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内战与改造(1937-1957年)

抗战、内战、与改造（1937-1957年）抗战期间的基督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由此往后的十多年间，中国都羁缠在外战与内战中，政治动荡、经济破产，人民生活极其困苦。基督教会在此亦不能免疫于中国的苦难之外，并且也是在苦难与交困当中挣扎图存。一、沦陷区的教会情况：1、欧洲各国差会因欧战逼近及经济不景气而大量削减对华的拨款，造成教会因外援的严重短缺而传教事业被迫缩减。2、在欧战爆发前数年，德国政府已严格施行外汇管制，故在华的传教士几乎完全失去接济，再加上后来的政治因素，在华的德国传教士被迫返国①。3、此时的教会为求生存而自养，或将教育、医疗及慈惠事业提高收费，或予以结束。4、1941年底之前，英、美等国由于在中日战争中仍保持中立国的地位，故此属于差会所有的教产乃得以保留；甚至在日军未进城前美军已派兵进驻，保护美人物业，以免受到入城后烧杀抢掠的波及。在这段期间，传教士可以自由出入，继续传教工作。5、虽有部分传教士在所留驻的医院和学校继续工作，但因受着诸多政治因素，故亦无大发展如学校的课程受到日本干预而要作出修改等。更多的教会学校（因已由中国人充任校长）不欲在敌方控制下续办，毅然将之关闭。6、上海原为全国教会的联络中心，许多差会及机构的全国总部皆设于此。虽然在日治期间并未立即受到打击，但因经济困难、通讯不便，加上政治敏感的缘故，联络中心的地位很快便告失去，一些在那里出版发行的重要教会刊物如ChineseRe-corder(中国教务杂志)及ChinaChristianYearBook（中国基督教年鉴）在主后1937年后相继停刊。其它刊物也受到伪政权的严格审查，文字工作自亦受严重影响。7、主后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两国成了日本的敌对国，传教士来不及逃离中国的，都被关进集中营，据统计约有1，200人。于是沦陷区的教会乃完全由中国牧者及信徒带领。此时日伪政府要求各地教会组织联会，以方便控制②。8、传教士乃利用学校的校舍开办当时期最急需的服务：难民救济。各地均有由传教士及教会组成的难民救济会，以教会学校校址当作难民区，收容因经济或其它原因未能躲避的难民，为他们提供食宿教育等服务；至于经费方面，由美国各差会请求美国教会拨款援助。二、后方的发展所谓后方，除了指华西的四川等省份外，因着日本兵力有限，故即在华东也只能占领主要的大城市，其余县仍是敌军势力所未到者，这些地方也属于后方。1、教会进行难民救济国府西迁，随同迁移的包括全国的政、经部门、教育机构，以至一大批逃难的人民。在逃难者当中，以青年学生所占的人数最多。他们部分是欲到后方报国，部分则是随同所属的学校迁移，以继续学业。基于种种原因，他们的家人多未能同往，故仅是孑然一身的流落异乡；并且战火阻隔，音讯断绝，一切的接济亦告中断。面对着后方挤满这样的年轻人，学生救济工作遂极具迫切性。此处工作主要由驻重庆的美国援华会（UnitedChinaRelief）委托基督教青年会进行。此外，世界学生联盟与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因见于中国学生受战争影响，亦在英、美等地筹款，设立救济基金；他们将款项直接交托于在重庆的青年会全国协会，然后在长沙、重庆、南昌、桂林、广东等地分派。学生在申请而经审查获准后，每月可得寒衣、被服、伙食、医药等补助，学费亦代为缴交。起初补助是免费派发，后期则改为服务性助学金，规定受助学生参与一定数量的社会服务，如医学院组织医疗宣传队到农村进行防疫、宣传卫生等工作，又开办识字班、战时儿童义务学校，及难民服务等。①例如：1939年欧战开始后，德国更征集所有医护人员返国派赴战场服役，故此所有工场内的医疗事业要突然中止中止。②例如：1942年在北平成立的“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或委派一位日本牧师前来作顾问，监察教会的情况，如派来香港的是鲛岛隆盛。2、教会福传工作的开展（1）、针对青年学生群体：青年会对学生提供全面的照顾，而学生又因失去家人及亲属关系的支持，对青年会亦极其依赖，如此对学生福音工作的发展也自然很有利。除了青年会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基督徒学生运动”（全国总会成立于1931年）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主后1945年7月在重庆南山召开的“全国基督徒学生夏令会”，会后成立“全国基督徒大学生联合会”，由赵君影担任总干事。（2）、针对边疆的少数民族：传教工作也在此时期积极发展。协进会、青年会及学联均积极从事布道工作。华西神学院亦发起“华西基督徒前进运动”，对信徒的质和量都有增长。不过更重要的倒是边疆传教工作的开展。由于教会西迁，接触到从前鲜有人留意的边疆少数民族，因此亦产生了向少数民族传教的异象。中华基督教会首先在贵州贵仁工作；而“边疆服务团”的成立，更专门从事布道及服务性事工，故在此时期云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也首次得闻福音。边疆传教工作的异象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仍未尝衰减，并且与学生工作结合起来；不少青年立志舍弃一切，终生埋没于蛮荒之中，要将福音传至边疆，其中一位便是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献给无名的传道者”的边云波。三、抗战期间教会的发展：1、教会自养工作的推进由于缺乏外来援助，加上教会的传教事业如医疗、教育、社会服务等均大为缩减，经济负担较轻，故此时期教会自养较为成功。除了少数原来便在华西工作的传教士外，绝大部分传教士都没有撤退至后方；而在抗战期间后方却成了教会的发展中心，故几乎全由中国基督徒做策划、领导工作，差会的支持也很有限。2、教会出版事业的缩减：教会的出版事业全面缩减。由于纸张及印刷设备极其缺乏，出版费用高昂，为节省资源起见，各西迁的出版机构如广学会、青年协会书局、田家半月刊社和原在四川的华英书局成立一个联合性的机构，基督教联合出版社（1942年），但出版数量还是有限。内战期间的基督教从复员到内战主后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绵延八年之久的战争，始告结束。抗战胜利后，各已迁走的教会机构相继返回原地复员，教会学校亦迁回及复课。传教士或从集中营被释、或从外国重返，至主后1947年约共有3，500人。1、教会及教会机构对外援的依赖性较抗战前加强（1）、教会的资产因战争付之一炬：此时期教会面临最大的困难是在财政方面。一直以来，中国基督教发展得最蓬勃的地方是华东的大城市，经济实力也最雄厚，但是在抗战期间，此等地区又悉数落入日军之手上，房舍财产不少受到严重的破坏，家具仪器被掠一空，可谓百废待举。然而在教会机构亟需大量金钱修残补缺之际，财政来源却又成为严重的问题。经历长期战火的蹂躏，国内民生凋蔽，经济萧条，信徒所能捐献的实在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只有更多地仰赖外国差会的援助，尤其是并无受战争破坏的美国。如此，一些有能力寻求外国支持的机构如大、中学校、教会医院等，在此时期对外的依赖是大大地增加了，自养在客观条件上不再可能。故在抗战胜利后，中国教会仰给于西方教会的情况有增无减，比战前退步了很多。（2）、国内经济的破产：战争胜利事实上并未为中国带来长久的和平安定的局面。首先在经济上，多年来战火摧折，已使经济残破无余，加上战后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利用金融波动又营其私，套兑黄金外币，因而导致货币急剧贬值，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金融市场全面崩溃、工商业瘫痪、人民生活极其困苦。经济的破产对教会原来已极窘迫的财政造成进一步打击。以崇真会为例，该会在主后1946年，华人信徒捐献尚及教会收入比例的76%；但主后1947年由于货币贬值，该会总支出由一年前的一亿五千六百万暴增至廿五亿九千多万元。信徒捐献占教会支出的比例乃跌至46%。其余款项乃要由德国差会及美国信义宗（AmericanLutheranMissions）协助。直至主后1949年为止，中国教会极大地依赖外国（尤其是美国）差会的援助，这对教会面临政治的转变自然造成很不利的影响。2、部分教会因缺乏资金而被迫关门至于那些无法从国外筹集资金的机构，很多便被迫关门。例如教会小学大多数均无法复课，如广州在主后1946年仅有小学十四间；部份且是大、中学校的附属小学，才得保存下来。这是自二十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以后教会小学教育所受的另一次严重的打击。教会方面，乡村教会及自立会堂也遭遇极大的经济困难，不少因缺乏金钱而被迫关门，信徒流散。除了经济困扰外，尚有政治上的问题。这里指的是德国差会所开办的教会。如前所说，战时由于德国实施外汇管制，在华的传教事业已面临极大的困境，以信义会（巴陵会）为例，该会在广东原有十一个基地、四十八个根据点，战后半数根据点已无宗教活动；教会人数由主后1936年的4，644人下降至主后1946年的3，565人，跌了22%。战后，德国人在中国所办的各项事业均被视为敌产，故信义会等差会所设的许多教堂，均被中国军队占领。后经世界信义宗联会（LutheranWorldFederation）派地区监督到中国多番争取，直至主后1948年年底，中国政府才允归还。3、设立“三年奋进运动”的目标在众多困扰之下，教会仍努力于复兴与巩固的工作。主后1946年基督教协进会推行一个“三年奋进运动”，协助国家重建。各宗派及地方教会亦纷纷拟定他们的复员计划。惟在资源有限、时间又不许可的情况下，能否有任何成就，尚属可疑。4、教会因时势做出的应变：（1）、背景：国内社会动荡不安所谓时间的不许可，是因为在生计无着的情况下，社会动荡。农村各地屡有土匪劫掠的事件发生，治安极坏；教会也往往成为被抢掠的对象。在城市方面，民生困苦亦激起知识分子及学生的不满，学生运动非常蓬勃，他们以游行示威来表达对政府腐败无能的抗议，并且提出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此时学生除将矛头指向政府外，也指向美国，认为是在美国的扶植纵容下，政府才致如此腐败。如在主后1946年12月便因北京大学先修班一名十九岁女生被美国军人强奸一案（沈崇事件③），引发了全国性的学生示威，超过二十个城市的学生参加。民族主义情绪再度激扬起来。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与中共的策划及影响有莫大的关系。除成立外团组织，渗透并夺取社会和学生运动的领导权外，又派遣党员深入各大、中学校，发展地下党员及地下学联，以组织学生运动。教会学校亦不例外。就以岭南大学为例，据说在主后1949年前的地下工作人员约有一百人，都是利用一些“家”（宗教活动小组）的名义来掩护其活动的。注主后1947年7月，国共和谈彻底失败，内战全面爆发。共产党军队节节胜利，未及一年已占领山东及辽西，换言之，耶稣家庭已在中共的统治下。主后1949年1月，中共势如破竹地攻陷徐州，自此江南门户洞开，国民政府政权岌岌可危。蒋中正辞总统职，改由李宗仁继任。2月，国府宣布南迁广州办公，国土大半已落入中共手中了。（2）、教会对无神论新政权的不同认知——恐惧与乐观：教会对政治的形势并非毫无知觉。早在主后1946年8月，协进会已发表“中国基督教对时局的宣言”，表达他们对当前的政治危机的一些看法。12月，在召开第十三届年会时，又以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为题，进行讨论。主后1948年，中共即将取代现政权的阴影已笼罩全国，差会及教会乃纷纷召开会议，制定各项应变措施。如1月中华基督教循道公开华南教区在香港举行年会，8月协进会广东分会亦召开“华南基督教事工检讨会”，11月初协进会召开全国会议等，皆将教会应变列为首要讨论议题。大致上，基督教会对于即将来临的无神论新政权均感到恐惧，认为必然会对教会及各项事业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必须作出最坏打算。部分教会团体撤离中国，转移至香港续办；但亦有③1946年12月24日发生于中国北平（今称北京）的一起政治事件，在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疑似遭到两名美军士兵强奸的新闻传开后，成为当时中共领导反美运动的导火线，并造成中国国民政府与美国关系紧张注这是该校在当时任教师及宗教主任的李圣华牧师在接受笔者访问时忆述的。1984年11月5日。人主张留守岗位，以尽本分④；更有少数人认为基督教必须采取新的策略，以适应新的时代。除此之外，也有少部分信徒对中共表示积极乐观的态度，主张打倒腐败的政权，如吴耀宗便早于主后1947年表示支持中共了。（3）、教会针对新政权的来临做出的安排A、组织及人事的安排部署，如不少差会皆将其总部及重要机构迁来香港，将来华日子不久的年轻传教士调往香港及东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