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的校风和传统

1抗大的校风和传统任何知名大学或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大学，都有反映自己本质特征的校风和传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也是如此。一、延安抗大的校风1937年初，延安抗大建立不久，毛泽东就为之确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抗大是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是锻炼革命青年的熔炉。抗大学员的来源主要有三条渠道:一是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长征的红军老干部，如罗荣桓、罗瑞卿、陈赓、谭政、王树声等，他们是我军的中流砥柱;二是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他们是我党我军的一部分骨干力量;三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而在知识青年中，来源广泛，主要有如下众多方面:第一，“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流亡学生，如东北大学电机系学生李东野等。第二，北平、天津流亡学生，如北平大学彭友金、郭奇等。袁世凯的外孙、清朝两广总督张人骏的孙子张象耆，因不甘忍受亡国奴的奇耻大辱，与封建家庭决裂，化名艾地，离开北平来到抗大二分校学习，后来加入共产党。第三.来自其他地方的青年。第四，文化界的进步青年，如电影演员吕班、田方，剧作家欧阳山尊，作曲家贺绿订、吕骥，文化人张平、汪洋等。第五，母女相约、姐妹相约、夫妻相约来抗大，如革命烈士孙炳文(朱德好友)的夫人任锐和她的女儿孙维世(这是母女同学);陈赓的夫人傅涯和她的妹妹傅英、弟弟博桑(这是姐妹、姐弟同学);上海演剧队的文化人林寒流和他的妻子凌霞(这是夫妻同学)。第六，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如东北军中有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思和张学良秘书高崇民的儿子高存信;西北军中有冯玉祥将军的侄儿冯文华(后任抗大五分校教育长)、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赵寿山将军的儿子赵明德、儿媳罗兰;晋系傅作义将军的弟弟傅作良;国民党南京中央宪兵学校学员周湘帆和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官黄烈等。第七，爱国华侨，如福建集美中学华侨学生林有声、白刃等。第八，赴海外学习的归国留学生，如2翟默然、霍丁、杨宪吾、黄鼎等。其中黄鼎乃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之一、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黄兴的儿子。第九，外国的革命青年，如越南的洪水，朝鲜的任信虎(任过抗大五分校的教育长)、郑律成(谱写了《延安颂》、《延水谣》、《八路军军歌》等作品)、日本反战同盟的吉田太郎等人(多为战俘)抗大学员虽成分复杂，但由于理想相同，因而能够团结一致，使抗大成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抗大的团结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干群之间亲密无间。抗大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副校长罗瑞卿既严肃又可亲，经常与大家在一起操练、打球、谈心，同志们亲切地称他为“罗头”。政治部主任张际春是干部的贴心人，从不发脾气、训人，对人坚持耐心地说服教育，人们称他为“老妈妈”。校领导从不搞特殊化，与大家同吃一锅饭，同穿一样衣。其次，教职学员之间情同手足。再次，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相互学习。“工农干部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是他们的愿望和目标。第四，上下级关系十分融洽。第五，军政、军民关系紧密、协调。抗大不仅培养军队干部，而且经常根据实际需要短期培训地方干部，有时还组织工作队配合地方开展工作。战争环境下的抗大，虽然经常处于流动和变动之中，但始终是一个统一的战斗集体。党中央为办好抗大，制定了正确的办学方针、政策，提出了具体的任务。1938年，抗大领导又制定了《抗大组织条令》，进一步明确规定抗大的性质、任务以及具体的课程和教学方法。平时，抗大有严格的工作制度、生活制度，有一整套的思想工作方法，有严明的组织纪律。全校教职学员都能按着这些规定办事。就是在战时或迁移途中，广大干部和学员也是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行军途中，各团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战两周年的宣言、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这样做，虽然有此紧张，但大家赚到收获很大，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坚定了持久抗战和争取胜利的信心。在抗大学习的不仅有平民后代，也有中央领导子女。那些“高干”学员从不以出身好而傲视别人。领导同志对自己的孩子也是严格要求。1938年10月，朱德总司令利用参加六届三中全会的休息时间，到抗大第四期第四大队第十队看望学员。在听取了指导员雷钦关于学员队情况的汇报之后，还顺便看望了在这个队3学习的大儿子朱琦。他把儿子带到雷钦面前，对雷钦说:“你不要认为他是我朱老总的儿子，不敢管。你这个指导员对他的学习、生活各方面要管的严格一些。”雷钦向总司令汇报说:“朱琦同志各方面表现都很好，请您放心!”朱老总临走时，再三勉励儿子要好好学习，学好本领好上前线。抗大领导对教职学员认真贯彻赏罚分明的原则，这也是抗大兴旺发达的一个主要原因。1938年4月，当时任抗大第一大队的政委的胡耀邦，在本大队发起了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的革命竞赛活动。同年6月，教育长罗瑞卿把胡耀邦的经验推广到全校。在整个抗大，队与队、班与班、人与人之间都展开了热烈的竞赛活动，提出了“向学习突击，向工作突击，向生活突击”，“为争取成为突击队员，突击模范班，突击模范队而斗争”的口号。运动历时1个月，涌现出520名“突击队员”和一批模范单位，他们受到学校的奖励。这次运动虽短，但对调动教职学员的积极性，推动整个教学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抗大的生活不仅是严肃的，也是生动活泼的，形成了一种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心情舒畅的局面。当时的生活很艰苦，但大家愉快乐观，朝气蓬勃，体现了革命者的博大胸怀和宏伟抱负。抗大的教职学员不仅认真工作和学习，而且坚持开展文娱活动，并取得丰硕成果。开文娱晚会是经常的事。一次。李富春和蔡畅曾合唱过在法国留学时学会的《马赛曲》，李先念也曾唱过《义勇军进行曲》。每逢节日、校庆，文体活动更是频繁，活动内容丰富多彩。1939年6月初，为庆祝建校3周年，抗大隆重地举行了纪念大会。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了大会并讲了话，抗大全体人员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总会和世界学联秘书长分别发来贺电，祝贺抗大的发展及取得的胜利。为给庆祝大会增光添彩，安排了很多文体节目。白天举行运动会，进行球类、田径、着装、负重爬山等项比赛和京剧、话剧、活报剧、大合唱、秧歌舞等项表演。为促进文体活动的开展，抗大还专门成立了有关的组织。1938年12月成立的“抗大文艺工作团”是延安的一支文艺劲旅，创作并演出了大量富有战斗性、艺术性的节目，足迹踏遍陕甘宁和晋察冀豫的抗日根据地，在军内外产生很大影响。抗大篮球队的实力很强，同其他学校、部队比赛，经常夺得冠军。朱德、贺龙、罗瑞卿等首长很喜欢这支球队，并经常“赤膊上阵”参加比赛。4抗大校园在平时充满一片欢歌笑语，就是在行军途中也是歌声不断，教职员工用歌声驱走疲劳，战胜艰辛，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1939年7月10日，抗大师生离开陕北，前往晋东南。是日晨，细雨霏霏，面对前来欢送的延安父老乡亲，抗大干部和学员心情沉重，不愿离去。但想到到敌后办学是为了打日本鬼子，他们又阔步前行，用《延安颂》、《延水谣》、《毕业上前线》、《到敌人后方去》的歌声告别了延安。9月，抗大总校到达晋察冀。翌年2月，迁移山西省武乡县。6月，转到黎城县。11月，再迁河北省邢台县。抗大总校几经转移，饱尝迁徙之苦。为了生存，又经常投入背粮运动和参加敌对斗争。在如此紧张、艰苦的环境中，抗大的师生仍是笑声朗朗，歌声扬扬。抗大的教职学员去到哪里，就把响亮的歌声带到那里这反映厂抗日军人的气质和风貌。对此，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深有感触地说:“抗大越抗越大，雄纠纠，气昂昂，讲讲唱唱，歌声嗦亮，走到哪里，哪里变了样，把一二九师搞活了，参加政权建设，宣传选举。发动群众，抗大的影响很好。二、延安抗大的传统艰苦奋牛、不怕牺牲，是抗大的革命传统。《抗大校歌》中明确指出:“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这种传统是对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1937年8月，毛泽东在抗大第二期学员的毕业证书上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1940年4月，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抗大第六期开学典礼上指出:“……抗大是打击汪精卫、克服民族危机的一支可靠的生力军;抗大是准备反攻的一支不可少的重要力量;抗大的坚强和壮大是不容忽视的。1943年5月，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接见即将去陇东办学的抗大第七分校的学员时说:“中央要你们去陇东开办抗大第七分校，发给你们每人三件宝贝:第一是撅头，第二是枪杆子，第三是笔杆子。你们要拿起撅头开荒种地，建设校舍;拿起枪杆子，保卫边区;拿起笔杆子学习马列主义和文化知识。用这三件宝贝来解放全中国。抗大的成长壮大博得世界革命人民的同情与赞扬。相反，却遭到国内外反动派的忌恨与诬蔑，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视其为眼中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当5时，日本侵华日酋冈村宁次扬言:“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了边区的一半”，并叫嚣说:“宁肯牺牲二十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牺牲五十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由于敌伪对抗大和敌后根据地仇视，便不断进行袭击和“扫荡”。抗大教职学员同根据地军民一样，为保卫边区和人民生命财产，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抗日民族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曲曲响彻云霄的凯歌，涌现了无数惊心动魄的英雄事迹。1942年5月旧军出动五六万兵力对华北的冀中、大行、太岳、晋西北等根据地进行野蛮的“拉网大扫荡”，企图一举摧毁敌后抗日阵地。在这次大“扫荡”中，抗大总校又成了日军进攻的重点目标之一经过华北军民的顽强奋战，日军之“拉网大扫荡”被粉碎，被歼1.7万余人。与此同时，抗大总校又返回来浆水镇。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有100多个团参加的百团大战。由于日、伪在战役是第一、二阶段遭到沉重打击，便在第三阶段向敌后根据地进行疯狂反扑。是年10月下旬，日军乘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前线作战的时机，突然从山西省黎城、襄垣、武乡一带，纠集几干日、伪军进犯我后方，企图消灭在黎城县西井、曹庄一带的抗大总校和八路军总部后方机关。在此危急时刻，抗大总校奉八路军总部命令，在洪岭一带阻击由黎城向西井偷袭的敌人，迟滞敌人进攻，以掩护总校和总部后方机关及当地群众转移，并等待主力部队的到来，进而歼灭敌人。接到命令后，抗大立即建立了由5个连队500余人组成的阻击部队，在第二团团长郭林祥、军事主任教员赖光勋、政治处主任崇碧等人率领下，占领了洪岭东南公路两侧的阵地。10月22日上午，敌军向我军阵地发起攻击，抗大的阻击部队狠狠还击敌人。5个连队中有一个青年连队，其成员全是工15～20岁的“小八路”，他们在第二梯队配合下作战。其余4个连队全是部队的连、排、班长，红军干部占一半以七，因此很有战斗力。由于沉着应战，英勇顽强，加之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先后打退敌人的3次进攻敌人见进攻失败，便向我方阵地发射催泪瓦斯炮弹，发起第4次进攻。抗大学员用湿毛巾做成口罩防毒，坚持战斗，再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时已太阳偏西，敌人的进攻停止，我方以伤亡余人的代价歼敌近百人。待掩护任务完成后，我军组织撤退，夭黑时全部撤离了洪岭。接着，又在距洪岭不远的三十亩地打退了尾追前来的一股日军，歼敌数十人。敌人6的进攻被击退后，抗大总校校部立即分做东、西两路，分别由何长工教育长、张际春主任和王智涛部长、郭林祥团长等人率领，翻越辽县境内的一座荆棘丛生的摩天岭十八盘，向东北方向转移。11月初，东西两路队伍在冀西会合，抗大总校随之转移到河北省邢台县的浆水镇。在这次反“扫荡”的战斗中，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山西辽县牺牲，抗大的教职学员也涌现出很多英雄人物，他们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942年J月，总校政治部机关指导员杜建龙在一次与敌人白刀格斗中，拔出敌人捅进自己肚子里的刺刀，用尽平生力气猛刺敌人的心窝，当场把敌人刺死，但他也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又一次，总校政治部的6个人隐蔽在一个山洞里，正当敌人搜山靠近山洞的时候，上干科副科长赵玉珍的爱人程克即将分娩。如果此时婴儿呱呱坠地，必然引来敌人。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程克恳切要求身旁的人说:“要保证大家安全，不能要这个孩子了!”这样，婴儿刚刚露头，别人只好啥着泪水把他掐死。这种宁愿舍弃亲生骨肉，而保存他人生命的崇高品质.怎能不摧人泪下!还有一次，总校校部一部分人被围困在老爷山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