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专访华为总裁任正非(未删减版)

1新华社专访华为总裁任正非(未删减版)赵东辉：我先把这次采访的情况简单介绍一下，这次是深圳的一次全面起航。现在全球经济形势比较复杂，中国政府希望更大的发展，希望通过我们这次采访，能够为中国经济出谋划策，以华为等优秀公司的经验，在一些领域或者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上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所以希望任总能够分享一些华为的优秀经验，相关采访内容会在我们的内参公开。任正非：华为是开放的，你们想在内参、外参公开都没关系。因为我们公司比较实事求是。无论你们提什么问题，我都如实汇报，我跟你们讲的话，就是真实的话。有时候你们在外面听到的，有些话是真的，有些话是别人编的，他们觉得我这个话讲得不好，就来帮你改了。赵东辉：我们的采访围绕几个主要目的。第一，华为的成功，企业成功的基因和秘诀是什么？您可以从方法论的角度谈，不涉及商业。（任正非：涉及商业也没有问题，我们的战略全在网上开放的。）这也是华为成功的基因。第二，在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华为建立了怎样的商业环境？第三，以华为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优秀公司，如何代表中国引领世界经济？这也是中国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逐渐走向第一大经济体所期盼的。第四，关于深圳特区的未来走向，从您对华为发展的经验来看，对深圳创新发展的建议。第五，华为自身的危机感。任正非：第一，华为的发展得益于中国政治大环境和经济环境的改变，如果没有中国的开放改革，就没有我们的发展。邓小平主导开放改革，深圳优先生态环境改变。深圳87年（18）号文件，有关民营企业产权清晰。没有这个文件，我们也不能创建华为。所以当时18号文件让民营企业起步。后来当华为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我们感到税负太重，很多同志就说把钱分了算了。这时深圳主导出了22条，提出投资先不征税，等到以后收益再征税，实行了好几年。这个时候我们就规模化了。所以如果没有整个国家政治大环境改变和深圳经济小环境改变，我们可能没有起步发展的机会，没有规模化的机会。而且中国经历了30多年，其实每几年就有改变，只是有些2人觉得这些改变不尽人意，还有不满意的，因为他们想让中国走向更加繁荣富强。但是我们在局部已经感受到环境在一点点改变，慢慢跑，我觉得环境可以了，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极其艰难的事情。习主席主导的改革开放，法治化、市场化，更会是百年振兴的纲领。第二，华为坚定不移28年只对准一个城墙口冲锋。我们成长起来以后，坚持只做一件事，在一个方面做大。华为只有几十人的时候就对着一个城墙口进攻，几百人的时候还是对着这个城墙口攻，几万人的时候也是对着这个城墙口攻，现在十几万人还是对着这个城墙口冲锋。密集炮火，饱和攻击，还是对着这个城墙口。每年1000多亿的“弹药量”炮轰这个城墙口（研发500亿，市场服务500-600亿），最终在大数据传送上，我们领先了世界。引导世界以后，我们倡导建立世界大秩序，这时不能只顾自己的发展，也要维护西方公司的合理发展，如何和世界融合在一起。建立一个开放、共赢的架构，有利于世界成千上万家企业一同服务信息社会。否则就会变成成吉思汗，迟早有一天要灭亡。我们担心美国、欧洲、日本的企业落后了，他们落后了，独剩我们，我们就被孤立了。所以我们攻进无人区后，要先建立规则，这个规则不要利已，要利他，这样才能和别人合作得更好。我们有商业秘密吗？没有，大战略无密可保。华为的战略提前两三年都在全公司公开了，全体员工都知道，没有什么小秘密，公司上下左右都能理解公司战略。上到网上，别人也全部知道。所以我们没有秘密，战略全公开，唯一与别人不同的是全公司的团结。第三，我们坚定不移持续变革，全面学习西方公司管理。因为西方早我们一步工业化，工业化有哲学问题，因为西方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哲学，所以他们的数学、物理、化学、工程科学……这些东西先一步，产生了工业化。而中国哲学是玄学，心灵的感悟要变成螺丝钉就有点困难。所以西方率先产生“螺丝钉”，率先工业化，工业化就是流程化，那我们就要向他们学习。我们花了28年时间向西方学习，至今还没有打通全流程，虽然我们和中国公司相比管理已经很高了，但我们和爱立信这样的公司相比，多了2万管理人员，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每年多花了40亿美金的管理费用。所以我们现在还在不断优化我们的组织和流程，从而提升内部效率。基于这三点，所以我们就在这个领域走到世界前面了。在习主席出访英国时，我也给习3主席汇报了这个观点，华为的发展关键离不开国家大政策、大环境。因为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没有遇到过的国际大好环境，法治化、市场化是中国百年振兴的纲领。美国与欧洲陷在中东20年都拔不出来，给我们和平崛起的机会。把内部问题改革好，中国就能恢复巨大的活力。世界经济大宗商品正在大规模崩溃，就会带来一部分公司及国家破产，然后再下去非常危险，那就希望中国能托一下，中国改革好了，最有希望把经济托起来。人大还有十几天召开，看有没有可能减税，减税可以带来企业持续减负，从而增加更多投资和创新；第二，劳动力能不能自由雇佣，如果劳动力不能自由雇佣，转型很困难。唐虹：企业自身的经营和战略，在深圳这个特殊的地方，历史背景分开了，我们其实特别关心华为在当地政商关系，作为企业，对政府有什么建议？任正非：深圳从开放改革初期开始，都是在改革进程中。深圳市政府做得好的一点，政府基本不干预企业的具体运作。法治化、市场化，其实政府只要管住这两条堤坝，企业在堤坝内的有序运营，就不要管。政府最主要还是建立规则，在法治化和市场化给大家提供最有力的保障。唐虹：今天华为是成功的，在世界上，中国有没有希望在下一轮经济引领？高新科技企业在哪些方面？任正非：我个人的看法，第一，小企业不要去讲太多方法论，如果小企业采用大公司的管理制度和方法论，专家讲得云里雾里，你搞不懂。你就是真心诚意地磨好豆腐，豆腐做得好，一定是能卖出去的。只要真心诚意去对客户，改进质量，一定会有机会。不要把管理搞得太复杂。第二，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国家重点改革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把经营权和所有权分开。大型国有企业国家清产核资，以及企业占有了国家多少资源，这些东西是有偿的，国家每年先把这部分的利益拿走。拿走完以后，每年经营增值部分，按资本与劳动的贡献设4定一个比例分配，劳动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华为这些年的劳动与资本的分配比例3:1。所有权在国家，但是经营团队可以经营、可以分一部分增值，其实这也是一种改革方式。唐虹：高科技领域，美国的硅谷始终是世界高科技的高地，中国有希望吗？任正非：高科技领域最大的问题，是大家要沉得下心，没有理论基础的创新是不可能做成产业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理论基础的板凳不是坐10年的，可能要坐更长时间。现在我们处于泡沫经济时代，谁会安心下来做学问啊？做学问的人都是一点钱都没有，上街买个白菜还跟人讨价还价一分钱、两分钱，还被人瞧不起，这是什么教授？“酸教授”。但这个人可能就是明日之星，像梵高一样，他的理论几十年后，才会为人们认识。但是社会并没有容忍这些歪瓜裂枣的存在。有些教授到哪里去讲堂课，炒股票挣几十万，那些真正在做方程、搞学问的可能连纸都没有。国家科研投资主要是用来买设备，不能发给个人。我们是以激励人为中心的，70%的研究费用在人头费上。我们国家搞两弹一星的时候，没有吃的，饿得把山上的树叶都摘光了。钱三强、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这四个人，周总理可怜他们，请他们到中南海吃顿饭，饭里面没有肉，吃完以后他们四个人舔碗，把碗里面的油都舔掉，周总理都看得落泪。那种艰苦条件下，不也把两弹一星搞出来了吗？到底是人重要，还是物资重要？我们搞科研，要反过来讲，人比设备重要。用简易的设备也能做出复杂的科研来，但是简易的人，使用先进的设备也做不出什么来。所以我们要改变国有企业的分配体制，这样国有企业还能焕发青春。唐虹：作为我们中国的大型企业、航母级企业、在世界上有地位的企业，是有可能的，但是能成长出千万个华为吗？任正非：可以的。第一，小企业做大，就得专心致志为客户服务。你想赚客户的钱，就得对客户好，客户才会把钱给你。如果你做假产品坑蒙拐骗，客户第一次上当了，第二次就不会再买了，市场经济就结束了。所以我讲的概念是什么？你要从客户的口袋里拿钱出来，就要真心诚意对客户好，而且客户还会自动拿钱出来。你们看，为什么大家都去日本买马桶盖呢？因为日本的产品质量好。现在是供给侧改革，主要是质量，质量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些东西搞好以后，自然而然带来了市场机会。我认为小企业，特别是创业的小企业，5就是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真心诚意为客户服务，这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样的。第二，先在一个领域里做好。我们的经济经常炒多元化经营、跨领域发展，在一个领域做好，你就是神仙了，想在多个领域里搞好，不可能。因此很多小公司做着做着就做垮了。因此，我认为必须持之以恒做好一个“螺丝钉”。第三，小公司不要恶性膨胀。一个小公司刚有一个发明，其实还没有市场，就估价几十亿美金、几百亿美金。这就阻碍了小企业的合并、重组，单打独斗难成大企业。小企业要不断兼并重组，才能变成大公司的。自己就值几百亿美金，谁还跟你合作呢？你就得单打独斗。世界现在单打独斗还能成功吗？经济泡沫化了，从小积累走向大产业的道路就堵死了。就是泡沫经济对中国是一个摧毁，所以我们就一定要踏踏实实搞科研。我讲个例子。就是飞机涡轮发动机，邓小平70年代复出后，去英国买的涡轮发动机技术，邓小平很高兴，说军用发动机技术能不能卖？英国说军用也可以卖。邓小平觉得军用比民用更高级，就买军用。邓小平站起来向英国科学家致敬，把英国科学家吓坏了，全部站起来向中国致敬。因为发动机理论是中国人发明的，谁发明的？叫吴仲华。邓小平回来就问，查一查吴仲华到哪儿去了？吴仲华在湖北养猪，然后赶快把他调回来在中国科学院热力学研究所做所长。那吴仲华怎么能够原创发明呢？空气进入发动机以后，汽油、煤油要燃烧，燃烧体积要扩张，一层层地体积扩张，用空气动力学的方法很难算出来，他用一个熵截面的方法，提出了一个三元流动理论，世界造出发动机来了。因此，世界的喷气式大客机最大贡献是中国。但一个基础理论，变成了大产业要经历几十年的功夫，我们要有战略耐性。每个理论从认识到成功，需要五六十年的历史阶段，我们要尊重科学家，有一些人踏踏实实做研究。如果像现在这么泡沫化，学术研究这么泡沫化，中国未来高科技很难有前途。苏联破产的时候，我去过俄罗斯，国家困难到那样程度，在一些军工小区里根本看不到困难的景象，照样歌舞升平，照样高生活质量。俄罗斯国家在确保国家战略实力上，那是真心诚意对待科学家的，所以尽管被美国挖走了这么多青年才俊，俄罗斯这只老虎还没有倒下来。什么叫科学家？全人类都搞不懂，就你一个人搞懂了，这叫科学家。当然可能还有另一个人也搞懂了，那就两个科学家嘛。我们国家经济总量那么大，你听不懂汇报，就多给这6两个人钱不就可以了吗？你听得懂，那他也不叫科学家了。他还给学生讲些歪道理，学生也听不懂，但总有一两个听懂，在世界就冒出来了，将来这一两个学生就很厉害。今天国家这么有钱，大型计算机也有了，为什么不能突破呢？能突破，但是我们做的不要泡沫化，不要着急，不要大跃进。每个小公司都认为自己能干，光有理想和热情还不行，还要有理论。没有理论的创新是不可能持久的，也不可能成功。我们公司理论有突破。我们在全世界建立了二十几个能力中心，这些能力中心全是科学家。张德江、胡春华、汪洋、俞正声等中央首长都去过我们科学家的办公室。没有他们的理论突破，就没有我们的领先世界。赵东辉：也是法国数学家吗？任正非：像比利时研究所的光交换也是领先世界的，公司这些能力中心到处都是。所以我认为，中国必须要构建理论突破，创新才有出路，不是一个小改、小革。小改、小革，不可能成为大产业。赵东辉：您说的理论创新是不是基础研究？任正非：理论创新比基础研究还要超前，因为他写的方程连神仙都看不懂，就像爱因斯坦一百年前写的引力波的方程，一个20多岁的小职员写了引力波方程当时谁也看不懂，经过数万科学家一百年的研究才终于证明爱因斯坦的理论是对的。很多前瞻理论突破以后人类当时都不能理解。唐虹：在基础理论的突破，华为聘用的还是国外的科学家多？任正非：我们海外研究所的科学家是外国人，所长是中国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