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期间战略方向指导下的战术方式转变

抗美援朝期间战略方向指导下的战术方式转变孙子曰：“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入朝初期，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曾设想集中优势兵力一次战役全歼敌人一个师，结果证明不符合实际，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集中精力了解研究这场战争的新特点、新规律。他从前线召回志愿军副司令邓华、参谋长解方及、刘西元、吴信泉、温玉成、吴瑞林。毛泽东先与邓华谈了一天，又与4个军长进行长时间面谈，详细询问了解战场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其中他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志愿军为什么一次难以歼灭敌人的一个团。当时的基本情况是，志愿军的火力太差，对敌实行穿插包围后，如果当夜不能结束战斗，天一亮，被包围的敌人就会在飞机、坦克的救援下逃跑。毛泽东意识到，这并非打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军力限制问题，是客观能力问题。于是，富于求实和探索精神的毛泽东就提出，我军一个军一次消灭不了美军一个师，就消灭敌人一个团，消灭不了一个团，就消灭一个营。后来，毛泽东还在电报中要求志愿军“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营”。毛泽东给这个新战术起了一个通俗的名字：“零敲牛皮糖”。毛泽东用它来比喻我军对美军作战不贪图大，要量力而行，打小歼灭战。从此以后，志愿军就也再也没有组织打过大的战役。事实证明，这一战法非常有效，一次“吃掉”敌人一个连、一个营，志愿军“吃得”得心应手。这样积累下来，数量就不小了，我军还不吃亏。可见，不拘泥于经验、客观判断武器装备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作用，“零敲牛皮糖”，实现打大歼灭战向打小歼灭战转变，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结合，是毛泽东对现代战争的新探索。曾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的戴维逊说：“根据情况正确地改变战术和手段，这一点他在朝鲜做得很出色。”“如果你对毛泽东的一切都记不得，那么你只要记住，他是一切战略家中最重实效、最主张批判地接受经验的一个。”毛泽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军事指导艺术作者：发布时间：2013/12/27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字体：（大中小)关闭窗口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著名军事家。中国革命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抗美援朝战争在敌我双方经济力量和军队武器装备优劣极为悬殊的条件下能够取得胜利，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军事指导艺术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准备、战略决策、战场指导和战局控制等方面均有充分展示和发挥。一、未雨绸缪，避免了临急被动应战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虽然预知有些情况，但对朝鲜内战爆发并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当时中国人民正准备集中精力全面恢复国民经济，因此，周恩来说：“朝鲜战争爆发，给了我们新的课题”。［1］尽管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战局发展极为顺利；尽管5月中旬金日成在北京向毛泽东通报他与斯大林商讨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结果时满怀信心地表示，莫斯科已给了他所需的足够援助，不需要中国再提供任何军事援助，但是，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洞察时局，敏锐地估计到朝鲜人民军可能一鼓而下，很快解放全朝鲜，战争很快结束或告一段落；同时估计到，由于美国的武装干涉，朝鲜局势也有恶化的可能，甚至美国会公然进犯中国东北，因此，中国不能不有所防范。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冷静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权衡各种利弊，于朝鲜内战爆发一周内即决定调整国防部署，将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由东南沿海地区调整为东北边防，作战任务由解放台湾调整为“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1］中央军委于7月7日开始调动部队组建东北边防军，7月13日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第13兵团等部队共25.5万余人到东北地区集中整训，以保卫边防，并准备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东北边防军集中后的整训，一开始就在师以上干部中明确了准备出国作战的思想，边防军的全部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都是以美军为主要作战对象、以朝鲜为作战地区进行的。军事训练的重点是研究美军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和作战特点，并根据边防军出国作战时可能的武器装备情况，对连以下分队和单兵进行了战术、技术训练。8月18日，毛泽东指示边防军“务在九月三十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2］。8月中旬，根据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建议，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又决定将上海地区准备用于解放台湾的第9兵团（辖3个军）和在西北地区刚刚结束剿匪作战不久的第19兵团（辖3个军）分别集中，作为边防军的二线部队，以为未雨绸缪之计。8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防会议，检查和督促东北边防军作战准备工作。周恩来在会议上指出：中央原对朝鲜战争设想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朝鲜人民军一鼓而下，很快解放全朝鲜，使战争很快结束，至少告一段落，第二种情况是战争长期化。“在第一种设想情况下组织边防军，是备而不用”，现在设想的第一种情况已经过去，“在第二种设想情况下，是加重了我们的责任”，“这更需要我们加紧和加强准备工作。一切都要准备好，不要成为‘临急应战’，而要有充分准备，出手就胜”。［1］（pp.44～45）虽然东北边防军的实际军事训练时间仅仅一个多月，战前的军事训练和其他各种准备也不充分，但是，正是有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高瞻远瞩和战略预见，才为后来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重大战略决策准备了必要的军事力量，避免了临急被动应战的局面，并使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出手就连连取得胜利。二、毅然决策，震惊了全世界胡乔木曾回忆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二十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毛主席很难下决心的”，其中一件事就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3］1950年10月1日，金日成致函毛泽东请求中国出动解放军给予援助，这对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是十分艰难的抉择。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西藏和台湾尚未解放，遭受几十年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尚未恢复；新解放区许多基层政权尚未建立，已建立的也不完全巩固；占全国农村总人口和土地面积2/3以上的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刚刚开始。总之，新中国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生活秩序都未步入正轨，而且军队武器装备落后，大部分野战军部队转入支援工农业生产，没有充分的训练。如果出动军队到朝鲜作战，面对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现代化武器装备最强、训练有素、具有丰富现代化作战经验的美国军队，新中国的国力能够支撑这样的战争吗？中国出兵能够打胜吗？如果不能打胜，甚至被美国军队打回来，中国社会能够稳定吗？国民经济恢复能有保证吗？面对这些问题，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慎重研究讨论是否出兵援朝，起初多数成员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10月4日、5日两次会议讨论，认识逐步趋于一致，认为：美国入侵台湾海峡，并已将战火烧到中国大门口，朝鲜危在旦夕，极盼中国出动军队援助。“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朝鲜如果被美帝国主义压倒，我国东北就无法安定。我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美国飞机不断入侵中国领空，进行侦察、扫射和轰炸，“如果美帝打到鸭绿江边，我们怎么能安定生产？”另一方面，“朝鲜要胜利，也必须得到国际的援助。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更需要国际的援助。我们应该发扬革命的道义。只有朝鲜胜利了，和平阵营才不会被打开一个缺口。如果朝鲜这个缺口被打开，则其他方面要相继被打开。东方阵线门户洞开，敌人打进我们的大门来了，怎么还能谈建设？”［1］（pp.72～74）即便中国出兵打不赢，为了支援朝鲜人民反抗侵略和保卫中国的国家安全也必须出兵，绝不能引颈以待，早打晚打都难避免一战，因此，晚打不如早打。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全面分析了战争双方的优劣条件，认为美国虽强，但也有弱点。美国在军事上是“一长三短”：“一长”是钢铁多，“三短”是战线太长、运输线太长、战斗力不如德国军队和日本军队。中国虽弱，但也有有利条件：中国军队占有数量上的优势，有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丰富经验；出兵援朝有中朝两国人民的全力支援；中国已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有苏联为后盾，可获得苏联的物资支援等。因此，美国尽管在综合国力和军队武器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但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慎重分析研究后，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8日，毛泽东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2］(p.235)同日通报给了金日成。虽然斯大林违背了苏联将尽力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斯大林致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转告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7月5日。）的诺言，但中共中央政治局仍“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2］（pp.252～253）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开赴朝鲜，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在敌我双方经济力量和军队武器装备优劣悬殊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出现在朝鲜战场上就令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感到惊讶，不到两个月就打得美国军政当局不知所措，一举震惊了全世界。三、灵活指导，取得了战场胜利抗美援朝战争的突出特点是敌我双方经济力量和军队武器装备优劣极为悬殊，这给志愿军作战造成了严重困难。毛泽东将这些困难概括为：“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4］可以说，抗美援朝战争的全部军事战略指导就是围绕这几个问题展开的。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志愿军总部，从战争客观实际出发，根据这场战争的新情况、新特点，实施了富有创造性的灵活的军事战略指导。（一）根据战争形势变化，适时调整战场指导方针战场指导方针大的调整有两次，第一次是志愿军入朝后，根据战场形势变化，将原定组织一个时期防御的方针调整为立即部署作战，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志愿军发起战略反攻，争取了战场主动，打出了战争的有利形势。两三个月就解决了能不能打的问题。第二次是战争在“三八线”南北地区出现相持局面，美国当局被迫调整了朝鲜战争政策，寻求通过谈判实现朝鲜停战时，毛泽东与金日成协商，适时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5］在军事上则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作战与谈判紧密配合。在这一总方针指导之下，还有几次战场指导原则的调整：一是当停战谈判双方达成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协议后，志愿军坚守战线不但是军事作战上的需要，而且成为政治上的需要。因此，1951年11月，毛泽东为志愿军确定了坚守防御的作战方针，指示志愿军“采取持久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1］(pp.205～251)。志愿军据此构筑了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防御体系，有效地解决了能不能守的问题。二是当正面战线已经巩固，而侧后海岸防御仍是薄弱环节，并有种种迹象表明，美军正企图在朝鲜实施大规模登陆进攻时，1952年12月20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给志愿军的指示，指示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战争更大胜利”。［4］(p.95)据此，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集中力量加强侧后海岸防御，彻底解决了后顾之忧，美军大规模登陆的企图也胎死腹中。三是当停战谈判达成全部协议，停战协定签字在即，李承晚当局破坏谈判已达成的协议时，毛泽东指出：“鉴于这种形势，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表示方能配合形势，给敌方以充分压力，使类此事件不敢再度发生，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动。”［6］1953年6月21日，毛泽东批准了彭德怀关于再给李承晚军以打击的建议。据此，志愿军发起抗美援朝战争最后一次战役，即金城战役，有力地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