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税收理论对中国税制设计的启示

最优税收理论对中国税制设计的启示发布人：圣才学习网发布日期：2010-06-1909:44共16人浏览[大][中][小]我们对最优税收理论从实际运用的角度进行梳理，总结其指导税制设计的政策含义。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我们可以得出若干启示。（一）政府税制设计目标的差异。从理论上讲，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只是在充分就业的长期均衡方面存在着少量未经矫正的市场失灵。最优税收理论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其标准模型的主要假设条件之一是完全竞争，此时政府的目标是筹集财政收入和改善收益分配。因此，最优税收标准模型更适合市场经济，而不适合差异很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扫清影响发展的障碍，动员各种资源提高经济增长率。这与发达国家的改善收入分配、平衡公平和效率的目标存在着区别。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目标应该是提高未来消费水平上，而不是主要关注再分配。所以，我国借鉴最优税收理论进行税制设计时，应该特别注意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这一基本国情，以社会福利函数度量的公平和效率选择方面与西方存在着差别，具体地讲，选择社会福利函数方面应该与西方有所不同。（二）税收工具的可行性。最优税收研究了消费者的选择如何被运用到税制设计中来，这取决于政府可获得的信息。即使政府消除了市场失灵、保证了竞争行为从而保证了生产效率，但政府也不可能拥有关于每个人的能力、秉赋、偏好以及生产可能性的信息。因此，政府只能根据消费者在选择他们的工作时间、职业以及收入、消费方式的过程中所显示的信息，设计最优税收工具。所以税制设计灵敏地依赖于可获得的信息，进一步地讲，依赖于具体可行的税收工具。也就是说，政府可获得的信息的微小变化对于可使用的税收工具、税制设计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我国关于个人收入的信息很少而且不可靠，非货币工资性的收入所占的比重过大，工资以外还有各种福利性分配，这些都游离于所得税的税基之外，所得税的功能受到很大的限制。我们在运用最优税收理论设计税收工具时，应该充分考虑现实的税收征管情况，而不能简单地采纳西方的理论。（三）理论前提条件。最优税收理论标准模型是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得出特殊的结论，不能被当作一般规则，实际运用到税制设计时要谨慎。如最优税收理论的均一税率商品税成立的条件是：（1）最优的统一总额收益；（2）同一的线性恩格尔曲线；（3）加性的分离；（4）收入的离差仅由工资率决定。上述这些假定是非常严格，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几乎不存在。在我国不可能存在最优的统一总额收益，而且不同收入、不同宗教信仰导致在消费方式等方面存在实质性差别，所以我们应该在具体设计税收时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在标准最优税收理论中，税制设计的唯一约束条件是有关偏好和禀赋的资料，但我国的制度、政治、行政管理、组织结构和文化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些因素都会对最优税收理论在我国的运用产生极大的影响。（四）税收对消费者福利和政府收入方式的影响。最优税收标准模型假定：所得税必须对所有纳税人的全部所得课税，商品税能够对所有的商品课税。但在我国许多税种只有局部或特定的覆盖面，这可能极大地改变了税收归宿。如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只覆盖总人口的小部分，主要局限在城镇地区，基本上没有涉及到我国发达地区的农村，这可能使税收归宿明显区别于西方的所得税，所以在我国个人所得税是个相对低效的税收工具。我国的国情或者限制了税收工具的范围，或者改变了税收工具的作用，因此我们在税制设计时应该修改最优税收理论的标准模型，拓展这一理论以适应我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国情。（五）最优税收理论的拓展。最优税收理论虽然提出了一些指导税制设计的一般性原则，但运用这些原则在我国重新设计一个税收制度、而且在第一次就达到最优的观念是不切合实际的。现实的做法是通过对我国税制进行一系列旨在提高社会福利的改革，以逐渐接近最优的税收制度。所以我们应该把最优税收理论和税收改革结合起来分析。税收改革的分析方法是这样的，通过比较不同税种或税率筹集一单位政府收入的社会边际成本，并用最低成本的税收来代替成本较高的税收，并由此找出用最小成本筹集税收收入的方法。实际上，最优税收理论的大多数模型我们在税收改革分析中都可以采用。具体地说，最优税收理论可以用来对各种税制改革方案进行详细的测算，借助社会福利函数可以辨别出不同方案的优劣，但使用标准模型时应注意它们的不同之处。税制改革不是寻找最佳的而是较好的税收制度。最优税收标准模型的结论，是在生产者价格不变、存在完全竞争市场的前提下得出，所以研究集中在消费者和政府税收收入方面，而不是集中在生产方面。但它假定商品的课税完全转嫁给消费者、要素收益不变，忽略了税收变动对生产和要素收益的影响。现实中的税收改革会对生产方面产生扭曲效应，我们可以将税收对生产者价格的影响通过影子价格来计算，这样最优税收标准模型经过拓展，可以将限制和影响我国税制设计的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征包容在其中，使得最优税收理论适应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因此，影子价格工具被引入到税收改革分析中，最优税收理论可以直接推广到更现实、更复杂的情况中去。内容提要：本文介绍了最优税收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以及最优税收理论的两大主体部分——最优商品税和最优所得税的主要理论进展及其政策含义。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从所得税的功能及其税率设计、税收政策目标、假设条件、政策改革等方面分析了最优税收理论对我国税制设计的启示。关键词：最优商品税最优所得税中国税制正文一、最优税收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谈及最优税收理论，首先要对“什么是最优税收”进行概念上的界定。历史上诸多经济学家对税收制度的理想特征的看法中，倍受关注的当数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提出的平等、确定、便利、最少征收成本四原则，以及瓦格纳在其《财政学》中提出的四项九目原则等等（1）。而对当代经济学家来说，由于效率与公平问题业已成为经济学探讨中的两大主题，因此，理想的税收政策通常都是在马斯格雷夫（2）所提出的三大标准的框架内，即：（1）税收公平标准（尽管公平对不同的人来说意义各不相同）；（2）最小行政成本标准；（3）最小负激励效应标准，即税收效率标准。困难在于，对一个特定的税种或某个税收政策建议来说，往往只能满足其中的某一标准而无法满足其他标准。比如，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易于满足税收公平标准，却会对劳动供给产生负激励；增值税总体上对劳动供给不会产生负激励，但却很难符合税收公平标准。最优税收理论文献对最优税收评价的基本方法是，借助现代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个人效用和社会福利的概念，在赋予各个标准不同权重的基础上，将这些标准统一于惟一的标准之中。在现代福利经济学中，社会福利取决于个人效用的高低，以及这些效用的平等分配程度。一般假定，当效用的不平等程度递增时，社会福利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福利可以反映税收公平的思想，即导致不平等程度降低的税收是公平的。因此，最大化社会福利蕴含了税收公平标准。就税收行政成本最小化标准来说，较高的税收行政成本意味着更多的税收收入用在政府服务方面，从而使个人效用和社会福利降低。同样，就最小负效应激励标准来说，如负效应激励大，工作积极性就会减弱就会扭曲经济，使人们的效用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降低。于是，马斯格雷夫意义上的最优税制的三大标准就可以转化为社会福利的不同侧面，不同的税收政策可以用统一的标准加以比较和衡量，也就是说，能够带来最大社会福利水平的税收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以上便是最优税收理论的主要思想之一。由于很难将税率与税收行政成本之间的关系加以模型化，所以上述思想并非总是贯彻始终。经济学家们往往在其分析中忽略税收行政成本问题，多把最优税收理解成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税收。然而，忽略税收行政成本的最优税收理论毕竟是一个重大的缺陷。（3）二、最优商品税最优商品课税问题的现代分析最早起源于拉姆齐（Ramsey，1927）的创造性贡献。根据对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单一家庭经济的分析考察，拉姆齐指出：最优税制应当使对每种商品的补偿需求均以税前状态的同等比例下降为标准。这是拉姆齐法则的标准阐述。通过对用来推导拉姆齐法则的经济施加进一步的约束，即假定课税商品之间不存在交叉价格效应，鲍莫尔和布莱德福特（BaumolandBradford，1970）推导出逆弹性法则：比例税率应当与课税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成反比例。这一法则的政策含义是十分明显的，即生活必需品（因为它们的需求价格弹性很低）应当课以高税，而对奢侈品则课以轻税。但这样一来，就暴露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它忽略了收入分配具有内在的不公平性。为改变拉姆齐法则置分配公平于不顾的境地，理所当然应当对其加以适当的纠正。戴蒙德和米尔利斯（DiamondandMirrlees，1971）率先在最优商品税率决定中引入公平方面的考虑，并且将拉姆齐法则中的单个家庭经济扩展至多个家庭经济中。他们指出：在需求独立的情况下，一种商品的最优税率不仅取决于其需求价格的逆弹性，而且取决于它的收入弹性。这意味着，对许多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较低的商品来说，应当将实行高税率的分配不公问题和实行低税率的效率损失问题进行比较，最有意义的改变应当是使那些主要由穷人消费的商品数量减少的比例比平均水平低。或者说，基于公平的考虑，对于高收入阶层尤其偏好的商品无论弹性是否很高也应确定一个较高的税率；而对低收入阶层尤其偏好的商品即便弹性很低也应确定一个较低的税率（4）。值得重视的是，对拉姆齐法则的修正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对那些既非富人也非穷人特别偏好的商品，仍可以遵循拉姆齐法则行事。其次，尽管有人辩称商品税无须承担收入分配职能，收入分配问题只应由所得税解决，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出于显示身份、自尊、习俗等多方面的原因，现实中确实存在着不少收入弹性高而价格弹性低的商品（如钻石、名画、豪宅等）这就提供了通过对这些商品课税以改进收入分配的可能性。近年来，有关最优税收的研究开始出现一种把理论分析应用于实际数据的趋向。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最优税收理论所推导的税收规则仅仅表明了最优税收结构的一般情形，它们并没有明确的指导意义。其次，税收理论分析的目的在于提供实际政策建议，为此，税收规则必须能够运用于数值分析，最终的最优税收值应可以计算。最优税率的数值分析体现了执行上述计划在技术方面取得的进展。目前有关最优商品税的数值分析仍处于起步阶段，所做的工作集中在针对数目较少的商品组别的分析上，而且还没有哪种数值分析的答案能够完全推广到一般的情形。从已有成果看，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结论主要有两个：一是最优税收能够通过对生活必需品实行补贴而实现有意义的再分配；二是对公平问题的关切越强烈，商品税率就越不是单一税率（5）。三、最优所得税谈及所得税问题，我们立即面临有名的“做蛋糕”与“切蛋糕”之间的权衡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所得税是为满足公平目标而有效实施再分配的手段；另一种观点认为，所得税的课征是对劳动供给和企业精神的一种主要抑制因素，特别是当边际税率随着所得的增加而增加的时候。最优所得税理论旨在分析和解决所得课税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取舍问题。关于最优所得税的主要论文出自米尔利斯（Mirrlees，1971），他研究了非线性所得税的最优化问题。米尔利斯模型在所得税分析中的价值在于它以特定方式抓住了税制设计问题的性质。首先，为了在税收中引入公平因素，米尔利斯设想无税状态下的经济均衡具有一种不公平的所得分配。所得分配由模型内生而成，同时每个家庭获取的所得各不相同。其次，为了引进效率方面的考虑，所得税必须影响家庭的劳动供给决策。此外，经济要具有充分灵活性，以便不对可能成为问题答案的税收函数施加任何事先的约束。米尔利斯的模型是集合上述要素的一种最为简单的描述。米尔利斯模型得出的重要的一般结果是：（1）边际税率应在0与1之间；（2）有最高所得的个人的边际税率为0；（3）如果具有最低所得的个人按最优状态工作，则他们面临的边际税率应当为0.毫无疑问，第二点结论是最令人感到惊奇的。不过，这一结论的重要性也许不在于告诉政府应该通过削减所得税表中最高所得部分的税率，以减少对最高收入者的作用；其重要性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