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反思文学在崛起

新的反思文学在崛起——文学期刊编辑评说2009年文学创作发布时间：2010-03-15师力斌:大历史缺失之后的历史冲动（《北京文学》）文学真的失去了轰动效应？即使《一句顶一万句》这样出类拔萃的作品，也只在很小的范围内被议论。而类似于郭敬明《最小说》之类的80后文学热闹，本质上更接近于商业焦点。传统文学杂志的编辑们、一部分评论家们每天都盼望大作，然而，最终看到的无非是些男欢女爱和庸常生活。时代潮流抵挡不住，后革命时代的作家很难获得革命作家那种“历史主角”的意识。《北京文学》今年密集发表了多篇重型的主题报告文学来纪念建国60年的历史，其规模与份量在国内杂志中是少见的。比如《一个民族的开放记忆》从高层讲述中国旅游事业的开放步伐；《飞越人间》再现“神舟”系列飞船的发射历史；《巨灾对阵中国》考虑国家安全的全局。杂志这种直接与民族国家发生关系的文学冲动，恰恰是一个反证，它说明，小说在当下的位置不再像《创业史》《红旗谱》那样，能以恢宏的气势和历史主角的姿态来讲述大历史。小说又重新回到“街谈巷说”的“细碎之言”[1]。中篇小说往往被作为当下文学的晴雨表，从《北京文学》发表的30来部中篇和其他短篇来看，日常生活叙事成为小说主流。住房问题、家庭情感、财产纠纷、男欢女爱等这些题材被反复书写。从庸常生活的细碎之言，文学依然能够触摸到大历史的脉搏。可圈可点的作品不下十余部。杨少衡的《黄金圈》（第5期）和郑局廷的《国家投资》（第1期），是基层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微型记录。杨少衡与郑局廷的创作都保持着中国改革进程的现场感。此类叙事，人们惯称官场小说，是近年来小说创作的一大潮流。他们塑造了基层小英雄的形象。《黄金圈》中的基层官员刘克服，尽管没有什么叱咤风云的伟业，但在改革困境中彰显了基层干部的从政智慧。刘克服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后革命”时代基层官员的“英雄”形象。小说展示了基层工作中复杂的矛盾：处理违反计划生育和乡政府被袭击事件，应对工人上访，只身与闹事工人谈判。小说显示了作者直面现实的巨大勇气。四万元的贿赂如何处理，成为小说的一个关节。既不公开上交，也不中饱私囊，刘克服通过邮局辗转上交纪委，最终得以保全自我，进而为工人谋福利。这种基层中国的方式，虽然明哲保身，却实在是那些信念尚存、在森林中跑步前进的基层官员从政智慧的展现。同样，《国家投资》中新上任的交通局长景正中，也是一个在森林中跑步的地方官，他的任务是将一笔大桥贷款转为国家投资，以解决市里的财政危机。这部小说道出了基层工作的复杂性与基层官员的内心挣扎。杨刚良的《白乌鸦》（第7期）和王十月的《开冲床的人》（第2期），是2009年国内发表的小说中给人以刺痛感的两部作品，都与“中国制造”的企业有关。《白乌鸦》中，国企煤气厂自从改制卖给民营企业以后，出身卑微的乡下男人孙德财一变而为公司董事长，而曾经大权在握的党委书记杜惠如却成了橡皮图章。杜惠如为了扭转被动局面，联合下属，借工人们要求发放身份置换金之势，向孙德财发难，官场要挟演变成了工人罢工，全市煤气供应中断，局面一时失控。小说让人警醒的地方不仅在于罢工的题材，还在于它细致入微地揭示了事件发生过程中，上级部门、企业党委、工会、行政、车间骨干、一般群众等多种力量所扮演的出人意料的角色和发挥的意想不到的作用，显示了作者对相当一部分国企现状的精准把握。就在小说发表不久，吉林通钢集团群体事件发生了。王十月《开冲床的人》以现实与理想之间尖锐的冲突，展示了打工文学新的写作向度。打工仔李响失去听力，改名为李想。耳聋成全了他，他开了十年冲床没有出问题，而他的同事却一个接一个在生产中指断掌残。李响于是有了一个理想，即赚钱治病。一年后，他梦想成真，但在剧烈的噪音干扰下，曾千万次躲过的冲床最终砸在了他的手掌上。王十月的书写捅破了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向我们展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场景。同时，又不乏对温馨人性的关照。两个打工仔之间纯真的友谊和美好的梦想令人心动。诗意梦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使我们从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抽身出来，重新审视所谓的“日常生活”。这个作品展示了打工文学的力度和艺术生命力。文学不可能完全脱离历史。另外几部中篇也怀揣历史冲动。王梓夫的《向土地下跪》（第2期），由个人史入手，推出了一个《白鹿原》式的文本，把中国革命史中极其负面的“地主”重新定义为节约、勤劳、正直、热爱土地的形象。让长工做地主，从解放前一直做到改革开放，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无穷无尽的地主梦。更为意识形态化的叙事在于，地主有一份产业，还有一个情人。实际上是当下中产阶级梦想的置换。李唯的《一九七九年的爱情》直接与历史叫板，以一部老式的收音机为道具，构造了新旧两代人不同的爱情。快感是这个小说的首要特征。作者直言，要把小说写得像麦当劳。房产是当前具有霸权意味的文化符号。两个有历史冲动的文本都与房产有关。阿成的《住房简史》（第1期）与其说是一个当代住房的历史叙事，不如说是一个缝补文化裂痕的文本。以一个从无到有、从零平米到百平米的住房故事，使大众对于房产的缺憾获得想象性的解决。这个文本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姿态触摸到了大历史的痛处。林那北的《风火墙》（第8期）表达了一种财产的焦虑。整个故事围绕江南大户李宗林的家训展开：买妻不卖房。然而，他的房子最终难逃劫数。这似乎又是当下有产阶级财产焦虑的一种表征。好看的小说一向以强烈的故事性和戏剧冲突为特征。刘丹《玫瑰门》（第9期），常芳《死去活来》（第8期），刘峰《双龟岛纪事》（第11期），郭雪波《杀了屠夫的猪》（第3期），特别是宗利华的《爆发力》，都在描述纷繁复杂的当下生活景象方面有特出的招数，能制造出极大的阅读快感。这些文本或影射现实或一波三折或悬念不断，将世景人情、流行元素和叙事技巧融于一炉，构成了当前非常流行的成人小说类型。此外，王蒙《尴尬风流》，铁凝《咳嗽天鹅》，刘庆邦《西风芦花》，韩少功《怒目金刚》，范小青《你要开车去哪里》，胡学文《挂呀么挂红灯》，葛水平《荣荣》，夏天敏《跳呀，别楞着不跳》，石钟山《公鸡们的命运》等名家作品，也都各具特色，不乏功力。鲁太光：新的反思文学在崛起（《小说选刊》）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2009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概貌的话，我的答案是：新的反思文学在崛起。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以革命中国为潜在对立面，以现代化追求（特别是欧美的现代化路径）为旨归，以人性、自由等为关键词的反思文学不同，所谓的“新的反思文学”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形态，而呈现出一种弥散的状态，但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从多个角度思考新中国建立60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以中国经验、中国情感为核心，凝聚一种新的关于当代中国的文学想象，从而为在扬弃的基础上走中国道路提供精神能量。这种新的反思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放宽了历史的视野。人们研究历史，并不纯然是为了向逝去的时空致敬，而更是为了确认当下的时空，并为寻找通向未来之路确定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讲，在当下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出现的“重述历史”，特别是将上世纪八十年代“告别”了的革命历史重新请回来加以观照的现象，值得重视。肖建国的《短火》（《小说选刊》2009年第5期）是一篇有意味的小说。小说以“短火”（手枪）为道具串联起中国的革命与改革两个时代，并在字里行间对其进行隐秘地对照。潲桶仔的出生与短火有着传奇的关联：他母亲生他时难产，在家折腾了一天一夜，接生婆来了几个，神也跳了，香灰水也喝了，艾也炙了，滚水也熏了，还灌了参汤，可就是生不下来。就在人们要为这对母子准备后事时，县政府的伙夫佩戴着短火路过这里，小把戏们看见了，齐声高呼：“挎短火的来啰！”人们也跟着高喊起来：“挎短火的来啰！”由于刚建国不久，该地土匪作乱，县政府工作人员都佩戴短火，不仅成功地剿灭了匪徒，而且有效地安定了地方，声望很高，所以在当地“短火”成了权威的象征。历尽人情冷暖，我们进入了改革时代，进入了市场时代，进入了繁荣时代，但就是在这样的好日子里，那支悄无声息地隐于市井的短火，却像一个沉默了多年的幽灵一样，在金钱（欲望）的刺激下，危险地现身了：为了保卫自己的同学兼老板雷牯子的煤矿不被同是自己同学的副县长赵运生巧取豪夺了去，潲桶仔从墙洞里取出了那支短火，但这却加快了他走向黑暗和死亡的步伐……这篇小说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让我们通过潲桶仔普通而又“传奇”的一生，体味平静的生活之下危险的暗流涌动，而更是在于将我们的生活放在较长的时段中去加以考察，从而让我们放弃一时之短长，能平静地品历史、鉴人生，从而能够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理性地思考未来之路。李辉的《打倒王茂田》（《星火》2009年第3期）也是一篇值得品味的小说。小说在充满荒诞色彩的语境中展开：某村的干部换届选举结果一出来，就令人啼笑皆非——七老八十的王茂田竟被选为村支书，而其他的村干部人选，竟也全是一些糟老头子。随着故事展开，我们知道，之所以产生这种滑稽剧般的结果，一方面是因为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多年以来，选出的村干部上台之后大都以权谋私，导致村庄越来越衰败，越来越沦落，最重要的表征就是村里的老人几乎都被儿女从家里赶出来，住到村庄边缘的所谓“养老房”里去了。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人们，尤其是老人们，又想到了从前的岁月，那时候，虽然穷，甚至吃不饱穿不暖，可人的贪心没那么重，社会道德状况也没这么糟，于是他们想回到从前了。在小说中这样处理历史与现实，特别是“忘记”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已发生颠覆性变化的社会基础，想“梦回唐朝”，无疑是有些简单化了，但同样无法回避的是：作者为我们提供的这面不无夸张因而有些变形的现实的镜子，以及里面那些令人心酸的人物，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传统中的某些合理之处。而这，需要我们将之激活。对中国人而言，特别是对城镇居民而言，住房问题大概是仅次于吃饭问题之后的第二大问题了，因此，住房的变迁，往往如一架无声的摄像机，摄下这个社会看似无声无息实则天翻地覆的变化，同样，它还是一面雪亮的镜子，清晰地照出这个社会的情感和心理变化。阿成以此为抓手，通过既宽容幽默又严肃辛酸的《住房简史》（《北京文学》2009年第1期），让我们重新回味生活中的变化。小说主人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住房简史”，使我们窥斑知豹，观察到中国从建设时代到改革时代，从改革时代到发展时代一步一个脚印、一个脚印一段心史的变化，令人感慨万千。而且，作者没有陷入“进化论”的陷阱，而是充分把握其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让我们体会到了过去艰难岁月中的温暖气息，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今日生活中的不如意。向着生活的纵深掘进，发现并艺术地批判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模式造成的社会问题，是这种新的反思文学的又一表征。薛舒的摩天轮（《小说选刊》2009年第4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小说以某大型游乐场摩天轮操作员王振兴困顿的生活为线索，勾连起改革开放以来的岁月，揭示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样态：在游乐场兢兢业业干了大半辈子的王振兴，一次也没坐过摩天轮——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他克服了自己的好奇心。但即便如此，他也无法避免被淘汰的命运——在游乐场升级换代之时，他得知自己“被下岗”了。在即将卷铺盖回家前，他决定破一次列，免费坐一次摩天轮。当他在摩天轮上优游之际，突然停电了，他被“定”在了半空中。这个意外的“停顿”不仅使王振兴看到了自己捉襟见肘的一生，而且也使他通过手边的望远镜，看到了自己的大款堂兄放纵而无聊的生活，看到了自己所住小区内的“大官”表面风光实则灰暗的生活。这样的“景观”如一幅生动的社会图画：底层为生活而焦虑，富人为欲望而迷失。这告诉我们：一种各个阶层都不适的生活，是有问题的，是需要反思的。王华的《回家》（《当代》2009年第5期）则将文学的笔触直指这次金融危机，直指困扰我们已久的农民工问题及更深层的三农问题。关于中国农民的出路，在知识精英的理想规划中是进城打工，是“城镇化”：在此进程中，这个庞大群体的上层，将由“农民工”变为“工人”，在城市获得一席之地；其中层，依靠青春和劳动力，在城市获得必要的知识、资本和能力，并回馈身后那遥远的乡村；其底层，则在其人生晚期，回归乡村，依靠这里的土地，获得必要的生存保障。这看起来不仅美好，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