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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一：通货膨胀与中国经济2010-12-18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教学内容：内容提示：居民消费指数价格连创新高，生活必须品价格逐月攀升，宏观调控措施密集出台，当欧美国家还在为通货紧缩消费低迷而苦恼时，中国已被蒙上了通货膨胀的阴影，内有多年货币超发压力的滔天巨浪，外有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和游资热钱的推波助澜，多种力量叠加共振之下，年初还风正帆悬的物价地平线，转眼间已是雷电交加，其转变速度之快，势头之急可谓近年来所未有。通胀问题已迫在眉睫，中国经济如何保全稳定增长的发展趋势，它传递的是怎样的经济信息，对中国经济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演讲者：复旦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证券专家，经济学家谢百三先生。教学过程：一．学生观看视频（三十分钟）二．学生讨论（十分钟）1．导致中国通胀的原因是什么？2．政府的对策？（如何进行宏观调控？）三．教师小结点评（结合教材，通胀的含义．表现．成因，对策。加深对教材知识的理解。）教案二：中国资本市场二十年2010-12-25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教学内容简介：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形成了这样一个丰富的格局：蓝筹股市场迅速发展，引领整个市场的成熟进步及国际影响力的提高，近5年上海市场筹资额是前15年的3倍以上；中小板、创业板和代办系统建设使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架构基本确立，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和转变增长方式功能作用日益显现。这些领域多年来的发展成就，既从不同侧面反映、见证了中国资本市场20年不平凡的改革发展之路，也将进一步凝聚市场发展的共识和信心，推动中国资本市场迈向透明高效、结构合理、机制健全、功能完善、运行安全的新台阶。主持人：王鲁湘主讲嘉宾：吴晓求（经济学家）教学过程：一．学生观看视频（三十分钟）二．学生讨论（十分钟）1．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2．我国股票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三．教师小结点评（结合教材有关股票的相关知识点，加深对教材知识的理解。）教案三：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2010-09-07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教学内容各简介：主讲：陆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嘉宾：今天我讲这个《十字路口中国经济》实际上我们还是要从头来解读我们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以来，我们中国所处在的这个制度和结构这个因素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下，首先中国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城乡之间的二元分割，首先我们看到中国的城市化是非常滞后的，在经济学界有一个说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远远的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如果我们去看统计数据，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整个中国GDP当中所占的比重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比重基本上在90%。但是我们的居民消费能力却增长得相对来说比较慢。地方政府都非常强调当地的经济增长的速度。第三个在中国比较严重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就是我们劳动（力）弱势的这个局面，我自己认为中国可以做主要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城市化和区域格局不断发生调整的过程当中，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的增长，寻找到新的增长动力。与此同时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为劳动力的流动进行松绑，再下面呢，我觉得就是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要完善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另外，我认为中国需要配合我刚才讲城市化进程的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我把它称之为“土地和户籍制度的联动改革”。第二个大家谈到中国刺激内需的事情就会想到服务业的增长，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到底是在沿海地区发展，还是在内地发展的问题，服务业其实只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消费型服务业，一种是生产型服务业。所以中国未来一定是经济向以下几个地方集聚，从全国层面来讲就是向环渤海湾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几个世界级的大都市，然后在这个全国级的三大都市圈之下，我们还有几个区域性的都市圈，等到中国的人口有70%到80%成为城市居民的时候，有50%以上的人口集聚在沿海地带东部的都市圈里面，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时候农民占有多少呢，农民占有的人口数量大概就在15%，等到农村居民大量变成城市居民，一方面这批进入工业和服务业的人，可以成倍地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与此同时留在城市里面的其他居民就从农民变成农场主了，农民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成为富裕的农民。驶入经济快车道的中国，已来到了改革的关键时刻，也是考验政府和民众智慧的时候，这是挑战，同时也是机遇。此时我们需要的是冷静的回顾，反思与前瞻，找到结构失衡的根源，积极稳妥地推动土地和户籍制度联动的改革，在城市化和区域格局的调整中，提升内需，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教学过程：一．学生观看视频（约三十五分钟）二．学生讨论：1．怎么理解“完全统一的国内市场，加上完全平等的国民待遇，这就是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软动力”？2“推动土地和户籍制度联动的改革”应该注意的问题？三．教师小结教案四：富人穷人距离多远2010-10-07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教学内容各：主讲：陆铭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贫富分化是个普遍的经济现象，如果不能很好地加以控制，就会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财产集中在国家手里，人民普遍贫穷，城市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很小，农村的情况也差不多。1978年之后，城乡收入差距因为农村的经济改革而持续缩小；1985年是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一个年份，此后城乡收入差距开始持续拉大，到2009年达到最高值。收入分化的现象不仅发生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也发生在行业之间。与此同时，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的差距在拉大。从2000年开始，中国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上升。贫富分化越发明显，各地频频发生工潮，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富人穷人究竟距离多远？执政党和中央政府一直努力阻止这个危险距离扩大的趋势，但怎样才能真正实现良好意愿？今年以来一些地方都出现了工人罢工，不少企业承诺加薪，并改善工作环境。但矛盾和压力不都是企业的。阻止进一步贫富分化，政府有无法回避的责任：在民生上投入更多财政资金；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限制行政垄断，让资金和人员在各行业之间自由流动；以及压缩政府自身开支。这一切有赖于约束权力，对政府施加有效的监督。(汪伟)收入差距是如何拉大的？改变分配状况需要很长时间，但这些政府部门的表态、规划和政策证明，改变分配不公的现状已经是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主题。政府准备提升国民的收入人们还记得总理温家宝年初的承诺：在他接下来3年的任期里，将把主要精力放在促进公平分配上。在过去的60年里，增长是执政党谋划的主要目标。但在中共中央正加紧制定的“十二五规划”里，分配将占据醒目的位置。将于10月份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将审议规划内容：分配很可能被看成是和增长同等重要的事情。国务院同时将公布经过多次修订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准备牵头制定《工资条例》。改变分配状况需要很长时间，但这些政府部门的表态、规划和政策证明，改变分配不公的现状已经是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主题——另一个方面则证明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经济学家主要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和其他来自中国的数字一样，中国的基尼系数有多个版本。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和李长久的报告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一篇文章中说，这个数字是0.47。不管哪个数字，都显示中国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是什么驱使着中国的收入差距不断上升？经济总量的急剧膨胀往往带来收入差距拉大和贫富分化，类似的情景在几乎所有经历过快速增长的国家的历史上都发生过，人们处置的方法不同，结果也不同。有一些国家成了当今世界上的“成功国家”，另一些要么坠入了动荡不宁的泥淖，要么重新回到了贫困的深渊。导致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都关系到中国最深层次的问题，改革将考验政府的意愿、勇气和能力。财政支出失衡要缩小收入差距，有些人认为，关键是提高中国工人——尤其是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也有人认为，政府掌握了过多的财富，是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关键。第一次分配，也就是工资收入，在过去的10年里，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通常认为这和中国劳动力供应的形势有关：需要就业的人太多了，工资就难以上涨。但最近，经济学界开始有人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这个问题：政府过于倾向于资方，工会没有为工人争取应有的权利，人为地压制了工人的有组织抗争的后果是压制了工资上涨的可能。这种情形正在逐渐被工潮所改变。第二次分配指的是政府在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和中国急剧增加的财政收入相比(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之后，财政收入今年将达到8万亿，仅次于美国政府的收入)，民生方面的开支上升得很慢。财政收支既关系到第一次分配，也关系到第二次分配。因为政府的所有收入都来自社会，财政收入一元钱，企业和个人就要失去一元钱。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将达到8万亿元，如果计入政府基金收入和其他经营性收入，政府收入占GDP比重可能与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美国持平。但中国的人均GDP(3800美元)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一般来说，在人均GDP3000美元的水平，财政收入不应该超过GDP总量的20%。政府收入多了，个人和企业收入就少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在多数国家，劳动收入占GDP60%左右，而中国只占到42%多一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数国家用于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和就业服务的开支要占财政支出一半以上，但中国这方面的开支仅占财政开支的28.8%。中国政府的钱主要花在固定资产投资和自身消耗上了。在讨论导致收入差距的原因，人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财富的分配上——不管是企业层面的分配，还是政府层面的分配。但我们同样不应该忽视财富的生产对贫富分化的影响。那些体制性的障碍——户籍制度、行政垄断和审批，限制了中国人迁徙和创造财富的自由，让官员变得腐败，造成了一批既得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使得法律、行政命令甚至司法判决都开始向少数人倾斜，大多数人就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中国财政资金大量投入基础设施和其他领域的投资，这些资金使用效率如何，缺乏有效的评估。普遍认为用于经济刺激计划的4万亿投资——配套投资还远不止这个数字，绝大多数都是政府资金——对中国GDP“保八”起了决定性作用。今年，美国和欧洲准备退出刺激计划，但中国政府仍然表示，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继续刺激经济的另一个说法。但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黄亚生认为，这样做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城乡分割拉大收入差距麻省斯隆商学院教授黄亚生给记者发来的材料中，有他和中山大学2009年在广东所做的一项农民工调查。他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城市化有一种特有的迷惑人的地方。从2000年开始，中国开始急剧地城市化。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城市化会带来家庭收入的增加，进而刺激消费的增长。“中国城市化把2.3亿农民变成农民工，这个过程本身增加了国民收入”，根据黄亚生团队的调查，农民工在广东打工的收入是在老家相同条件下打工收入的2-3倍。但这一“不得了的经济成就”却没有拉升中国的消费。黄亚生说，2000年以后，中国家庭消费占GDP比例实际上在下降。这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家庭更注重储蓄而不是消费。事实上，农民工的确很重视储蓄。广东的农民工的储蓄占收入的40%，比城市居民要高15到20个百分点。城市化带来的增长之所以没有在消费行为中体现出来，黄亚生说，是因为公共服务的欠缺抵消了这种增长。而中国的公共服务是和户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公共服务和户籍联系在一起，人口史专家葛剑雄说，意味着农民工虽然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但不能享受与本地市民一样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机会。黄亚生和中山大学调查了2000多名农民工，一半以上的人在广东已经生活了6年以上，其中有一人从1976年就在广东打工。他们都没有取得当地户口。城市和农村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人口密度高，消费需求集中，能够减少交易成本，有利于发展服务业。黄亚生说，这种经济上的规模效应是近代以来全球性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城市化往往会带来消费上升，但中国例外。农民工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主要消费却发生在农村。以广东的农民工为例，他们存钱的主要目的是供孩子上学和在老家建房，仅前者一项，就占到了农民工总开支的33%。如果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