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读《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义》有感

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读《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义》有感花了一个月有幸拜读了古巴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博士的作品《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义》，对其鲜明的立场、犀利的笔触、畅快的文风、深刻的寓意很是钦佩，同时让我对新自由主义思潮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不得不说通过这部著作，马丁内斯博士让我对世界政治、经济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这里就谈谈我对这本书的理解，以及有了全新认识后我对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谈谈我的看法。在读本书之前，我查了一下马丁内斯博士的基本信息，他长期担任古巴全国人大经济委员会主席、古巴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而且是一位常年活跃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不结盟运动等数十个国际组织的拉美著名经济学家。在这本总共130页的书中，该书主要内容包括：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义、从不可持续到忍无可忍、当今世界的某些结构和趋势、有关全球化的话语、科学技术成为商品、ALBA与ALCA：联合还是附庸？、经济领域的恐怖主义、美国：贸易的战争和战争的贸易等。在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义这一章节中，马丁内斯博士指出，新自由主义成分中更多的是自由主义，前缀“新”不过是自由主义的陈年旧论在二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应用。新自由主义将现代计量经济学、全球化金融市场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现代术语收纳到传统自由主义中，其核心思想不外乎是亚当•斯密的评述——“资本主义体系乃‘自然秩序’，它是一个钟表般精确而完美的机制，拥有市场这样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完美机芯”。作者认为，自由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形式逻辑的精致之至”，“人们一旦接受用以支撑逻辑的假定，其抽象思维及逻辑推理的灵动过程便停滞不前，在不知不觉中沦为优雅而有力的形式的俘虏”。然而，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安瓦尔•沙克所言，“轻薄的问题虽然用精确的方式提出，归根结蒂也只能是精确的轻薄”。除去“自由主义”形式逻辑上的优雅和技术上的无可挑剔，全球化时代的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世界范围内兴风作浪，主要得益于其与金融全球化的幸福联姻。“对金融投机势力而言，新自由主义宛如氧气，须臾难舍。”近30年来，作为跨国资本中的统治力量——金融寡头的利益代言人，新自由主义创造了令人寻味的“成果”和发人深省的“失衡”。遏制通货膨胀，可谓新自由主义成功与失败的分水岭。除此之外，新自由主义的始作俑者——美国遭遇了对外经济的急剧失衡、金融泡沫的一触即发和社会问题的严重恶化，而在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拉丁美洲，债务激增和贫富分化的现实则更加残酷。自由主义，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哲学，以自由作为主要政治价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其特色为追求发展、相信人类善良本性、以及拥护个人自治权，此外亦主张放宽及免除专制政权对个人的控制。在经济方面，经济自由主义是一种支持个人财产和契约自由权利的意识形态，这种自由主义的标语是“自由企业”，支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体制，意味著移除法律上的障碍，如贸易的障碍以及政府施加的垄断和补贴特权。经济自由主义希望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越少越好、或者干脆没有管制，经济自由主义者主张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应该由个人自由的选择，也就是市场的力量。一些人则同意政府可以在一些领域扮演垄断的角色，如维持治安和法庭的服务。经济自由主义接受由于不平等谈判地位的交易而引起的经济不均等是自然竞争下的结果—只要当中没有牵涉到强迫的运用。新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发展，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学思潮，它反对国家和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但不同于经典自由主义，它提倡社会市场经济，即政府只对经济起调节以及规定市场活动的框架条件。作用在国际政策上，强调开放国际市场，支持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支持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认为市场的自我调节是分配资源的最优越和最完善的机制，通过市场进行自由竞争，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实现充分就业的惟一途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集中决策体制下不可能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因为政府不可能有充分的信息做出明智的决策。新自由主义关于一般市场机制的研究，关于减少政府干预、压缩政府开支以提高政府效率的观点，以及关于人的心理预期对经济活动和经济政策影响的观点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从整体上看，新自由主义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思想理论，因此，我们对它应该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在从不可持续到忍无可忍——当今世界的某些结构和趋势、世界经济全球化：现实和神话等章节中，马丁内斯博士集中披露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帝国主义本质及其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远影响。作者首先对“全球化”在语用意义上的误读进行了批驳与阐述。他认为，“对全球化的滥用已经到了必须区分现实全球化和虚构全球化的地步”，有必要分清哪些是“客观趋势”，哪些是“意识形态的操作”。全球化是“一种无法否认、无法低估的现实”，但不能用全球化来解释一切，否则无异于混淆一切。全球化是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它标志着资本主义不平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建构历史的片断之一，这种封闭的、否定任何替代的绝对主义全球化不过是捍卫帝国主义体系的思想工具，所谓的“趋同”无非是为了掩盖深刻的不平等和巨大的差异。如果说“经济话语的同化是全球化最伟大的成就”，那么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最大胜利莫过于“市场神学”的建立，即迫使受害者用凶手的逻辑思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程度越深，各国经济间越是相互依存，其坍塌的破坏力就越发巨大。“商品化的科学技术”是马丁内斯博士批驳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切入点。作者认为，服务于跨国公司垄断利润的科学技术一旦成为资本实现价值的源泉，市场化的技术奇迹就只能带来令人痛苦的两极分化——一边是无法得到满足的基本需求，另一边是难以抑制的疯狂消费。医药、农业和互联网等领域的垄断暴利再次印证了资本主制度反人类的内在逻辑。“只要资本逐利性还决定着科学技术的创造和应用、生产的地域性分配、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传播，那么经济增长与扩张只会加速环境危机的爆发，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将难以遏制，破坏地球的全球化进程仍将继续”。人类生存的惨淡现实表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但没能解决资本主义由来已久的制度性矛盾，反而加剧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分配不公、人口重负和环境恶化。与此同时，科技革命为资本主义配备了功能强大的通信手段，推动着“自由市场”和金融投机向全球发展。马丁内斯博士将这一过程中的资本主义经济概括为三个特征，即全球企业的加速集中、中心与外围的极度分化和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在斯密、李嘉图、马歇尔、熊彼特时代经济理论强调的累进企业模式中，企业家是生产的组织者，而在金融自由化的今天，传统企业模式已被乔治•索罗斯式的暴利投机模式所取代。受控于少数金融集团的跨国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疯狂扩张，尤其是对外围国家经济命脉的私有化改造，不但瓦解了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阵营，使其成为跨国公司的附庸，还彻底打垮了外围国家的民族经济，使其朝着具有寄生倾向的金融业发展。标榜企业民主化和“产权扩散”的私有化浪潮不但没有创造出更多更好的良性竞争，反而加剧了跨国垄断资本的进一步集中。在新自由主义“光顾”拉美以前，中心与外围间的鸿沟由来已久，而在新自由主义“造访”之后，经历了“失去的十年”的拉美不但没能享受到财富溢出效应的福音，反而陷入了更加深不可测的鸿沟。以上是马丁内斯博士站在拉丁美洲的角度对新自由主义的认识，读完此书后，我对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谈谈我的认识。首先，新自由主义对自由市场机制的推崇造成了严重的财富分配的不公正,市场可以消费和创造财富，但它无法体现社会公平方面的追求。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市场统治一切致使其在指导改革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公共政策，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中，政府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取消社会福利体系。这些政策主张的结果是使国家在调节收入分配和缓解贫富差距方面的功能大大地被弱化了。其次，新自由主义要求发展中国家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推行全球化战略，主张国家完全取消贸易壁垒，实行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经济的非管制化，同时把有关主权让渡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实质上，它所推行的全球贸易自由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是为以美国为首的主要以保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根本利益为目的的现行世界经济体系服务的。其最终目标是让强国担负起组织和管理世界经济的任务，阻止弱国拥有保护自己市场的机制和手段，从而保证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市场拥有支配地位。第三，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私有化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并把它作为一剂万能药不断地开给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轨国家，但是，由于对私有化的过分热衷，新自由主义在实施过程中本末倒置，把手段当目的,结果不仅没有出现他们所宣传的结果反而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这些国家，私有化使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造成了普通民众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地位边缘化和经济上的贫困化。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来说，我们对于新自由主义应该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何秉孟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在2004年所发表的报告“新自由主义及其本质”所言，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在于它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有可供借鉴的合理成分，但从本质上说是要维护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和公有制，我们对其以下内容必须加以批判和坚决抵制：华盛顿共识、绝对自由化、全面私有化、全面市场化和全球一体化。如果失去警惕，听任新自由主义泛滥下去，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就会丧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蜕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对于新自由主义，我们既要看到其思想中某些积极的、可以为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机制建立所借鉴的方面，但更要了解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为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全面私有化、全面市场化和全球一体化等观点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更不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指导理论，我们绝对不能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主张照搬照抄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