不认识得这么精细。道德的善的行为一定是出自于“自由的意志”，这是康德对于善的规定。所谓自由的意志就是没有任何条件所决定的意志。如果有任何条件掺杂进来，他的善就不是道德的，也就不是真的善。所以我们刚才说宗教徒的善，如果是由于宗教的启示而为，就不是真的善。佛教也说，真正的布施是自决的舍离，而不是为了功德而布施。为善的本质在于无条件的意志，无条件的意志就是意志之自律——自己规定自己。我们举目普天之下，盱衡古往今来，只有儒家讲的善符合康德对于善的规定——自觉——自己觉悟自己，自决——自己决定自己，自律——自己规范自己，这叫做完全理性化。中国对佛教的吸收在这个完全理性化的生命当中，对内圣与外王起了向往与追求的生命，他除了以道德为人生的目的以外，他要有事功，他必须德才兼备。所以，道德意识必会引申出一种人生态度，就是好学。牟先生说“道德的世界必包含知识的世界”，理性化的生命，一定是好学的，如果一个不好学的人，怎么能说他的道德是高尚的呢？所以孔子一生的教育最重要的是教人好学，学问是理性的成就，好学是理性自我的决定。人类理性的内涵无穷，理性的成就是多方的，凡是属于理性的成就都是我们应该尊敬、应该学习、应该发扬的。所以孔子并没有规定我们只能跟他一个人学。如果有一个人说你只能把我当老师，你拜我为师之后，再去跟别人学，你就是叛徒、欺师灭祖；这便不合孔子之教。孔子说“学而时习之”，又说“见贤思齐焉”、“三人行必有我师”……都是表示人类理性有其无限的开拓的可能，要通过诚恳的学习。所以儒家好学，尊重一切理性的成就。中国古人受了孔子的教导而表现了好学的精神，这在历史上已经有了验证，而且不仅是一个人的好学，而是整个民族的好学。比如中国本来有儒、道两家，后来佛教传到中国来，中国人看到这些外来的修行人，他们有智慧、有学问、有功夫，中国读书人并不会因为他们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或思想不同，就起排斥。中国人也尊重他们，甚至以他们为师，跟他们学习；乃至于把他们所带来的经典都翻译过来。每翻译一本，就研究一本，用这个方式，将印度佛学所有的学派都学进来。所以印度原有的学派，中国都有。后来越传越久，对于佛教的理论越研究越深，到了最后，有人读书读到没有书可以读，问题问到没有人可以问，像玄奘。玄奘他主要是研究唯识学，中国已经有关于唯识学经典的翻译，他大概都读过了；而心中还有问题，中国的这些书籍，以及中国的这些和尚，并不能够完全解答，所以他就发心西天取经。什么叫取经？就是把真正的学问带回到本国来。玄奘不辞千辛万苦，从贞观二年到贞观十九年总共出国十七年，历尽万死千生，终于把六千卷佛经带回中国，开始翻译。当时唐太宗替他建立了译场，敕令他翻译佛经。这个翻译是非常认真的，怎么认真呢？并不是由玄奘一个人翻译、也不是指定某一个人翻译，乃是组成一个“译场”，做团体翻译：由一个懂梵文的人先把梵文读出来、再一个人口译成汉文；口译以后，再有一个人笔受——口译时用的是白话，记录时，将口译的口语以文章的形式写下来，也就是写成文言文，叫做笔受；笔受以后，文章还不一定很通顺，要有文学素养更高的人来润饰，让它也具有文学之美。最后由玄奘审核过，才定稿。玄奘还亲自讲授，带着大家研习，顺便看看有没有地方须再修改。就这样子认真地翻译，翻到唐太宗死了，唐玄宗接位，玄奘也老了。玄奘上奏玄宗，说我老了，无力气再主持翻译工作了，我要告老、要去安养了；唐玄宗说，假如你不主持，还有谁能主持？请您老还是勉强一点吧。于是玄奘就勉强地再主持下去，一直到死为止。所以现在我们读《大藏经》，有许多经一开头，这个经题之下就记着“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我们读到这几句话的时候，都应该起极大的恭敬心，因为这是以生命换来的。这一方面是佛教界的光荣，一方面我认为是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华民族的好学精神。这种好学精神，是由孔子以来，所谆谆教诲的。作为一个儒家之徒，应该是好学的。而这个好学，不只是学我们自己本宗的学问，乃至于不只是学我们本族的学问。举凡人间世界所有理性的学问，都是一个儒者要学的学问。中华民族就这样吸收了佛教。中华民族不只吸收了原有的佛教，也就是不只吸收印度所有的宗派──如空宗、有宗及它们的支派──中国人还自己创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