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映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座谈会上的讲话

李铁映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座谈会上的讲话今天，同这么多工艺美术大师见面，我很高兴。对于我来说，能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做一些事情，实为余年有幸。你们聘我做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的名誉理事长，我表示感谢。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为你们跑龙套，为中国工艺美术事业摇旗呐喊！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而文物是文化的载体，是民族历史的见证，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一个没有自己的文化和文物的民族，就等于没有历史。历来文化与文物相结合，就是珍宝。故宫里的文物，哪一件不是珍宝呢？什么叫珍宝？就是凝结着和浓缩了一定民族、一定历史时代文化的最宝贵的工艺美术作品。中国优秀的工艺美术作品，就可以称作华夏珍宝。在中国历史上，工艺美术作品往往都是收藏品，还不能称之为商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艺美术作品大多成为了商品。对中国的工艺美术，要精心保护、精细发掘、大力弘扬、大胆创新。发展中国工艺美术事业，应坚持依靠科技、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方针。中国工艺美术仅靠休闲把玩是发展壮大不起来的。依靠科技，是不断提高工艺美术工业化水平和不断创新的关键。不依靠科技，就只能在历史和传统中兜圈子。走向市场信息、走向世界，是工艺美术的发展方向。只有走向市场、走向世界，中国工艺美术及产品才能发展和弘扬。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优胜劣汰，淘汰落后的产品和技术。在新世纪的盛世，中国工艺美术要继承传统，发扬优势，发挥潜力，为国争光。要大力发展，使之成为产业，实现资本积累和工艺美术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现在，很多地方的工艺美术作品还是家庭作坊式生产。这与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不适应，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形势不适应。要尽快实现家庭作坊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否则，就不会有大的发展，也进入不了市场。我讲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要大力发展中国工艺美术行业。要正其名，兴其业。目前，还是有许多过去计划经济的观念束缚着工艺美术行业的发展。中国工艺美术行业还缺乏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制和政策。应尽快调整行业结构，改革体制，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适应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走向市场，走向世界。建议加强工艺美术人才的培养。我们不能只看到国宝中的“物宝”，还要看到其中的“人宝”。没有“人宝”，就没有“物宝”。要进一步完善师承制度和办学制度，还可以考虑接收外国留学生。在培养人才和技艺传承方面，要解放思想，要有新发展。无论是什么制度，都是为人服务的，为民族服务的。我们的制度，就是要为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服务。要制定保护和发展中国工艺美术的法律、法规或条例，建立振兴中国工艺美术的制度和机制。家庭传承当然是个有效的方式，要不这几千年怎么传下来的？但是，在我们一些行业里面，人们似乎还比较保守，只把技艺传给自己的子女或亲属。不开放，一些技艺或技术就失传了，那岂不太可惜了！中国应该有“华夏珍宝馆”！工艺美术的内涵和外延也要进一步扩展。如，宝剑是否可以纳入工艺美术的范畴？盛世出艺术。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精美的珍宝是难以做出来的。建议设立中国工艺美术的保护、发掘和创新基金。要开拓思路，多渠道地筹措资金，集腋成裘。这个基金不用来搞奖励，而要实行社会化管理，遵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办事。基金主要用于保护、发掘工艺美术珍品，将失传的东西重新做出来。同样的产品不一定都要用传统的方法制作，也可以考虑用其他的方法，如釉里红等。现在，大师们的观念也要转变，既要虚心学习和积极借鉴别人的优秀成果，也要不怕别人学习甚至仿制自己。赝品历代都有。当然，我们要注意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大师们的工艺和作品各具特色、各有韵味，但不能搞封闭，捆住自己的手脚，不敢勇于创新。思想观念不转变，行业的发展就会受束缚。保护是需要的，发展是根本的。不发展的事物，是站不住脚的。总之，要使中国工艺美术事业有一个大发展，一要大力弘扬传统，二要大力培养人才，三要大胆学习创新。最后，我想说的是：“壶内世界小，壶外天地大”。谨与大家共勉。2004年2月3日（中国工艺美术行业协会供稿）中国的吉祥文化（续）张道一（三）取吉利和讨口彩吉祥的内涵，在民间用通俗的话说叫做“取吉利，讨口彩”。过去杨柳青的民间木版年画艺人，有三句关于创作的口决：书中要有戏，百看才不腻；出口要吉利，才能合人意；人品要俊秀，能得人欢喜。这三句口诀既可以作全面完整的理解，也可以分别解释，已是带有很高的理论概括。其中的“出口要吉利”也就是所说的“讨口彩”。由此看来，民间艺人由于长期生活在大众之间，对于吉祥文化，是深知个中三昧的。前已述及，这是一种“人之常情”。不论什么人，谁不希望凡事有个好兆头、有个好结果呢？可以说这种兆头就是吉祥文化的表现，而其结果所产生的效应也是如此。如果兆头和结果都相反怎么办呢？当然在人们的经验中早已解决了这一问题。若是“流年不利”，就设法避开，或者以“相生相克”来“逢凶化吉”，结果是导致出了种种迷信的举动。举凡人的需要不外两种，一种是对于物质的需要，一种是对于精神的需要。物质的需要主要表现为衣、食、住、行、用，这五个方面又分成两个层次，低的层次是生存，高的层次是享受；精神的需要主要表现为文化素质的提高，其中艺术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两种需要固然有所区别，但在获取和满足的过程中，往往是不可分的。而且在这过程之中，才会显示出社会的、法制的、伦理的、宗教的、教育的、政治的等问题，都要加以合理的解决。吉祥文化的定位，无疑是在精神方面，而且主要的表现形式是艺术。但是它又不同于一般的艺术，它可以渗透到各类艺术之中，以不同的艺术形态出现，也可以相对独立，或者结合到衣食住行之中，体现为某种物质需要的形式。积极的、健康的吉祥文化，不但可以助人向上，提高素质，加强民族的凝聚力，而且能够和谐生活和人际关系。所以说，吉利要“取”，要积极的索取和获取，口彩要“讨”，要能动的讨教和讨取。人生应该是吉利祥和的。二、吉祥文化的发展——心理素质与特定环境（一）农耕文化的社会背景吉祥文化的产生，是全人类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也就是说，不论什么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的吉祥文化。然而，由于各国家或民族传统文化背景的不同，即使同是一种吉意，所表现的具体内容和形式都有差别，就像见面时中国人握手、西方人拥抱一样。中国人欣赏孔雀开屏的时候，在传统法国人的眼光中则是女人的不正经。这些相反的对照，只是一种比喻，不存在是非和好坏的问题，是因为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传统文化的见解不同，对于蝙蝠或孔雀来说毫不相干的。再者，是吉祥文化的普及度和覆盖面，中国可能是最高的，表现的也最突出。高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是地域大，二是民族多，而更重要的是封建社会的延续性强，无疑在这类文化上所积淀的也就多。我国古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它的解体和消亡至今还不到一百年。所谓传统文化，是直接在这种制度下产生和发展，并流传下来的，吉祥文化也不例外。秦始皇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即位秦国的国君时只有十三岁。公元前二百三十八年亲政后，开始了他的雄心谋略，十年之间，消灭了割据称雄的六个大国，结束了战国的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确定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为“皇帝”，国家的一切重大事务由皇帝决定，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官吏直接由皇帝任免。秦始皇统一法律、度量衡、货币和文字，做了不少有益的事，但“焚书坑儒”也挫伤了文化的发展，从此开始了对于思想的大禁锢。汉代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限制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儒家的宗教化倾向逐渐加强，至宋代“理学”的兴起，使中国人的思想戴上了沉重的枷锁。我们现在所推崇的“女红文化”，实际上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女红”也称“女功”，是指妇女的织绣、缝纫之类。在旧的礼教下，有所谓“三从四德”的教条，“三从”就是规定妇女“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总之，女人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权利；“四德”是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即品德、言语、容仪、女功四个方面，都有具体的规定。把妇女的操针弄线也纳入封建的社会规范，在政治上是相当严酷的。农耕时代“男耕女织”的定式，并非全是由生产和生活的性质所形成的自然分工，也不全是一部桃花源里的田园诗。作为“女红”来说，虽然它也确实体现了女性之巧和女性之美，这同封建社会的“四德”是有质的区别。在封建社会中，皇帝至高无上，是“天子”，是完美无缺的“圣人”。一人之下，皆为顺民，否则就是叛逆不道。在这种氛围中，人们说话、做事、交往、集会，都得小心谨慎。老一辈的人都知道，五十年前的中国，早已是推翻了皇帝的国家，可是在饭店、茶馆的柱子上依然贴着“莫谈国事”和“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标志警语，说明人的思想、意识和观念，是难以一下子改变的。就像中国人在近代史上经历过两次剪辫子一样，因为它直接关连着政治和观念。三百年前满人入关建立起清朝，那“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告示是血淋淋的；三百年后革命军剪辫子，几乎是重演了一遍历史，虽然内容和目的变了，但形式是一样的。现代的青年人可能会问，在那“莫谈国事”的年代，大家谈些什么呢？其实也不难，从近处说，是谈“天气”，“今天天气……哈哈哈”，所以至今还留下“谈天”、“聊天”两个词；从远处说，则有很大的内容是谈“吉祥文化”，因为它几乎是上下贵贱和老少男女都咸宜。它贯穿中国人生活的所有方面，成为一个传统，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风俗的不可抗拒往往是无形的。它的源头可能很小，甚至是极少数人的作为，只是要看作俑者的影响力，如果影响力很大，就会推波助澜起来。“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帛”，上行下效，有过之而无不及。五代时的潘妃缠了小脚在金莲花上跳舞，不过是取悦一个东昏侯，绝不会料到竟由此刮起了大风，一刮就是一千年，给中国妇女酿成了身心的灾难。现代的美学家恐怕讲不出“三寸金莲”美在哪里，可是那些迂腐的古代文人门却在诗文中大加赞美。这种扭曲了的畸形审美，包括那些缠足的女士们已是最后一代，也是祖母一代，当她们忍受痛苦完成了自己的“作品”之后，甚至许多年之后，有时还会在斜阳下产生出一种无名的“幸福”的回忆。对此我听到过不少。（二）追求圆满和合的心态吉祥文化的一个很大的功能是求得心理的平衡。不论做什么事，在事前所寄托的希望，和对事后结果的成败，成功了很高兴，需要祝贺，失败了虽不顺心，也需要安慰，所有这些都与吉祥文化相联系。一个人不论在什么时候，即使物质条件再好，也须要精神上的支撑和慰藉。我们所说的精神和物质的不可分，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清楚。在传统的吉祥图中，人们画了“和合二仙”。明明是两个神仙，却又将他们画得不修边幅，像是两个天真的少年，一个手捧圆盒，一个手持荷花。与其说这是神仙，不如说是对“和合”两个字连在一起的形象说明。这个词的含义和相敷演的形象，不论对谁都是合适的，因为它符合中国人的一般心态。在电影和电视发明之前，戏剧作比较的包涵是所有艺术中最大的，而当艺术理论家再作深入研究时，以中西方的戏剧作比较，又认为中国的戏剧包涵得更多更大。西方的话剧、哑剧、舞剧、歌剧都分得很清楚，另外还有正剧、悲剧、喜剧、闹剧等，一般也分得很清楚。但是在我国，戏剧的出现虽然比西方晚，可是一出现便强调了一个“合”字艺术的大综合，几乎把所有的艺术种类都综合进去了。为了有所区别，便使用了“戏曲”这个名称。不仅如此，在表现人生和反映社会上人们的悲欢离合总是交揉在一起。西方的悲剧可以从头悲到底，但是我国的戏曲却最终要有一个圆满的“大结局”、“大团圆”。譬如《梁山与祝英台》属于悲剧，但最后的收尾是“化蝶”，一对青年恋人，生前不能结合，死后化为蝴蝶双双飞舞。这种戏剧的结局之所以是中国式的，就因为中国人的追求圆满成为一种普遍的心态。中国吉祥文化的产生，是与以上所说的制度、环境、条件、约束等分不开的。千百年来，人们形成了一种适应，习惯而自然了，也就找到了自我慰藉和相互表达的形式。其中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素称“以农立国”，但是在历史上，几千年来并没在真正解决全民的吃饭问题，亦即基本的生存条件。当人们的衣食住行得不到满足时，在精神上、思想上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想发财致富和宝贵荣幸。这是一种理想，甚至是幻想。即使是虚幻的，也是美好的。问题在于，数千年的农业社会，把广大农民锁在了那一片片的土地上。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唯一的乞求就是“风调雨顺，人丁兴旺”，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