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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权：卢梭与贡斯当之比较摘要：在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卢梭和贡斯当的辩论具有象征意义。本文以“人民主权”为切入点，在“公意”、主权的界限、主权实现的方式以及对自由理解的分歧等方面对卢梭和贡斯当的政治法律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比较，借以厘清人民主权的内涵。历史总是阴差阳错，令人难以捉摸-即使最美好的动机也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同时代对相同问题展开激烈讨论的两人却素昧生平从未谋面。他们就是本文我们将要论及的法国人卢梭和贡斯当。让?雅克?卢梭(J?J?Rousseau)生于1712年，卒于1778年;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Constant)则稍晚于卢梭，1767年生于洛桑，终于1830年。二人都被后人视为是十八世纪思想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自由主义的奠基人和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导师。在历史铺就的舞台上，他们给世界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然而在这一舞台上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却迥然有别。卢梭在人们印象中是一位孤独的思考者;而贡斯当则更多的是一位不屈的抗争者。二者在政治思想史上的形象因与大革命的联系而流传于世。启蒙运动约略从17世纪末叶开始，涵盖18世纪，而以法国大革命为其颠峰。这段时期涌现了大批杰出的思想家，他们所共同蕴藉的精神氛围，包括宗教宽容、经济自由、分权制衡的民主政府等等，在思想史上开创了政治自由主义。然而在思想启蒙运动先驱者和自由主义奠基人内部，他们的主张不尽相同。在他们内部的分歧中，卢梭和贡斯当的辩论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我们对处于同时代的两位法国思想巨擘进行比较研究，对于厘清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理论分野和历史发展脉络，对于我国现阶段的政治改革无疑具有十分重要参考价值。笔者在此仅以“人民主权”理论为切入点，力图对两者的政治思想的异同发表一些拙见，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功效。之所以选择“人民主权”为论述基点，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卢梭以其“人民主权”理论开创了政治权力合法性讨论的历史先河，①并吸引人们以无所畏惧的自我牺牲精神为此浴血奋战，在历史上留下了空前绝后的影响。同时许多人对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缺乏深刻的认识;而贡斯当在以“人民主权”来界定政治权力时候则采用了明显有别于卢梭的思想方法。第二，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是其社会契约思想和公意观念的逻辑结果;而贡斯当论述的“人民主权”则是基于其自由理念。对“人民主权”论述反映了他们的时代视野和理论重心，表现了二者的政治思想概貌。一、人民主权的基础：“公意”与“普遍意志”最早提出近现代意义上的“主权”概念的应该是法国思想家让?布丹(1530-1596)。在其《国家论六卷》中，他首次将“国家”和“主权”联系起来，认为主权是绝对永久的、至高无上的，可以不受法律的限制。在此后的17、18世纪，主权理论逐步发达，例如霍布斯主张绝对君主主权，洛克则从财产权的视角对主权给予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诠释。然而，真正将主权赋予人民并使人民主权理论深入人心的是卢梭。人民主权学说在卢梭的政治哲学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是他的全部政治法律理论的精华所在”。卢梭的主权理论是以公意为基础的。他认为“主权……不外是公意的运用”。公意理论是揭开卢梭人民主权理论面纱的“无形之手”。那么公意又是什么呢?在卢梭那里，它又与社会契约理论密不可分。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卢梭在否定强力能够给政治权威提供任何合法性和道德性的基础上引出了社会契约论，他说：“既然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任何天然的权威，既然强力并不能产生任何权利，于是便只剩下来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③接下来卢梭论证了既能够保全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又能够以全部共同力量来卫护和保障人类的权利和财富的社会契约。他认为“如果我们抛开社会公约中的一切非本质的东西，我们就会发现社会公约可以简化为如下词句：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④在此公意赋予了共同体生命、意志及公共人格。共同体也因而脱离个人而成为了独立实体，公意是该实体的灵魂或精神。为了保证共同体的正义性，卢梭还区分了公意与众意的差别，认为众意是个别意志的总和，而公意则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公意不能理解为公民多数人的意志，而应理解为公共利益的体现。众意可以通过不同公民集团所代表的不同利益之间的一致来体现;相反，公意作为人民意志的体现则只能是一致的，因此它也就总是正确的。”⑤社会契约和公意是互为表里的一对事物。社会契约是公意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公意则是社会契约的精神内核。正因为公意永恒正确、一致，主权也就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卢梭认为“正如自然赋予了每个人以支配自己各部分的绝对权力一样，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体以支配它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⑥。在深入探讨公意的基础上，卢梭归纳了主权的基本属性：(1)主权是不可转让的;(2)主权是不可分割的;(3)主权是不受限制的;①(4)主权不可被代表。②应该说，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很好地解决了从封建绝对主义国家政治权威向资产主义的自由主义政治权威过渡的合法性问题，为资产阶级掌握、分配政治权力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他的这种思想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但是，正如贡斯当认识到的那样，善良的动机并不必然产生美好的结果。贡斯当是主张立宪的自由主义者。他在参与政治实践的过程中敏锐地觉察到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从本意上讲，贡斯当对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是心存矛盾的：一方面，卢梭为人们所提供的理论切中了封建绝对主义国家的要害，代表了当时希望获得个人解放的大众心理，而这也正是贡斯当希望实现的目标。另一方面，贡斯当对大革命中所出现的专制统治和恐怖主义者利用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为自己辩护的情形心有余悸。这种矛盾心理正是促使贡斯当对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不断批评和反思的根本原因。贡斯当深信人民主权原则，亦即“普遍意志高于任何特殊意志的原则是无可争议的”。③对于法国大革命后保守主义者借口人民主权原则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导致暴政而全盘否定这一原则的论调，贡斯当予以了坚决的反击。他强调，“世界上只有两中权力：一种是非法的，那就是暴力;另一种是合法的，那就是普遍意志”。④然而，贡斯当所理解的“普遍意志”与卢梭的“公意”却有很大不同。卢梭所理解的“公意”是彻底的人民公共利益的体现。他非常强调社会公正与公平，追求人类的平等。在卢梭那里，“人并不是有自知之明的苏格拉底式的理智的本体，而是从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即从社会条件的角度来看待的。”⑤因此，公意就是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所有个体的利益和意志的反映。公意是最普遍的意志，是所有人的共同利益与意志表达的结果。社会各成员都平等地参与其中。因此卢梭认为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并且社会各成员(即社会契约的所有缔约者)都平等地享有主权。尽管贡斯当也承认人民主权是“普遍意志”的体现，并把“普遍意志”看作政治权威合法的唯一标准，但贡斯当为了充分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权，贡斯当为人民主权的行使设置了限制-除了年龄以外公民还必须拥有一定的财产。无产者是不能够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在贡斯当看来，他们虽然有强烈的爱国心，但“无产者的目标只是想得到一些财产”，“一切你允许的手段都会被用于这个目标……他们将使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而不是遵循人间正道-劳动-去追逐财产。这将成为他们堕落的根源，对国家来说则是动乱的根源。”⑥贡斯当相信亚里斯多德的论断-如果无产者享有政治权利，他们就可能会完全随心所欲，从而成为对社会造成破坏;他们会受到一个或一群掌权者的操纵，从而成为暴政的工具。从本质上讲，贡斯当的人民主权并非所有人享有主权。只有有产者才享有主权，才可以享有选举自由和被选举的权利。此外，贡斯当还对卢梭人民主权原则可能被用来论证某种前所未有的暴政保持了高度地警惕。他相信：“《社会契约论》那种狡猾的形而上学，在今天只能用来为各种各样的暴政-个人的、几个人的或所有人的暴政-提供武器和借口，使之以合法形式或通过大众暴力实施压迫。”②贡斯当是基于对雅各宾派专政和拿破仑的统治③的认识而得出上述结论的。关于卢梭和雅各宾派之间的关系，学者已有很多论述。有学者认为卢梭和雅各宾派之间的关系很复杂，简直有些扑朔迷离：这一方面是因为卢梭的思想本身就错综复杂，其中那些因素对雅各宾派起过作用很难确定;另一方面是因为雅各宾派本身也并非一个严密的政治组织，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其纲领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要从中识别出卢梭的思想因素决非易事。但是，一般说来，凡是肯定卢梭与法国大革命之间关系的人普遍倾向于认为雅各宾派深受卢梭的影响。罗伯斯比尔毫无疑问就是深受卢梭的政治法律学说影响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曾写道：“我告诉你们：我懂得让?雅克宣布的一条最伟大的道德和政治真理：人民决不会真诚热爱那些不热爱他们的人，只有人民才是善良的、正直的、宽宏大量的，腐败和专制是那些蔑视人民的人与生俱来的狭隘属性。”正因为罗伯斯比尔如此旗帜鲜明地主张自己是卢梭的忠实信徒，所以当雅各宾派在法国推行革命专制统治时，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其归咎于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贡斯当不善于理性的逻辑思辨，但他用激扬的文字指出，卢梭人民主权理论在实际中可能导致一种与传统君主制迥然不同的独裁制度。这是因为：第一，卢梭人民主权原则仅在理论上探讨了主权的归属，他并没有解决人民主权在现代国家应该如何实现的问题。在贡斯当看来，卢梭对人民主权实现讨论的缺失是一个致命的失误。任何主权都必须由具体个人行使，抽象的主权者本身并无法行使这一权力。它必须将权力委托给其他的社会主体，否则人民主权就会成为空谈⑥-贡斯当否决了卢梭赋予抽象主权者的政治属性。卢梭的人民主权要么是空中楼阁人们无法企及;要么为人篡夺，蜕化为公民自由的障碍，转化为极权主义的辩护词。第二，卢梭认为主权是不能转让的。他认为“权力可以转让而意志是不能转让的，主权既然不外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就永远不能转让”。⑦卢梭还批判了霍布斯关于权利可以转让的观点，说如果转让主权，就意味着出卖生命和自由。在卢梭看来人民既是君主又是臣民。对这一点贡斯当批评道：“实际上这两种关系(君主与臣民)经常混淆不清。权力为了迫使作为主权者的人民表达权力命令它所要表达的意志，可以很容易地压迫作为臣民的人民。”①第三，在主权无限，主权不能被代表的问题上，贡斯当指出卢梭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展开论述。二、人民主权的界限：绝对与相对卢梭和贡斯当在主权是否有界限的问题上，有着明显的分歧。我们知道，卢梭主权理论的灵魂是公意，并且他认为“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作为公意的体现和运用的主权没有并且不应当有外在的界限。“凡是公民能为国家所做的任何服务，一经主权者要求，就应该立即去做”。“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体以支配它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④主权是绝对的，它不受别的权力的限制。“主权者若是以一种为他自己所不得违背的法律来约束自己，那便是违反政治共同体的本性了”。⑤即使是社会契约本身也不能约束人民共同体。卢梭认为对主权作任何的限制都是不可能的。既然主权是公意的体现和运用，是国家的灵魂，是受公意指导而建立起来的支配全体公民的绝对权力，那么在主权之上不会有更高的权力存在。从卢梭的理想来看，他试图构建一个完美的人类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人们应当享受自然状态下各种自由，人们在不能产生新的力量的情况下，只能将人类已有的力量进行重新的排列组合。于是人们就必须通过社会契约来整合社会力量，每个人把自己奉献给了共同体，而且这种奉献都是毫无保留的，因此实际上人们并没有因为这一奉献行为而损失什么，相反却得到了更大的自由。共同体也因人们的奉献行为而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每一个公民都应对它尽所有的义务。为了保证共同体的正义性，社会约定赋予共同体这样的权力-“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全体就要逼迫他服从公意”。在社会契约之中，我们还可以解读到卢梭的强烈意愿-从社会契约中诞生的人类共同体是一种普遍的善，具有道德上的崇高性。因此对共同体的限制是不必要的。这也就是说，主权是没有必要限制的。卢梭的主权理论是对霍布斯、格劳秀斯的主权理论的反驳。霍布斯、格劳秀斯将主权赋予了君主，也就造成了君主的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