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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是增长的关键2015-01-0710:01来源:经济参考报作者:樊纲,方烨/采写过去10年当中,两次过热遗留下大量的后遗症。产能过剩、债务问题、影子银行、地方融资平台这些都悬在我们头上,尽管可控,但是毕竟导致了投资增速偏低,让大家感觉风险比较大。今后还需要一段时间处理。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92至1993年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1994至1995年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96年创办国民经济研究所。2006年起兼任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00余篇,专著8部。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64期日前召开。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发展潜力、增长要素与风险管理”的主题演讲。樊纲表示,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确实有所下降,但是变化并不会太大,预计十三五期间仍会在7%以上,位于7%到7.5%的区间以内。在促进增长的四大要素中,劳动、制度的贡献率可能略有下降,但是资本和知识的贡献率肯定会有所增长。当然,实际增长情况还要看能否将潜在增长率充分发挥出来,这需要一系列的改革和政策调整。十三五潜在增长率应在7%以上好的正常增长,是指充分利用了潜力而且没有通货紧缩的增长率。2016年到202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大约是7%到7.5%。中国对美国的追赶指数只有13%,差距巨大,潜力也巨大。樊纲从十二五规划评估和十三五规划制定谈起。他说,现在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好像偏低,只有7%多一点,一个通常说法是中国经济告别了两位数的高增长时代,进入一个比较低的增长时代。对这个说法,我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不同意那句话:中国经济告别了两位数的高增长时代。樊纲认为,这句话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中国过去30多年,绝大多数时候不是两位数增长。看看统计数据,过去10年中国有两次两位数增长,一次2004年到2007年,一次2009年到2010年。第二个,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超过9%一定通货膨胀,超过10%,一定既通货膨胀又资产价格膨胀。两位数增长从来就是过热增长,从来是中国政府要防的。什么是好的正常增长呢?经济学有个术语叫潜在增长率,是指充分利用了潜力而且没有通货紧缩的增长率。如果实际的增长速度和潜在增长速度基本吻合,就没有产能过度利用和通货膨胀。分析潜在增长率有两个基本的方法,一个是要素分解法,另一个比较直观的方法是滤波法。总说中国过去30多年是高增长,但是如果把价格因素引起的通货膨胀去掉,也就是7%到9%之间,潜在增长率从来不是10%以上。所以现在中国经济其实是回归正常,并不是到了低增长阶段。研究未来的增长潜力,也是研究未来要将增长目标稳定在什么地方。这就先看看中国未来潜在的增长率是什么。这里就要用到要素分析法。基本的结论是,2016年到202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至少在7%以上,很难有个具体的数,只能大概有一个区间,7%到7.5%。现在国内一个重要观点是中国劳动力短缺,因此到了十三五期间潜在增长率可能到6.4%。但是樊纲表示,他们仔细研究了得出这一结论的模型,认为这些模型都犯了一个重要的错误,就是没有计算人力资本,没有考虑到学校教育的正面影响。樊纲认为,现在研究增长的模型通常已经不仅仅用劳动力作为一个变量,而是用人力资本作为一个变量。人力资本是根据劳动力受教育的年限进行折算出来的,是经过技术加工之后的劳动力,相当于资本的概念,里面包含着技术的含量。现在所谓的内生增长理论,其实就是因为包含知识的因素在里边。所以最近这几十年,计算增长模型必须用人力资本的概念替代劳动力的概念。还有一个用来分析中国经济目前状态和今后增长潜力的因素,就是看它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发展经济学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差距产生动力,发展的过程最终就是趋同的过程,人均收入水平趋同,经济发展水平趋同。用另一句话说就是赶超。中国现在在世界上的水平还是相当低的,人均GDP去年年底是6700美元,今年大概7400美元左右,说起来已经接近高中等收入国家,其实比起发达国家差距还十分大。世界最高的是挪威,10万美元,瑞士也有8万美元。美国、日本的人均GDP也都在5万左右。按去年年底算,中国对美国的追赶指数只有13%,也就是说把美国作为标杆算,中国的人均GDP只有美国人均GDP的13%。差距巨大,因此潜力也还是巨大。同一个指数,韩国1979年达到13%,之后又高速增长了20年,可见增长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30%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战后60年,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追赶指数超过30%。按PPP算,有些国家人均GDP早年比美国高,但是由于一次一次危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近这些年很多国家没有超过30%,巴西说是很高,但也只有20%左右,墨西哥、智利还更高一点。东南亚国家也没有超过30%,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现在还低于10%。四小虎都没有过30%,过30%的只有四小龙。新加坡几乎和美国持平了,香港和西欧持平,在70%左右,韩国和台湾这些年持续不断增长,现在在60%以上。首先一个坎是超越30%,第二个坎是进入60%、70%的团队,但是受到的压力很不一样。越过30%这个坎是世界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比较难的,20%的时候可能是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也就是容易出事的时候。真正过了30%,进入高收入阶段,很多问题就会不一样。中国现在正处在这个坎上,不仅仅是十三五期间,可能再多一些时间才能迈过去。知识与资本是未来增长的主要要素增长要素四大方面,劳动力和制度改革的贡献也许比过去小,但仍然有贡献。知识进步和资本这两项可能贡献比过去大。综合加在一块比过去可能低了一点,但是7%左右的潜在增长率是有的。樊纲表示,中国经济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既是潜力,又是挑战。横向历史比较,西方起飞的时间大概是1780年前后,瓦特蒸汽机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中国则大概是在1980年,起飞相差200年。西方随后又经过70年,发生了第二次法国大革命,争取权利、民主,反特权,要求建立社保制度。中国发生这类事情大概是在起飞后30年,2010年这些问题开始暴露了,中国有西方的经验教训,搞了社保制度,政府也很重视,于是社会问题还能应对,不至于发生革命。这是大的历史画面。谈到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樊纲表示,按照现在的发展经济学归纳,增长一般有四个大的要素:劳动、资本、知识、制度。其中,知识、制度是软性的,不是硬件;资本很大程度上也属于软件,比如金融资本也是资本组成的一部分,但是它需要一部分虚拟资本和实体资本相配合,这样才能够有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才能起到作用。经济越往前发展,增长的要素越不是硬件本身,而是软件。比如说制度,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制度创造价值,因为制度改善效益。最直观的例子是农村承包改革,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技术还是那个技术,但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三年时间就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然后是知识。人类财富增长的根源就是技术进步。因为技术的发展,原来的废石头现在变成了铁矿,从里面能炼出铁来作为生产原材料,这就是知识和技术创造的价值。相当早的时候,增长模型就把生产力的提高、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当作一种增长的要素。后来又加进了制度,现在研究劳动和资本之外就是研究知识和制度。劳动力变成人力资本,资源变成资本,里面都包含着知识的要素。当年有一个著名的悖论,那时候大家分析说美国有那么多资本,输出的产品一定是资本密集型的。结果,研究来研究去,发现美国出口的产品当中,劳动力工资成本占大头,是劳动密集型的。后来通过仔细研究包括理论的进步,发现原来美国的出口不是劳动密集型,是知识密集型,是人力资本密集型的。它出口的都是由大学毕业生生产出的东西,是人力资本生产出的东西,这就和附着在人身上的知识对应了起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今后确实还存在增长潜力。第一,现在都说劳动力供给减少了,人口红利没了。樊纲表示,劳动力是一个被很多人用错的概念。中国劳动力总量再有5到6年就可能停止增长,中国的老龄化也逐步在提高,但是也有两个因素会抵消劳动力总量增长放缓的趋势。首先,中国还有30%甚至更多的劳动力是农业劳动力。他们的转移还远远没有完成。中国现在劳动力短缺,工资迅速上涨,不是因为劳动力转移完了,是因为制度上有缺陷阻碍了劳动力的转移。如果下一阶段中国能够真正重视农民工进城的问题,所谓的劳动力短缺就会得到缓解,而且能够基本保证我们未来10年、20年的劳动力基本供给。其次,中国这些年教育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教育条件有改善,尤其是硬件,改善得挺快。第二,再讲资本。中国现在有点资本过剩,中国的储蓄比起可以用的投资来显得太多了,整个GDP的50%都被储蓄了起来。这个储蓄主要不是家庭储蓄,而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储蓄起来就得投资,不投资就会变成外汇储备投到外国去。所以现在中国鼓励企业走出去,允许个人、企业利用更多的外汇到国外投资。关键的问题还是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中国过去三十年没什么创新,这个很正常,西方发展200年了,中国刚开始,最初20到30年就是学习、引进、消化、吸收、模仿。中国没有经过一定实际积累不可能有创新的能力。但是现在经过20到30年,中国的企业越来越多走进前沿或者接近前沿了,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开始逐步具备创新能力。这里特别要说的一点是,创新是一个很广义的概念,既包含科技创新,又包含其它方方面面的创新,特别是商业模式的创新,管理方法的创新,产品品牌的创新或者是销售渠道的创新。然后是制度改革。总的来说,也许制度红利不像过去那么大,但是潜力仍然巨大。综合四大方面,劳动力和制度改革的贡献也许比过去小,但仍然有贡献。知识进步和资本这两项可能贡献比过去大。综合加在一块比过去可能低了一点,但是7%左右也是符合这种要素分析的。只有做对事情才能发挥潜在增长率尽管中国有潜力,但是要想让潜力发挥出来,实现潜在增长率,保持稳定增长,那还要做各种正确的事情。樊纲说,还要强调的是,尽管中国有潜力,但是要想让潜力发挥出来,实现潜在增长率,保持稳定增长,那还要做各种正确的事情。比如说,社会要稳定不能出大乱子,就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缓解居民收入差距,反腐败;还要努力发展教育,搞城市化,调整结构,减少污染,保持宏观经济基本稳定,别过热,别出大的危机。不要像拉美那样,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再加上政治动乱,一次一次打断增长。最后一部分,他讲到了十三五期间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风险。第一是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要转型。不是说转产,而是提升它的结构,提升它的生产力。政府有选择地支持鼓励某些产业发展的政策叫产业政策。樊纲表示,十二五一个重大的教训就是,政府对所选择的产业实施的鼓励其发展的政策有非常大的负面效果,结果导致光伏、LED产能严重过剩。十二五产业政策方向当然对,但是中央政府在五年规划中提出来,上下都当作重点,全国28个省将这两个作为战略新型产业,各级政府给补贴,资本市场也凑热闹,然后就出现一窝蜂。政府鼓励发展不能用这种方式,要更多让市场选择,因此我们提出一个普惠式的产业政策。普惠式的产业政策就是鼓励各行各业应用新技术,对所有中小企业进行减税或者是某种激励政策,不要有选择地鼓励某些产业,而是让各行各业提高竞争力。这样,各行各业劳动成本提高了,竞争激烈了,但是用不着转产放弃原来的产业,而是要努力提高生产力进行技术升级,其它的让市场去选。第二,如何进行创新驱动和科技发展。十二五的又一个重大的教训,是科技发展政策不成功。巨大的投入没有产出多少真正的新技术,这是科技界、教育界公认的。而且大量的投入,加上大量的补贴,扭曲了人们的动机,反倒使创新动力不足。很多大学教授忙着填表申请经费,没工夫做科研;企业为了争当科技创新企业,弄了一些垃圾专利,就是为了申请政府补贴。政府的资源应该集中在基础科研领域,而鼓励市场创新的资源可以通过风险投资的方式。风险投资不是政府一家单独搞,而是政府选择风险投资项目。这样政府就可以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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