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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从古至今，中西新闻界对此没有任何怀疑。然而，假新闻始终威胁着新闻的真实性。在和假新闻的斗争中，在维护新闻真实的过程中，新闻学界从各个层面强调新闻真实的内涵、标准、必要性以及保证新闻真实的职业要求、操作程序与技巧等，并发展出了一整套的概念体系。可以说，新闻学的根本使命就是解决新闻的真实性问题。新闻业界也把真实视为自身的立命之本，在实践中发展出了调查性报道、追踪报道、深度报道、暗访、更正等操作程序与操作技巧，也曾多次发动运动（如中共党报史上著名的反对“客里空”运动）严厉打击假新闻。然而，假新闻并未绝迹，至今仍寄生于新闻媒体，并以各种面目不时出现，甚至它还会披上“新闻真实”的学术外衣，戴着如“本质真实”、“高大全”、“正面宣传”、“新闻宣传”等的帽子，冠冕堂皇地行走在阳光下。新闻真实的标准相对较低，只要是事实报道、解释又以事实为依据、语言准确有据，就是真实的报道。即使偶有失误，也会得到读者谅解，予以更正即可。然而，即便如此低的标准，新闻界的同人仍未能完全做到。除了职业素养、职业道德外，更在于新闻生产的流程中渗透了许多非新闻的因素，是种种欲望让假新闻纠缠着新闻真实性。【新闻宣传】新闻宣传是“新闻”和“宣传”这两个词被强行“结合”后产生的一个新词，英语世界没有该词的对应词。在英语世界，“宣传”是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贬义词，“新闻”则是中性词，二者若结合，新闻就会失去公信力。而在中国，“宣传”被定性为中性词，由此结合的“新闻宣传”也就不带贬义色彩，成为至今仍在盛行的词汇。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曾就新闻与宣传的关系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争鸣，试图打破“新闻宣传”的混沌状态。那次争鸣，虽未能把“新闻宣传”送进历史，却明晰了新闻与宣传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有着根本的区别：新闻传播信息、宣传传播观念。这次争鸣可谓功不可没！“新闻宣传”在中国如此根深蒂固，除了新闻与宣传紧密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外，更在于近代新闻媒介是以舆论工具的身份引入中国的，并被赋予了“救亡图存”的时代重任。如今，睡狮已醒，新闻媒介的启蒙、教化功能也让位给了信息传递、信息服务功能。这个词也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期待越来越少的人使用“新闻宣传”！因为“觉醒的中国人”是能够理性地判断是非对错的。【新华体】新华体中的“新华”是指新华通讯社，意指这种文体是新华通讯社所有新闻报道的结晶，也指这种结晶在公众脑海中的总体印象。目前尚未考证出新华体的“生辰八字”，但首次被编入辞典是1993年的《宣传舆论学大辞典》。这部辞典赋予了新华体光辉的形象：“消息简洁，文字精炼、篇幅短小；善于用事实解释事实，很少空发议论；层次清晰，尽量做到一个事实一段，消息中段落过渡自然；稳健中见权威，该快则快，该慢则慢，注重通稿的信誉；善于抓大问题、关键性问题，重大事件的报道多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角度，主题开掘深刻。”①辞典外的新华体却是“是耶非耶”的混沌形象。誉者赋诗曰“建安风骨新华体，开国记者白发人”；毁者把它与“样板戏”、“党八股”并列。这在于不同时期的新华社对新华体注入了不同血液，也在于这个高度抽象的词，不能有效包容它的每个因子。故严格地说，把新华体看作一种新闻报道的总体风格更为恰当。该词虽早在新闻界普遍流行，却至今未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目前，新华体早已逾越了新华社的界限，成为中国传播媒介的主流文体。作为一种风格成熟、易于操作但存有缺陷的文体形式，人们期待着它能够修正缺陷、抵达完美。【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曾问周恩来总理，为什么你们的报纸上没有坏消息？周恩来答道，我们的新闻方针是以正面报道为主。这个插曲曾一度在西方新闻界流传。这个故事说明了中西方对“好”、“坏”新闻的看法是不同的。长期以来，正面报道始终是我国新闻报道的指导方针。1989年李瑞环《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讲话，为正面报道定下了基调：“一切鼓舞和启迪人们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进步而奋斗的新闻舆论，都是我们所说的正面。”自此，正面报道、负面报道、中性报道成为学术界经常使用的热词，但这些概念至今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其实，这是一对被误解、误用的概念。想想何谓“正面”、何谓“负面”，以及对谁是“正面”、对谁是“负面”的问题，也就不难理解“正面”、“负面”只不过是强加在新闻报道规律之上的人为的思想枷锁及管制新闻的理论依据。只要是公众欲知、应知、须知而又未知的新闻，都应报道。至于它是“正面”还是“负面”，要看行政机关如何处理新闻事实。正面报道过度会有负面效果，负面报道处理好了也会有正面效果。【典型报道】与新华体一样，典型报道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样式，西方新闻学中没有这个概念。我国的典型报道始于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4～5月，《解放日报》接连发表消息、通讯和社论，持续开展“吴满有运动”，拉开了塑造典型的大幕。借助“×××运动”，典型报道在20世纪60～80年代走向成熟。南泥湾、雷锋、焦裕禄、大庆、大寨等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个符号，至今仍有不少符号活跃在公众的集体记忆中。典型报道犹如一股魔力，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但也有如“农业学大寨”、“六厂二校”式的历史伤疤。90年代后，典型报道逐步式微，虽然仍有人为典型报道唱赞歌，典型人物仍不断涌现，但典型报道的袪魅化，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在于典型报道的使命不是告知新闻，而是“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是为了用“典型”、“榜样”去推动工作。在小农经济和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时代，需要典型报道去整合民众，但在价值多元化的信息时代，典型报道要发挥效力，须凤凰涅槃后，才有望重现辉煌。【高大全】这个词和“文革”期间的一部电影《金光大道》有关。片中的主人公“高大泉”是个十全十美的英雄人物，符合“四人帮”提倡的文艺作品要“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的“三突出”原则。由此，“高、大、全”成了“三突出”的代名词，成为文艺、新闻等领域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新闻领域的“高大全”表现在典型报道上，那个时候的典型人物都是值得凡夫俗子崇拜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他们的事迹犹如神话故事，充满崇高与激情。俱往矣！混乱、愚昧的“文化大革命”早已谢幕，“高大全”也早已成为贬义词。但“高大全”的阴魂仍未散去，在当今的一些典型报道中，仍能找到不少让人反胃的、有意拔高的描写、叙述。断臂的维纳斯在人们心中仍是美的化身，回归人性，回归生活，有血有肉的人物，仍会是读者心目中的偶像。【暗访】暗访，也称“隐性采访”，是获取新闻素材的一种采访手段。这种手段造就了一批名记者，产生了许多新闻经典作品，起到了惩恶扬善的作用，至今仍被新闻业界频繁使用。对这个术语，学术界从最初的认同发展到质疑，乃至根本否定。这与“隐私权”的兴起与普及有关。暗访，不论是介入式的还是非介入式的，都会有意无意地侵犯采访对象的隐私权，于是在隐私权的名义下，学术界开始批判“只要达到正当目的，不顾手段”的工具主义思想与做法。“暗访”的合法地位变得岌岌可危，由此带来的道德、法律等问题逐成为近年来我国新闻学术研讨的热点。讨论达成的基本共识是“暗访”要把握好“度”，谨慎、适度进行。事实上，媒介竞争和渐趋“失范”的新闻职业规范，已使大多数暗访成为我国媒体赚取眼球的噱头。其实，大多数暗访的素材，可通过正常的采访方式、特别是迂回的方式获得。但暗访仍在继续，结果是把记者身上的光环一点点扒去，成了人人鄙视的“狗仔队”。【深度报道】新闻学科的术语，其内涵向来是争议居多，对于深度报道，虽有不同表述，中西方学术界却达成了基本共识。形象地说，深度报道是“以今天的事态核对昨天的背景，从而说明明天的意义”。这种报道形式的源头可追溯到美国的“黑幕揭发运动”，那场运动不仅奠定了美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基础，还改变了美国新闻界的工作传统：深度报道崛起，并发展出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等报道样式。我国的深度报道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出现过以《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为代表的经典作品。可惜深度报道的强劲发展势头中断了，曾一度让位给现场短新闻，但不久又以稳健的步伐开拓疆域，大规模进入了广播电视媒体。深度报道赋予了新闻真正的“灵魂”，让其能铁肩担道义，为人类远航保驾护航。在唯有变化是确定的信息世界，我们有理由期待深度报道再次崛起，重振昔日辉煌。【调查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是深度报道的一种，它旨在查明那些被掩盖起来的、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深层次事实，并予以曝光，因而它是一种更为详尽、更带有分析性、更花费时间、更需要勇气的报道。调查性报道源于美国早期的“扒粪运动”，20世纪70年代《华盛顿邮报》两名记者鲍·伍德沃德和卡·伯恩斯坦成功揭露了“水门事件”丑闻，遂使调查性报道盛行于美国。调查新闻学也随之兴起，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新技术手段也被引入调查报道领域，发展出了精确报道、精确新闻学等概念与做法。调查性报道引入中国，却遭到了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报道思路的狙击，使其在概念内涵、选题范围、操作流程等方面发生了变异，更多地成为政府职能延伸下的一种舆论监督行为，而不是主动暴露政府和公共机构中的腐败行为和丑事。党的十七大报告已明确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实现这四项基本权利，除了政府的信息公开，更需要调查性报道有更大的作为，尽量多揭露那些被利益集团封锁的深层信息，这不仅需要记者的勇气、胆量，更需要国家给予相应的制度保障。【追踪报道】追踪报道，是内涵非常简单的一个词汇，它是指对新闻事实的连续跟踪报道，直至事实真相全部曝光为止，不过这个词的存在保证了新闻的真实性。马克思曾指出：“只要报纸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承担这个艰巨任务的是追踪报道，这在于新闻事实的展开、曝光有个过程，要把这个过程的全貌及时、客观地展现给读者，非追踪报道不可，这意味着追踪报道不是一种新闻文体，而是一种报道手段，故追踪报道可采用消息、通讯、特写等多种新闻文体。美国新闻界把追踪报道形象地称为“一次战役或一次讨伐”。我国的追踪报道总体上不错，但在批评报道领域有许多虎头蛇尾的追踪报道。幸而，中国3.38亿网民有了追踪报道的意识，他们正苛刻地审核着一个个事实疑团，以集体的力量执著地追求真相。【文风】文风是指文本呈现给读者的整体外形。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为文风定了基调：“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经过这次整风运动，党八股、洋八股消失了，“真实、实在、简洁、明了、尖锐、泼辣、生动、活泼”的新闻文风标准由此确立，但其内核不是新闻，而是政治宣传。其代表是新华体以及“崇高、壮美”的摄影风格和“爱憎分明、生动有力”的播音风格。“文革”时期，这一优良文风蜕化为“高大全”、“假大空”的恶劣文风，直至改革开放后，这种恶劣文风才得到清算，并恢复原貌。这是因为决定新闻文风的不是新闻文本本身，而是规制新闻文本符号如何排列的传媒体制。目前，我国新闻界正朝着以新闻专业主义为内核的、真实、客观、公正的新文风迈进。注释：①刘建明：《宣传舆论学大辞典》，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撰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生刘继忠)链接吴满有其人吴满有（1893年～1959年），陕西横山人。1934年土地革命后，吴满有分得一座荒山。因善于经营、吃苦耐劳而致富。1941年在缴纳公粮后还有一半盈余，并购买了不少公债，引起注意。1942年4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人物通讯《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得到朱德的称赞，吴满有被命名为全边区的“劳动英雄”。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号召全体边区农民开展“吴满有运动”，“向吴满有看齐”,大力开荒生产，提出了“吴满有方向”。吴被视为值得提倡的当时“先富起来”的农民（新富农）的代表。农业上的“吴满有方向”与工业上的“开展赵占魁运动”一起成为“延安精神”的象征。1943年春节后，《解放日报》又发表吴满有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提出要为毛泽东代耕（当时边区政府所有人都有耕地或者织布任务），因此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吴满有在边区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