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难以承受

报告文学难以承受“狂喜”——由老舍的报告文学《狂喜札记》所想到的张立国内容提要从《访苏心潮》与《狂喜札记》中可以看出，报告文学不应兴奋张扬地抒发激情，报告文学是有限制的文学艺术创作，多样性不是随意性，它只能反映和报告某一事件、某一人物、某一地方、某一问题、某一现象。在历史流变与现实发展的交汇点上进行升华与创造，使作品深深打上历史与时代的烙印，才是真正把握了报告文学创作的灵魂。关键词报告文；狂喜；多样性；历史；现实老舍是小说家、剧作家，但不是报告文学家。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许多作家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崇拜；对新生活的由衷热爱，涉足报告文学，艾芜写过《洋河大渠》、阮章兢写过《矿山医生》、康濯写过《徐水平原的白天黑夜》、柯蓝写过《听错了耳朵》、艾明之写过《春潮》、赵寻写过《一个高大的人》、郭小川写过《钢铁青年突击队》……老舍也不例外，他热情难捺地写了《狂喜札记》。《狂喜札记》是老舍作为“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纪念盛典的观礼”，“这是我终生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怎能不狂喜呢!因此，我将所见所闻简单地写下来，名之为‘狂喜札记’”。“狂喜”是一种情感、一种心情、一种心态，报告文学能够去写“狂喜”吗？“心态”也是报告文学的选项吗？这不能不让人想起王蒙的获奖报告文学作品《访苏心潮》。二者都是写前苏联，都是写心态，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可资比对的参照物，无形中构筑了一个可资比对的平台。一、从《访苏心潮》看《狂喜札记》王蒙发表于1984年第4期《十月》上的报告文学作品《访苏心潮》曾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作者访问前苏联22天的心理路程，面对苏联的现实，常有一种“鸳梦重温”而又“告别旧梦”的复杂心绪，且作者面对苏联的现实又常常引起对中国命运的思考，作品流露出作者由列宁故乡的现实而引发的“是正剧、悲剧还是喜剧”的复杂“心潮”。虽系“心潮”，却不是随意流淌，任意翻滚之潮。它牢牢固着在前苏联的社会现实上，我们粗略统计了一下，作品记录性、叙述性文字约占87%，而议论性、抒情性及意识流的文字约占13%。总体看来，作品还是以记叙为主，是以揭示被封闭了20多年的前苏联真实社会现实为主，它为读者打开了一个被政治阻隔的视窗，作品是符合报告文学新闻性、正义性、文学性的本质特征的，所以最终作品获大奖是合情合理的。反观《狂喜札记》就不同了，且不说观礼团是受邀嘉宾，停留在礼仪层面，沉湎于庆典之中，根本不可能看到一个真实的苏联，而且一味抒发狂喜之情也非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应有之意。我们粗略统计了一下，《狂喜札记》中记录性、叙述性文字不足50%，而议论性、抒情性及激情宣泄的文字大约占50%要强。我们不是说报告文学不能抒情议论，也不是说报告文学不能以抒情议论取胜，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作品就常常以精辟睿智的议论取胜，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均有著名的抒情段落流传于世。我们是说：一，抒情议论不能成为报告文学的主体，一篇报告文学抒情议论占了一多半，那不是报告文学，而是抒情散文。报告文学的纪实性要求它必须以记叙为主。二，抒情议论还要看你抒什么情？议论什么？套用一句古人评王昌龄《出塞》(其一)的话：“中晚唐绝句涉议论便不佳，此诗亦涉议论，而未尝不佳。此何以故？风度胜故，气味胜故”(清·黄生选评唐诗摘抄》)。而老舍先生所抒的狂喜之情是一种为政治而抒的矫情。我欢喜，我也衷心地感激!饮水必要思源。这么一想，我就更恨国内那些反苏反共的右派分子了，他们真是忘恩负义的小人!(见《人民文学》1958年第1期第43页)陵墓是用花岗石筑成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各兄弟共产党与工人党的团结啊，真是像花岗石一样坚固!(见《人民文学》1958年第1期第43、44页)也正因如此，苏联一旦在科学技术赶过美国，便永远赶过美国，美国永远落在后边，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事业与一切措施都是由为人类造福出发，都有共产党领导，而美国的一切则由垄断资本家的利益与意志出发，谁也不肯作赔钱的买卖。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鼓舞创造，美国却限制创造。自然，鼓舞创造的可以日新月异；限制创造的只好抱残守缺。右派分子说，社会主义制度限制了个人的创造才能，完全是胡说八道。(见人民文学》1958年第1期第44页)苏联人民给了我们多少援助啊，可是，他们绝对没有一点优越感。他们的和颜悦色与诚挚的语言，都使我们感到帮助中国是他们最愉快的任务，中国建设的每一成功都给他们莫大的欣喜。中苏真是一家，中苏人民真是亲兄弟。(见《人民文学》1958年第1期第45页)不管我明白与否，我可是真喜欢。为什么这样喜欢呢？因为这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吉星，是造福人类的福星。(见《人民文学》1958年第1期第47页)好了，我们不再一一引证。报告文学过于兴奋张扬地抒发激情，往往使作品在形式和气势上得益，但却在踏实、扎实、沉实、真实上受害，总让人感到虚———文章虚、内容虚、虚论高议、虚文浮礼、虚无缥缈，令人怀疑作者过度的主观投入是否有失作品的客观真实。同时，也会让读者产生出作者把自己观点强加于人的不快。我这样说，这样写，是不是为报告文学的选材和表现方式设定了禁区？二、多样性不是随意性胡锦涛同志最近强调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文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文学的多样性自不待言，只有多样性，才能产生丰富性，就连中国文化专制、文学专制最严酷的时期，人们也还是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旗举得高高。“文无定法”本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文无定法”，文学的多样性，不等于随意性、任意性。别忘了还有“作文有法”，特别是报告文学，它有其自己的文体特征，能够显现其文体特征的作品便是报告文学，不能显现其文体特征的作品———虽然文章可率性而为，你写什么，怎么写都可以———那就不叫报告文学。你随意挥洒、纵情讴歌，又怕别人不信，冠之曰“报告文学”，既毁了报告文学的声誉，也毁了作家的名声，这么大的作家不知道报告文学怎么写吗？报告文学就其内容而言是无题材限制的。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可以说包罗万象，没有哪一个领域是报告文学所未涉猎的。但报告文学不是无限制的文学艺术创作，而是有限制的文学艺术创作。就其文体特征的规定性而言，它在题材和表现方式上必须是反映和报告某一事件、某一人物、某一地方、某一问题、某一现象。哪怕是全景观式报告文学与集合式报告文学，也是集中在解决某一地方、某一问题或某方面问题上。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令人厌恶的“广告报告文学”，它虽然是假冒伪劣的报告文学，但从体裁上讲它毕竟还是报告文学；然而我们却怎么也找不到“抒情报告文学”。大家心里明镜似的：报告文学需要多样性，排斥随意性。报告文学不是抒情散文，不能专事抒情。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方位、形态、动作、措施、背景等要件必须一一实写。在这方面《访苏心潮》做到了。在我们到达莫斯科的第一个晚上，晚饭后我们在俄罗斯饭店周围散步。那是一个星期天，红场上、莫斯科河畔，到处是度假的苏联人。一些老人胸前挂着满满当当的勋章，悠闲而威严的踱着步子。还有的人是全家出游。有不少人嘴里吐着伏特加的气味。相对来说，这种假日踱步的人流中年轻人比较少。一位和老伴挽着手、酒气很重、勋章有两三个的老人主动与我们攀谈。他先猜我们是日本人，又猜我们是来自东南亚，等我们告诉他我们是中国人之后，他略略一顿，然后紧接着的一句话是：“我们要和平，我们不要战争”。(见《1983-1984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上作家出版社第79页)而同样是写莫斯科的夜晚，在老舍笔下却是：静静的莫斯科河反映着灯光人影，格外美丽。戴着珠冠或披着锦衣的楼阁的倒影好像一座座的水晶宫。天空，探照灯极亮地照映着巨大的国徽与列宁徽。太疲倦了，我没能等候观看烟火。可是，回到招待所，我也是一时不能入睡。那亿万颗钻石似的灯光还在我的心中，直到今天还在我的心中。光明使人兴奋。莫斯科的光明使我永远兴奋。莫斯科的光明就是全人类的光明。(老舍《狂喜札记》见《人民文学》1958年第1期第45页)37卢布的机票；10卢布一公斤的羊肉；面孔更加严厉的店员；新婚夫妇向列宁墓献花；高价兑换美元的女大学生；每人12平方米住房，知识分子可增加10平方米；气宇轩昂的高官；……都在王蒙笔下一一道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前苏联。而在老舍笔下写得最具体的最实的是人造卫星：“这是一颗圆圆的，晶亮的球。球上有四条长长的金属辫子，是天线。有人给讲解。当时，我似乎都听明白了；现在叫我重述，我可是说不上来!不管我明白与否，我可是真喜欢。为什么这样喜欢呢？因为这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吉星，是造福人类的福星。”[1]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多样性必须扎根于真实性，报告文学甚至也不是不能写虚妄与荒诞，象《生者与死者的对话》、《1988横竖撇捺》等均被称之为“荒诞报告文学”，但那荒诞最终都落到了实处。如他讲了一个十分荒诞的故事，最后则告诉你这个故事载于某书第几页。多样性是必须的，随意性是不可取的，规矩还是要有的。三、深度：历史流变与现实发展的交汇点老舍先生已仙逝40年了，今天拿老舍先生来说事，有违中国人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长者讳”，显得有些不厚道，不是中国文人应取的态度。但我们又必须拿老舍先生来说事。建国后十七年里，老舍先生颤颤惊惊，诚心实意，力图做一个好的顺民。他打顺风旗，说顺风话，极力迎合主流话语。结果还是在劫难逃，做顺民而不成，只有一死了之。面对今天报告文学日趋边缘化的现状，我们不能不大声疾呼，不能不敲响警钟。这警钟要想震醒今天的报告文学文坛，只有出重锤，也只能敲在老舍先生身上。如老舍先生在天有灵，为了中国的报告文学事业，我想他老人家是会谅解的。报告文学不同于其它文学式样，它需要现实精神，是在逼近现实的过程中，勇敢地直面现实，生动地反映现实，深刻地批判现实；“是要抓住真实、鲜活、典型、新颖的事件人物，在对其作时代和是非的理性评判之后，以期影响人们对社会生活环境、状况的感觉和认识，达到促进社会的文明发展。”[2]面对报告文学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社会责任，报告文学作家要有独立人格、独立意识；要有人文意识，忧患意识；要有使命感、责任感；要有宗教般的虔诚和牺牲精神。绝不应回避现实或无原则的顺应现实，更不应成为政客和金钱的附庸，阿谀奉迎，粉饰现实，丧失报告文学的正义性和社会价值。胡锦涛同志指出，要从历史流变与现实发展看问题。报告文学作品的深度也恰恰就在历史流变与现实发展的交汇点上。报告文学作家本应尽力去把握这一交汇点，写出令人民满意的作品，但当下报告文学的创作现实并非如此，正如范培松先生在《论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批判退位》一文中指出的：在文化领域里出现所谓“后现代主义者”，他们摆出宽容的姿态消解中心，拆除深度，嗜好不确定性，公然提倡知识分子放弃批判使命，平息反思的冲动，和现实中的恶势力妥协。知识分子发生了分裂，价值观的多元化蜕变，精英文化感到被遗弃和愚弄，人文意识的泯灭，神圣感的消失，使得报告文学作家处于这样的迷离：他们既失去了批判的目标，也失去了批判的原动力。无论中国是八千年的文明史，还是五千年的文明史，历史的积淀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左右着中国的国情和中国人，左右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例如，伦理孝道、祭祀祖先，是中国人立身之本，数典忘祖将不齿于人类；而祖父被日寇枪杀，祖母挨过日本鬼子的打，这又是历史事实，二者发展到今天，统一在今天，这就是历史的流变，无法更改的历史流变。葡萄牙著名作家文图拉说：“每一个民族都应找到自己的现实主义形式。……当拉丁美洲出现魔幻现实主义的时候，美国的现实主义作家，比如诺曼？梅勒或杜鲁门？卡波特却在复制现实，创作报道性长篇小说。”中华民族重经验形态，重实践理性，主张“天道远，人道迩”。在文学上，历史地形成了“文以载道”的传统。尽管今天随着文学向内转，出现了个人化写作，私语写作，出现了解构与消解，但中国人的审美心理里还是企盼强有力的干预生活之作，还是想着“文章乃经国之大业”，“文章千秋事”。这一切的希望人们寄托于报告文学，从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的轰动效应，到今天人们对报告文学远离现实、漠视民生、放弃批判、淡化民主的不满，说明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