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与云南社会文化发展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与云南社会文化发展孙希磊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大片国土相继沦陷，为了坚持抗战，保存我国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设施，大批高等学校和科研文化机构迁往中国的内地，形成了以陪都重庆为中心，辐射到西南、西北地区，高密度科研文教机构聚集的新型的“文化区”。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教育文化大迁移，不仅把先进的思想文化保留住，而且使之带到了封闭落后的内陆，促进了当地社会文化的跨越式发展。其中，尤其以西南联大的入滇，对云南社会文化的发展影响至为深远。这种影响和作用或直接或间接、或物质层面或精神层面，都对当地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教育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推动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快了云南近代化的步伐。本文旨在以西南联大为一个案例，用以考察教育及学术研究在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特殊力量和作用。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学校常务委员主持校务，梅贻琦为校常务委员会主席，主持日常校务。从华北平津南下，先迁徙到湖南长沙，立足未稳，武汉陷落，又奉教育部令继续南下，经过艰辛的长途迁徙，最终分三批抵达西南边陲的云南，以昆明为中心校区，坚持办学。在迁徙过程中，其中一支队伍由三校的200余名学生组成“湘黔滇考察团”，在闻一多、黄钰生、曾昭抡等教授的率领下，辗转西南数省，徒步3500余华里，到达昆明。此举在中外教育史上实属罕见。从1938年5月开始上课，至1945年5月复员北归，在云南渡过整整8年，在这艰苦卓绝的8年中，西南联大秉承“刚毅坚卓”的校训精神，⑴创造了“学术自由发展”和“经世致用”的办学理念，凝聚和荟萃了颇为鼎盛的教授阵容，不仅使中国现代学术精神和文化传统赓扬不绝，而且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壮丽篇章。⑴更加可贵的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身处国难忧患之际，心志不移，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以学者特有的方式关怀着祖国的命运，为民族精神文化的延续传承上下求索。他们对“客籍异乡”的云南充满了热爱之情，对云南特殊的地理环境、丰富多彩的自然资源、神秘生僻的少数民族文化充满了浓厚兴趣，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他们根据当地的实际状况，因地制宜，以各自的学科优势和研究方法，在非常广泛的学科领域范围内，对云南的自然、人文、经济、社会各个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系统的科学考察和研究，成果斐然。为云南的社会经济能够在战时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知识保障，同时，也使云南的科学研究水平得以提高，使云南现代学术和教育得到发展。（一）“边疆研究”—注重实地调查，促进云南和西南地区资源的开发利用战前，中国经济和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及华北地区，西南地区不论政治经济或是科技文化，都是处于相对落后的层次，即使重庆、昆明、成都这样的区域中心城市，与华东、华北地区相比较也有较大的差距。昆明在战前正规的大学只有一所（东陆大学，即后来的云南大学），远不及上海（25所）和北平（15所）。在工业经济方面，云南除了个旧锡矿、造币厂、兵工修配厂、大道生纺织场外，基本没有近代工业。⑵云南由于地处边陲，向被视为化外之地，地区文化长期不被世人所关注。但是,云南却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富饶宝地!它地理环境优越、地质地貌奇特、自然资源丰富；水利资源的蕴涵量和矿藏量在全国都占有重要比重；云南还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区，蕴涵着风采多姿的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语言、宗教等。这种独具魅力的边疆地区人文景观，对来自中原内地的大批学者来说，无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引起他们对云南这块神奇的土地发生浓厚的兴趣。但是，至到战前，由于地处边陲，远离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区，所以发展较为缓慢。随着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区的迅速沦陷，中国政府的西迁和内地大批工厂企业、数以万计的科技人员的大转移，过去封闭偏僻、交通不便的西南地区一下子变得重要起来，变成中国的战略大后方和复兴基地，而且，还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以及国家与民族的复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云南发展的历史机遇到来了。战时西南大后方社会文化的跨越式进步是伴随着沦陷区大批教育科研机构和数量庞大的高级知识分子迁入而实现的。在大规模的迁徙转移过程中，各所大学均饱经战争之苦，付出巨大的牺牲，损失非常惨重。南开大学由于师生抗日热情的极端高涨，深为日寇所仇视。战火中将南开校园夷为平地，仪器和图书资料损失殆尽。清华大学在北平被攻陷后也落入敌手，惨遭蹂躏。图书馆变成日军的战地医院，工程馆变为日军的养马房。北京大学“只有物理系将一个得来极不容易的R••W•Woods生产的光栅，及光学分析的玻璃和水晶三棱镜等少数部件带出”。⑶（《回忆》吴大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33页）当时的情况是“各地之机关、学校以变起仓促不及准备，其中能将图书仪器设备择要转运内地者仅属少数，其余大部分随校舍毁于战火，损失之重，实难估计。”⑷（《第二次教育年鉴》第二章，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所幸的是，一大批优秀的高级知识分子基本转移到了大后方，保证了继续传承中国先进思想和从事学术研究的首要条件，西南联大具备了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西南联大集中了当时中国各个学科最杰出的学者。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个领域；既包涵基础性自然与人文类学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哲学），又有应用性自然与人文类学科（工程技术、航空与电讯、经济与商业、社会与人类学）。其中，包括物理学家吴有训、叶企孙、饶毓泰、周培源、王竹溪、吴大猷；数学家江泽涵、杨武之、赵访雄、陈省身、华罗庚；生物学家李继侗；化学家杨石先、曾昭抡；地质学家孙云铸、袁复礼；土木工程的施嘉炀、蔡方荫、陶葆楷；机械工程的刘仙洲；航空工程的庄前鼎；电机工程的任之恭；人文学科方面的学者有罗常培、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王力、吴宓、陈寅榷、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贺麟、张溪若、钱端升、陈达、李景汉、潘光旦、吴泽霖、陈序经、陈岱孙、燕树棠、陶云逵、费孝通等。⑸（《北京大学史料》）这些都是以其卓越的学术和教育成就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杰出大师，大多还是他们所在学科领域开宗立派的领军人物。真可谓是“人人握灵蛇之珠，个个抱荆山之玉”。如此众多的大师级学者一下子云集到昆明，这是云南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给云南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化传播力。在云南时期，西南联大下设文、理、工、法商、师范5个学院、26个系、2个专修科；同时，还设置有7个研究所、25个研究部（文、理、法、工）；同时，清华大学还单独设置了5个特别研究所：农业研究所（分植物病害学、昆虫学、植物生理学三个课题组）；航空工程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金属研究所、国情普查研究所；南开大学也设有单独的一个研究机构即边疆人文研究室。下设边疆语言、人类学、人文地理、边疆教育四个组。虽处在战争年代，学者们颠沛流离，物质生活极其困难，但在科学研究和学术探索方面却意志坚定，毫不懈怠，在战乱中仍清醒地看到学者的根本使命在于精神文化的传承，在于用精神文化致力于陶冶和启迪民族精神、用科学研究的成果去为抗战的胜利作出其特有的贡献。所以，他们能够坚定不移地潜心于精深学问的研究，并不以急功近利的态度来衡量对现实是否“有用”或“无用”，沉静于纯粹学术当中，进行超越现实的科学思考，取得了极高学术水平的著作。人文学科方面：闻一多著有《神话与诗》、《楚辞校补》、《唐诗杂论》、《尔雅新义》；朱自清的中国古典诗词研究；王力写出“语法三书”、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及《新理学》；金岳霖所著《论道》；唐兰、陈梦家的古文字研究；理科方面有：华罗庚所著《堆垒素数论》、许宝騄所著的《数理统计》，周培源《湍流论》，吴大猷《多元分子振动光谱与结构》；李慔枳《公路研究》；王竹溪《热学问题之研究》等。正如1942年12月21日公布的《国立西南联大要览》中所言：“本校播迁来滇，三校旧教员大多随校南来。虽在颠沛流离之中，并受物价高涨影响，几至饔飱不继，然对于学术研究，仍一本旧惯，不稍怠懈。”⑹（《北京大学史料》67页）。另一方面，西南联大一些实用性较强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科学、植物学、地质地理学、天文气象科学等方面的教授，从云南的自然条件与人文历史环境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对云南进行了全面、系统、科学的实地考察以及开展云南民族文化研究。由纯粹的学理研究，开始转为“边疆研究”，第一次对云南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云南经济资源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科学考察和研究西南民族文化已经在学者中蔚然成风，而云南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也确实给来自中国内地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十分广阔的“研究舞台”，打开并拓宽了他们原有的学术视野和学科领域，激发起了他们对新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浓厚兴趣，促使他们把研究的方向和角度转向云南当地的自然与社会。西南联大地质系主任孙云铸教授曾回忆“自学校南迁，虽书籍仪器尽失，而系中国人研究精神不减当年。因地制宜更对西南各省地质，地层，矿产，地质构造，矿物岩石等项尤饶有兴趣而愿切实研究。”⑺其研究目的和动机非常明确“凡上述研究计划或关系西南之整个矿产资源而有助于抗战，或涉及全世界之地质学术问题，此系因地制宜，为同人南来后日夜所不能忘怀者。盖地质之学与世界全相关联。……外人恒不惜巨资组织勘探或调查队，不远千里，不避艰险，赴与该问题有关系之区域而工作研究。”令人敬佩的是，他甚至觉得迁入云南，对一个从事地质科学的学者来说，是件幸运的事情：“今云南正当横断山脉之主干，西接喜马拉雅，东连中国南岭主干。同人皆系治地质科学者，今身当此精华之区，又安能默而息乎。”⑻其成果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理工科方面，最突出的是北大地质系与理科研究所的调查研究。研究专题有“云南各纪地层分层之研究”、“调查云南地质构造以求横断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以及中国南部个山脉生成之关系”、“由地质构造讨论中国西南部之矿产区域”、“研究云南之各种金属矿床”、“研究云南非金属矿床”、“研究云南之各种火成岩及变质岩”等。1942年夏，地质系与云南省建设厅合作组成“云南地质调查所”，对云南全省作大范围的野外观察和调查，所需要的经费由云南方面协助解决。研究工作取得实效，初步调查了昆明附近各县的地质矿产资源。通过对云南矿产的调查，发现了钨、锡、铁、铜、铅、磷、汞等多种具有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矿产资源。还有相关著述问世，如冯景兰的《云南地质矿产》、《川、康、滇铜矿纪要》；王鸿祯的《昆明附近地质》、《叙昆铁路曲靖宣威段路线以东地质矿产》、《云南宜良路南一带地质》、《云南保山地质》、《云南易门铁矿地质》、《云南嵩明杨林一带地质》；在地层及构造方面，孙云铸教授写了《云南西部之奥陶纪海林禽动物群》，《滇西中志留纪地层》；与张席褆合写的《滇西上寒武纪之发现》。气象学李宪之发表“昆明高流”、“西南高层气流与天气研究”、“中国南部季风的文题”等应用性较强的论文。生物系吴韫珍广泛采集云南植物标本，与吴征镒发现了植物新品种“金铁锁”，考证了《滇南本草》和《植物名实图考》中的植物学名。清华农业研究所植物病害组对云南稻、麦、棉、豆、水果及三七、菌类等经济植物、植物病害等进行了广泛调查研究，在抗病育种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发表调查报告34篇；虫害组为防治虫害作了大量在调研工作，发表了《云南虫害调查简报》等成果；还对紫胶、白蜡两种特别虫产作了系统研究；植物生理组在理论研究上成绩卓著，先后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80余篇。针对云南极为丰富的水力资源，1938年土木工程系与资源委员会合作，组成“云南省水力发电勘测队”，由施嘉炀主持，经过两年的努力，初步提出开发计划，其中一些被资源委员会采纳并动工实施。另外，“云南地质地质调查所”还对滇南锡矿、滇东北铜矿和盐矿、易门铁矿、滇西水银、砷、锑、银、铅矿进行科学调查，发现了昆明磷矿。⑼（《文化史料》丛刊第五辑，210--212）二、在人文科学方面，成绩亦时分斐然。北大文科研究所分两组调查中国边疆人文历史资源。向达（中西交通史专家）参加了中央研究院组织的“西北史地考察团”，参与敦煌、张掖、武威等古墓的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