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实践与思考

摘要：我国工、中、建、交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已先后完成股份制改造，但其公司治理结构尚欠规范和科学，资产质量基础还比较脆弱，经营理念和管理体制变革不大，传统的绩效考评机制仍在发挥主导作用。应建立相互监督制衡、高效运转的公司治理架构，实行以经济增加值(EVA)为核心的绩效考评体制和财务资源配置方式，股权结构应逐渐变革为“汇金+战略投资者+公众”，并不断满足各种投资者合理投资需求。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Abstract：China’sfourstate-ownedcommercialbankshavecompletedthereformoftheshareholdingsystem，whichispubliclylistedinthesecuritiesexchangemarket.Butthecorporategovernancestructureisnotscientific，thequalityofassetsisnotgoodenough，theconceptofmanagementandinstitutionalreformisnotinplacecompletely.Thetraditionalmachanismofperformanceassessmentstillplaytheimportantrole.Anintitutionalgovernanceframeworkofinter-monitoringandhighefficiencyshouldbesetuptomaximizetheprofitsofinvestors，suchastheassessmentmachanismcenteredoneconomicvalue-addedandallocationformoffinancialresourses，andtheshareholderingstructurebasedonmoneygram+strategicinvestors+publiccommunities，etc.Keywords：state-ownedcommercialbanks；shareholdingreform；corporategovernancestructure；shareholdingstructure自2003年底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依次开始实施股份制改造，着力实行公司治理结构，其改革目标和最终目的是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商业银行。目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以下简称工、农、中、建、交)五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除农行的股改尚在进一步运筹论证、有待适时启动外，工、中、建、交四行在国家统一安排和部署下，通过财务重组、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框架、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已先后完成了股份制改造，成为境内外公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转变为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本文就上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具体股改内容的差异，股改上市后仍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当采取哪些与之相适应的措施来加以改进等进行分析与思考。一、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差异性1.注资方式不同政府通过注资的形式改善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以救助和支持商业银行是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通常采取的方式。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也沿用了这一形式。但根据“一行一策”原则，对各行的注资方式却有所不同。工商银行注资150亿美元(约折合1240亿人民币，当时汇率)，连同原财政部拨入的1240亿元人民币共同构成了工商银行的核心资本2480亿元，汇金(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财政两家各持50%的国有股份。中行和建行两行动用的是改制前的资本金和拨备来冲销损失类贷款，所有者权益正好能冲销损失类贷款，然后由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注入450亿美元(约折合3744亿人民币，当时汇率)，汇金独家持有100%的国有股份。之所以在对工行注资时未采用单一的外汇储备注资的模式，主要是因为工行规模庞大，单一动用外汇储备予以注资需要巨额数量才能全部解决问题，由此必须考虑汇率变动风险。据财政部金融司测算，中、建两行的外汇资本金，当汇率每贬值10%，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将达到1%~2%。对银行来说，单一币种资本风险很大，因此，工行注资就未沿用中、建两行的方式。至于交通银行股改中的注资方式则与工商银行大体相同。王家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实践与思考2.不良资产剥离方式不一对于损失类贷款的处置，中、建、交三行采取的是一次性核销方式，工行则是进入汇金公司和财政部“特别共管基金”账户，由财政承担，由未来分红和所得税进行逐年支付，并发行年收益3%的凭证，“拿时间换现金”。这一安排的优点在于不需要立刻动用资金核销，有点类似用未来收入“分期付款”。中行、建行与交行的一次性核销方案曾被认为虽增加了当时的改革成本，但同时也减少了财政的隐形负债。由此可见，不同方式各有优缺点。对于可疑类贷款的处置，中、建两行采取的是同一方式，50%核销，50%由央行以发行票据等方式承担；交行为50%核销，50%回收；而工行回收率在30%左右，70%的损失部分则由央行以发行票据等方式承担。详情见下表：3.公开上市模式略有差异2005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相继上市。交行和建行分别于2005年6月23日和10月27日先后在香港市场发行H股公开上市，此后又于2007年5月15日和9月25日先后成功发行A股；中行首次实践我国商业银行A股+H股的上市模式，于2006年6月1日和7月5日先后发行H股、A股并成功上市；工行则于2006年10月27日正式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同时挂牌上市。至此，值得一提的是，还未正式启动股份制改革的农行，“2000年以来，其不良贷款已累计下降20.63个百分点，剔除专项，常规贷款不良率已降至18.37%；主要财务指标基本达到工、中、建三行股改前水平，2006年年末资产利润率1.16%，接近三行股改前的平均水平；拨备覆盖率4.59%，经营收益能有效覆盖新增风险。”[1]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为其股改制定总的原则是：坚持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据悉，农行财务重组方案同工、中、建、交四行一样，包括国家注资和引入战略投资者。但因农行的股改仍在进一步酝酿论证阶段，难以也无法把其有关财务指标和工、中、建、交行四行放在同一个平台和层面上一起分析。二、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后经营管理存在的问题工、中、建、交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股改成为国有控股上市银行上市以来，资本充足率显著提高，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逐年改善，风险控制能力明显增强。可以说，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截至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然而，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不是某项具体业务制度、管理办法和管理方式的简单变化，而是体制和机制的根本性变革，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改造、改组、改制，这种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和体系的创新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从主客观、内外部等不同侧面和角度作深层次的思考，我们就会发现国有商业银行股改后作为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运营以来，仍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1.公司治理结构尚欠规范和科学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能否建立起严格规范和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也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根据西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模式及运行机理来看，独立董事制度和监事制度分别起源于以英美为代表的外部治理模式和以德日为代表的内部治理模式，二者在同一银行中不并存。但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中，出于更为有效地治理公司的良好初衷，两种制度同时存在。因为“国有商业银行设计这个治理结构的时候总想把国外一些有用的东西全都拿来，所以目前既采取了有监事会的德国模式，又采取了有董事会的英美模式，甚至还有中国特色的岗位和管理层，基本上是‘一个拼盘’，运作起来有许多问题。现在的监事会是一个内部的监事会，监事长同时也是党委副书记，如果让他监督管理层就有一定的难度。虽然董事会下达任务目标，监事会每天监督完成情况，但由于终究是行内的职工，所以在监管力度和程序方面确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2]现在普遍存在一种担心，即这种“多龙治水”的管理框架可能会导致实践中的政出多门，进而降低经营管理效率。根据历史经验，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另外，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职业经理人制度。行长可以说是董事会聘用的“高级打工者”，而只有银行的投资者和相应的董事会才有资格考评一个行长的业绩，并根据其整个经营生涯的成败得失决定是否聘任或续聘。然而，我们看到已成为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人力资源管理方式仍没有摆脱僵化的旧有组织管理体制的制约。其表现是各层级的管理者都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激励方式与一般提拔选用党政干部没有什么两样。这种现象从观念到行动至今都未改变，迫使银行各级管理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一条职务链上苦苦求索，异化了自己本来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也扭曲了其本身的经营行为。2.经营理念和管理体制变革不大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置，不仅付出了高昂的创设成本，而且导致金融资源空间配置的分散化与低效率。虽然现在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后运行机制跟过去相比有了一些变化，但也仅仅是一些管理方式和形式上的变化，并未在组织制度创新这个根本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而没有组织制度的创新，经营理念和管理制度的创新几乎无从谈起，其内部机构的组织成本和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也就远远高于外资商业银行。从四家已股改上市的银行看，虽然管理水平、经营绩效有所提高，但其经营理念和管理体制仍旧带着旧思维和旧体制深深的烙印，原有的行政化管理格局和多层级经营机制尚未有实质性改变。虽然有的行开始以业务单元制取代区域层级制，实行扁平化管理的尝试，但距离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具备的集约经营要求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尤其是引进的境外战略投资者，事实上并未参与各行的具体经营，更谈不上管理上的决策，希望其倒逼国有商业银行创新经营理念和管理体制的良好初衷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基本上没有起到引进创新的作用。3.资产质量基础还比较脆弱，存在不良隐患原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现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说：“目前，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比例已从改革前的40%至50%，下降至2006年的7.5%，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吃‘降压药’即‘剥离’的结果，而不是依靠自身机制的改善。”他形象地比喻：“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这个拿枪的敌人就是不良贷款，而不拿枪的敌人就是体制、机制、管理水平和员工素质。即不良贷款剥离并没有换来银行管理水平与机制的显著改变。”他同时用金融的“潮水效应”来提醒金融风险，特别是以不良贷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信用风险，如同海边礁石一样，在经济高涨时，它被暂时淹没看不见，在经济退潮时，它就会暴露无疑。目前我国GDP连续四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总体经济形势很好，但这恰恰是最应高度关注的时刻[3]。这说明，国家动用整体切割的大手术只是切去了商业银行肌体上表面的不良肿瘤，但其体内残存或可转移、潜伏的部分“癌”细胞或许并未能切除干净，资产质量的基础还比较脆弱等一些深层次和潜在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暴露和有效改善，某些不良基因还会因一定的内外部因素在一定的时间或空间内顽强地表现出来或寻找新的承载基础。由此可见，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暂时的下降，这只是一些表层信息，不良隐患仍然较多，不良贷款反弹的预期率和可能性还很大，还不怎么坚实的资产质量基础仍是我国商业银行的一大“软肋”。4.传统的绩效考评机制仍在发挥主导作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传统的绩效考评机制侧重于衡量短期绩效，核心任务是规模的扩张或既定规模下的利润最大化，基本上只能完成对短期业绩的结果考核，摆脱不了传统的结果管理，在实践中容易导致被考核机构或个人重视短期业绩而忽视长期成长性要求。相比这种传统考评方式，在考评产出、结果、财务指标、短期绩效的同时，还要考评投入、过程、非财务指标，兼顾长期战略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经济增加值(EVA：EconomicValueAd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