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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拉美和韩国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思考“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其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概念。在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居GDP1000美元的贫困线后会很快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然而，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或受外部冲击，导致持续增长动力不足和快速发展中积累的社会矛盾集中爆发，从而出现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的状态，即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产生源于经济体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城市化加速、资本账户开放等问题都可能成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后会表现出以下特征：经济增长活络或停止，贫富分化加剧，腐败多发，多度城市化造成畸形发展，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金融体系脆弱。世界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各不相同：既有掉入“陷阱”而难以自拔的。如拉美一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却因为没有处理好发展战略、收入分配产局和对外经济关系等问题，而一直陷于低谷；也有正在努力摆脱“陷阱”的，如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还有成功跨越“陷阱”的，如日本、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出口导向性发展战略、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国内收入分配格局调整等途径，分别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成功规避“中等收入陷阱”，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大多数拉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在时隔40年后的今天仍在原地徘徊，成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典型，而且自身还出现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韩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时就已决定建立自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用不到20年的时间就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拉美国家和韩国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后的不同表现，究其原因，是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存在也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主要是指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及生产方式，也包括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属于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式成为社会意识形态，主要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在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本质上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因为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应，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社会意识以理论、理念、心理等形式反映社会存在，这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依赖性，但社会意识又有其相对独立性，即它在反映社会存在的同时，还有自己特有的发展形势和规律，这也是导致拉美国家和韩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上表现差异的根本原因。首先，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发展的具有不完全同步性和不平衡性。进步的社会意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判断未来，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落后于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则阻碍社会的发展。另外，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情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社会意识的发展水平未必都是最高的；某些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其社会意识的某些方面却可以领先于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其次，社会意识内部各种形式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各自具有的历史继承性。社会生活的内在联系及其统一性，决定了社会意识诸形式之间也必然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同时，社会意识诸形式具有自成系统、前后相继的历史链条，因而具有历史继承性，尤其发展的特殊规律。最后，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的反作用。这是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突出表现。任何社会意识不会凭空出现，只能是适应一定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要求而产生的，因而它必然具有满足这些需求的功能和价值，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物质力量并作用于社会存在，影响力是的发展。先进的社会意识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对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落后的社会意识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对社会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对于韩国而言，儒家文化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是儒家“行仁政”的思想在现代化过程中转化为一种国家导向的发展主义。东亚政治精英的强烈的发展动机虽然与战后东亚新兴的民族主义意识与忧患意识紧密相关，但它是植根于该地区文化传统中的整体意识与施仁政的伦理道德。其次，崇尚集体主义与等级秩序的东亚在发展过程中演化出威权主义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市场经济体制是带有某种东方家长制的遗传基因的独裁开发体制。这一政治经济体制形态根植于东亚的历史与政治现实，延承了东亚悠久的官僚制度传统，同时又是面向现代化的、蕴涵着现代政治的成分。它以发展经济为首要目标，推动经济市场化与自由化。随着经济民主化与工业化的实现，它又走上自己对立面，不得不适应经济社会的转型而转型为民主政治。因而东亚权威政治是一种过渡政治形态。是东西文化合壁的政治制度。而威权主义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是西方市场经济基本原理与东方专制传统相结合的产物。这种市场经济体制相对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可能更加集中和高效。同时，儒佛文化中均贫富的思想传统，可以矫正市场经济竞争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异。市场经济虽然符合人追求自由、追求财富的天性，但市场经济也有其严重弊端．即市场经济会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而严重的贫富不均正是导致社会冲突的根源。绝对平均主义当然不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但是，贫富差距过大也不利于社会稳定，而社会稳定是发展的重要条件。而对于拉美国家，影响其市场经济发展的则是伊比利亚文化传统。拉丁美洲由中美洲、南美洲和加勒比海3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成。这些国家都是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殖民地。有其共同的文化背景，共同构成一个文化区域。其共同的文化是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从天主教伦理抵制资本主义精神的角度讲，伊比利亚殖民者的第一条航行到新大陆就基本注定了拉丁美洲历史的发展命运。从文化上埋下了拉丁美洲经济长期不发达的根源。首先，拉美政治精英的发展意识没有东亚社会精英强烈原因可能是东西方强烈的文化反差使东亚人对西方主导国际社会更加痛苦。而拉美文化则同属西方文化，而且工业化起步也比东亚更早，这种落后意识相对比较淡漠。而强烈的落后意识是实现赶超战略的动力来源。其次，崇尚暴力与专制传统的考迪罗文化演化出官僚权威主义政治经济体制。这种体制虽然在维护拉美社会稳定，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方面取得一些成就。但与东亚的国家权威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相比，仍有巨大差别。其中，最重要的差别是东亚权威政府具有较强的自主性与自律性，而拉美权威政府的自主性与自律性较差，使其经常摇摆于民族资本与跨国公司的利益之间，而政府的自主性与自律性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崇尚自我中心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拉美国家实行的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与东亚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不同，具有国家统制经济的色彩，从而导致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双重失灵。第三，天主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还表现在天主教的禁欲主义教导信徒通过苦身修行来使灵魂得到拯救．蔑视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试图把人们从现实生活引入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这种伦理造成了人们不思进取、对工作的怠惰以及厌恶劳动和工商业经营的价值观念。就东亚社会意识与拉美社会意识而言，我们虽然能够比较容易地分辨出两种社会意识的差异性。但是。如果将两个地区经济发展业绩的差异归结为上层建筑的不同，似乎是过于简单化了。东亚成功的基本经验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性的国家引导两者的有机结合。而拉丁美洲经济出现停滞或发展缓慢则与其长期保持垄断性大地产制度、实现进口替代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失误等因素密切相关。上层建筑主要是提供一种价值观直接影响人们的意识，以及为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提供某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社会意识并不直接地、更不能单独地对经济发挥作用，它在这方面的作用始终限定在一定经济和政治条件与国际环境中。忽视了这一点，就会像黑格尔那样，把历史的发展颠倒过来，成观念即绝对精神的发展了。总之，经济活动是由制度和价值系统协调和控制的。经济社会展与技术进步需要得到新制度与精神伦理的支持。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必须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而新的制度必须同本国人民的价值体系相适应方能有效运作。但是这种适应并不应该是消极被动的，文化的特质通常会因为适应新环境而改变，有时更会是政府长期干预的一个结果。特别是政府的教育与文化政策。当价值体系不能适应新的技术与制度变革时，就需要对文化价值系统进行彻底的改造与创新。因此，实现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进步+制度变革+文化价值重塑的系统工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断加强，但也面临着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而现如今我国也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在采取一系列制度措施鼓励创新，进行经济转型的同时，也要注意适应新形势，要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社会意识形态发生的新变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