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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韦伯有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理想：他试图在研究世界各国的文化明的基础上，与欧洲的文明作对比，再而回过头来回答为什么资本主义唯独在欧洲出现的问题，用他的话说就是“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问题”。他一直想弄明白在欧洲资本主义发的过程中，宗教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宗教又在和何种程度上影响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这种宗教的力量是否曾是促使资本主义唯独在欧洲出现的因素。关于本书：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他采用独特的研究视角，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探寻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背后隐藏在文化深处的精神动力问题。通过比较东西方国家的不同宗教及其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得出结论：新教伦理及其资本主义精神是推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和发展的精神动力，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道德依托和价值呵护。韦伯在书中着重探讨了宗教与经济的联系，进而发现当理性主义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与资本主义精神融为一体时，理性主义也可以说是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精神将爆发最后的力量促使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里用“最后的力量”是因为韦伯发现当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得到发展的，这种英雄式的资本主义精神便日益走向衰竭，而且最后还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价值包括节制有度、遵守契约、法治观念、个体自由、精明能干、勤于事业。韦伯认为正是新教的伦理观念孕育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价值，新教伦理是市场经济伦理价值的内核，而促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价值形成的宗教基础则是16世纪宗教改革中德国路德教的天职观和北欧加尔文教的入世苦行禁欲主义。在将《圣经》转译为德文时，路德将Calling(神召)一译为Beruf(职业、天职)，使原指神的召唤的Calling具有了世俗化的倾向。路德认为履行职业劳动是上帝所能应允的唯一存在方式，是个人道德的最高实现形式。加尔文的“预定论”则进一步完善了天职观念，正如书中所引用的“上帝以他那不可思议的圣谕规定了每个人的命运，并且永恒的规定了宇宙间最琐碎的细节。既然圣谕不可改变，那么得到上帝恩宠的人也就永远不会失去这种恩宠，而上帝拒绝赐予恩宠的人也就永远不可能获得这一恩宠。”天职观从道义上肯定了人们追求财富的合法性，摒弃了中世纪“商业不能取悦上帝”的宗教观念，使通过艰辛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获得财富具有了宗教合法性，这一新教伦理观念对于促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价值的形成和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天职观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将劳动看作人生根本目的的求职观念，上帝的神意已经毫无例外地替每个人安捧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二是以服从神意为宗旨的分工观念。新教主张社会的劳动分工和职业分工是神意安排的直接结果，除非有特殊必要，并且是为了更好地增添上帝的荣耀，否则不得更换职业。天职观是新教伦理中最具特质的精神理念，它以“职业中的劳动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这一宗教教义的形式推动了传统基督教所倡导的禁欲主义向世俗化的逐渐转变，同时为尘世生活神圣化开辟了道路。天职观的进步意义首先在于它肯定了世俗职业的合理性，把克已履行世俗职业的义务尊崇为一个人道德行为能力所能达到的最高形式，世俗活动不是与宗教活动相反的、无关的，而是要人们在世俗的生活中追求宗教的神圣性，这使得日常的世俗生活具有了宗教意义，为人们从事世俗活动提供了宗教上的合理性；其次在于天职观念孕育了资产阶级勤勉劳动和尽忠职守的精神。就入世苦行禁欲主义而言，韦伯通过对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浸礼运动诸教派与教会的分析考察总结出:不同的教派虽通过不同的途径(如圣事或忏悔等)达到蒙恩状态，但都是通过与世俗活动相联系的信仰来证明获得蒙恩的。清教徒开始以尘世作为自己的修道场所，传统宗教的出世禁欲主义转变成入世禁欲主义，并在促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价值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世俗的禁欲主义不再是一种义务上的善行或不堪承受的负担，而是每个确定获救的人必须履行的职责，人们在世俗生活中安分守己、克勤克俭地努力工作，形成了一种有系统、讲究方法的理性生活方式，克服了人的“自然状态”，而成为“理性人”。这种世俗禁欲主义首先的内容就是珍惜劳动时间。个人为了完成上帝赋予他的责任，必须兢兢业业地工作，虚掷光阴被看成是万恶之首，在原则上是不可饶恕的罪孽，每浪费一分钟的时问便是丧失了一寸为上帝的荣耀而效劳的宝贵时辰。除非确实必要，人们应该尽可能少的参加社交活动，避免无聊闲谈，否则将会受到道德的谴责。其次，还要恒常不懈地践行艰苦的体力或智力劳动。劳动是历来所推崇的禁欲途径，而新教更进一步将劳动本身作为人生的目的，并认为这是上帝的圣训。上帝为每一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这种职业的人生便是禁欲道德的实践，它表明人因虔诚而蒙受恩宠，虔诚的表征便是他从事职业一丝不苟、颇有条理。最后，积累了财富，还要正确地对待财富。传统的禁欲主义主张人们进行苦修，反对人们占有财富，因为占有财富将导致懈怠，享有财富会造成游手好闲与屈从于肉体享乐的诱惑，更重要的是它将使人放弃对正义人生的追求。但是新教认为，聚敛财富不但不会玷污上帝的神圣性，而是增添上帝荣耀的手段。只有当人们把财富用来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时，它在道德上才是邪恶的，也只有人们为了日后的穷奢极欲、高枕无忧的生活而追逐财富时，它才是不正当的。如果财富意味着人履行上帝赋予的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一些思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与发展，引起了社会生活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韦伯把目光聚集在了宗教改革上。当时的或者之前的中国、印度等等许多国家在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上已经能够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他们并没有衍生出资本主义精神，而欧洲的新教改革之后所宣扬的新教精神中有许多与资本主义精神是相互吻合的。资本主义精神概括起来大致可以说是，勤勉、认真、精心谋划的对待自己的职业和工作；按照节俭的原则去获取利润的积累观念、时间观念和诚实谨慎观念。而基于加尔文主义的新教伦理则强调，工作是一个人的使命，世俗的成功可以作为个人超度的一个标志。这也就重新定义了世俗的工作，将它作为不仅有益于个人而且有利于社会的一种责任，因此将天主教对于工作的概念，转而认为勤奋的工作是一种光荣的标志，这使得新教徒更加注重实效工作，从而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丰富、有效率的劳动力支持。当然韦伯并没有说新教伦理是西欧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决定因素，正如作者在前言所说，他只是试图去探求新教伦理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影响了近代理性资本主义的产生。有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取得了迅速发展，但正如我们知道的，中国受马克思主义影响颇深，尤其是无神论的思想，并没有一种全民性的宗教，这就是韦伯观点的一个反例。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失之偏颇的。首先，韦伯的观点仅仅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并不是要全面的解释全球经济发展背后的宗教因素等，这是对韦伯思想的扭曲。伊恩·罗伯逊说：“韦伯理论的意图既不是要反驳马克思关于‘通常是社会造就信仰体系，而不是信仰体系造就社会’的观点，也不是要证明‘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的‘起因’。韦伯只不过想表明新教的教义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再者，中国经济的发展固然没有受到很大的宗教程度的影响，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儒家伦理对当代中国人依然有很大影响。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儒家到底算不算宗教的问题。儒家伦理作为一种文化因素，对当代中国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就经济上来说，儒家倡导的许多理念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最明显的体现就是道德。韦伯论证了来自新教伦理的种种品质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强大精神动力,新教的观念塑造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有德性的人。就是说,信仰者根据先知创造的价值基准作为行为导向,“现世”被视为在伦理上应根据先验的价值标准来加以塑造的对象。道德是一种有利于治国与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发挥的作用与新教伦理虽然着力点不一样，但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当然我们不能忽略我国在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问题的存在是一种常态，不仅仅是在我国，在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失业率、犯罪率等等许多问题依然是各国致力解决的。在查阅文献的时候，我发现有不少的学者都在通过对韦伯这本书（还有者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评析来寻找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伦理道德问题的解决办法。韦伯在书中并没有描绘资本主义的弊端及其发展的“代价”，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这是对资本主义利益至上的交换关系的控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带来了道德的迷失，为了获取利益，资本家甚至会不惜违背法律道德，有批判者就认为资本家在宗教的外衣下干着肮脏非法的勾当，关于这一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也有很多，比如说《V字仇杀队》，纵情的享乐更是加剧了这一恶性循环。从作为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重要因素与基础的新教伦理出发来寻找应对这些问题的办法，不失为一个不错的想法。“回归宗教”的想法也就被提到桌面上来。为了破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价值的困境，重塑其价值，大部分资产阶级学者一致选择了回归宗教的方式，贝尔、梅原猛、罗宾斯即为主要代表。回归宗教并不是要人为制造宗教或复兴宗教，也不是要回归到宗教改革时的新教伦理，而是回归传统，回归到传统宗教外壳下的一种新的宗教形式。学者们在自己的著作中，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提出了很多种回归宗教的方式，试图从原点上通过伦理教育培养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但是，历史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绝对的倒退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人也不可能就通过简单的反思就重塑自己的宗教信仰。加之在当前的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逐渐祛除宗教色彩，世俗化是一个大趋势，宗教的影响变得相对局限，在这种环境下，祛魅更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所以回归宗教的想法是有些理想化的，是难以实施和实现的。那么，对于这些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我们就束手无策了吗？首先，规范对一个社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必须加强制度建设，打造坚强的制度支撑，完善法制建设。不断的完善权利运行和制约监督机制，比如说当前我国正热的打腐、打帮派，就是为了权力的制约与监督；还要完善个人表达机制和创新体制机制，制度建设必须是全方位的，尽可能做到死角的消除。其次，我们也要发挥文化的作用，发挥经济伦理价值的作用。对我国来说，要发挥深厚传统文化的优势，取其精华。其实当前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政府的一些举动已经开始逐渐重提儒家文化，儒家传统道德本来就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很深，这是我们应当发挥的优势。再次，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这是深深地烙印在名族文化心理内部的，以民族精神展开来加强社会的伦理道德教育要比简单的社会道德教育的作用要大得多。读后感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社会学的一部经典，对于经典，如果仅仅聚焦于这本书的内容而忽略了其他是不行的，跳出内容去挖掘作者的思路才是最重要的。正如当初老师带我们读《自杀论》一样，书中的一些内容已经被证明的错误的，我们当然不能抓住书中的数据不放，作为社会学第一本实证研究，需要读的是如何做一个实证研究，提高我们对文献的鉴别能力和自己的实践水平。在之前，我是受马克思影响比较深的，认为他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已经是无懈可击了。韦伯很明显的就是在于马克思对话，课堂上我们读了很多与韦伯这本书有关的研究和文章，它们有的支持韦伯的观点，有的反对，有的既支持又反对，这就是读社会学书籍一个视角——看这本书、这篇研究在和谁对话。社会学研究几乎没有完全新的领域，很多的研究都是站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对待之前的相关研究我们可以一棍子打死——先破后立；也可以站在前人肩膀上继续拓展；或者像后现代主义那样打破了就走。但是，不能做的就是完全忽略前人的研究，否则很有可能做的就是无用功，而且凭借自己的力量其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很难的。韦伯一生的研究几乎都是围绕文章开头说过的那个主题展开的，这给后来的社会学者们留下了宝贵的一笔财富，基于这个研究领域的研究也就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而且还结合者时代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