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之洋务思想形成新探武安十中高二历史高晓燕

李鸿章之洋务思想形成新探武安十中高二历史高晓燕摘要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早期改良主义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经世致用的实学观为其提供了思想源泉，西学东渐为其提供了客观条件，镇压太平天国为其提供了实践机会。关键词李鸿章洋务思想形成原因目录1引言......................................................................02李鸿章洋务思想简介........................................................03早期改良主义与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形成........................................14经世致用的实学观与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形成....................................35“西学东渐”与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形成........................................56镇压太平天国的实践与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形成..................................67结语......................................................................7李鸿章之洋务思想形成新探1引言作为晚清洋务派的领袖，李鸿章三十余年从事的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他的洋务思想也十分丰富。本文主要研究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形成以及影响其洋务思想形成的各种因素。2李鸿章洋务思想简介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外交等方面。在政治上他主张变易官制，要求改变腐朽的官僚体制。他对当时的官制非常不满，抨击守旧、倡导变法：“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1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而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1]（卷19P3806）他高度赞扬日本的官制，认为他们的办事效率高，有一官办一事。而中国官制则非常冗烦，因而他主张改革官制。在军事上他主张变易兵制，要求对清军的编制、装备、训练等进行改革，建立新式军队。李鸿章称“中国不亟图强兵经武，徒纷纷遇事张皇，事后苟且粉饰，必至失国而后已，可为寒心”。[1]（卷10P3455）要“强兵经武”，就必须学习西方。他指出“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1]（卷5P3237）所以创建新式军队，整顿海防，加强陆军训练。在经济上他主张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并且他的经济思想有富强相因和与洋人争利的成分。李鸿章创办了以求强为目的的军工企业后，又开始创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他发现“泰西各国，凡织布疋、制军械造战舰，皆用机器，故日臻富强。又谓中国若用机器开采，转运鼓铸制造，其价比来自外洋为贱，更可宏拓远谟……古今国势，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1]（卷43P1715）“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新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弊者”。[1]（卷16P3665）所以他创办了矿务局、电报局、轮船招商局等一系列的企业。在其求富的过程中，这些企业“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1]（卷20P924）“俾华商原附洋商股本，归并官局购造轮船运粮揽货，以济公家之用，略分洋商之利”，[1]（卷25P1089）在教育方面李鸿章积极倡导改革科举，创办新式学堂，大量培养新式人才。他指出人才非常重要，中国缺少精通洋法之人“究其原因，就在于朝廷坚持以章句取士而阻塞了士大夫趋向西学的门径。他说‘军务肃清以后，文武两途，仍舍章句弓马末由进身，而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而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浼人之具,取巧之士又以引避洋务为自便之图。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於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臣愚以为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似应於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现在京师既设同文馆，江省亦选幼童出洋学习，似已辟西学门径，而士大夫趋向犹未尽属者何在？以用人进取之途全不在此故也’”。[2]（P273）他认为“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3]（P52）应当放弃，建议对“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3]（P53）李鸿章主张创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认为西方“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土所及”。[1]（卷17P3685）在实践中，他效仿西方创办了北洋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天津西医学堂等一批新式学堂。在外交上李鸿章主张和戎。他认为中外实力相差悬殊，“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3]（P43）因此他提出“外须和戎”[1]（卷19P3806）的主张，通过和戎为中国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以图自强。他认为“外交之道，与自固之谋相为表里”[1]（卷27P1156）并利用“以夷制夷”的手段争取和局。3早期改良主义与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形成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大多是洋务思想家，如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冯桂芬等，他们或是李鸿章的幕僚，或与李鸿章交往密切，他们的思想对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封建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夷夏之防”，要想向西方学习，兴办洋务，首先必2须突破“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面对顽固派“夷夏之防”、“华夷之辨”的非难，这些思想家们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冯桂芬于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4]（收贫民议卷下）把法之“善”与“不善”作为“师夷”的衡量标准。王韬对“华夷”之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然则华夷之辨不在其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理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可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5]（卷10）他否定了以地域划分华、夷区别的方法，认为所谓的“华”、“夷”之别只是相对的，应该以文明程度的高低来区分华、夷。薛福成则说：“天道数百年一小变，数千年一大变”，“从民生之初到唐、虞是由洪荒之天下，一变为文明之天下，从唐虞到秦代是由封建之天下，一变为郡县之天下，从秦代到今天，则是由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6]（筹洋刍议·变法）他提出“变”是自古就有的，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发展到今天，如果还受“华夷隔绝”的束缚，拘泥于旧说，则不符合天道之变的规律。他还认为；“上古之世，制作萃于中华。自神圣迭兴，造耒耜，造舟车，造弧矢，造网罟，造衣裳，造书契。当洪荒草昧，而忽有此文明，岂不较今日西人之所制作尤为神奇，特人皆习惯而不察耳。即如《尧典》之定四时，《周髀》之传算术，西人星算之学，未始不权舆于此。其他有益国事民事者，安知其非取法于中华者也，……中国之圣人仰观俯察，而西渐效之。今者西人锺中国圣人之制作而精研不辍，中国何尝不可因之”。[6]（西法为公共之理说）他觉得先进的技术都是中国人发明的，西方人只不过是拿去学习并且发展了而已，中国人学习的只是自己的东西。并且认为西法是公共之理，既然是公共之理，那么天下人则都可以学习，便不存在夷夏之分。受他们影响，李鸿章摆脱了“华夷之防”的传统观念，从“以夷变夏”的束缚中解脱了出来。为驳斥顽固派们对他“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3]（P134）的指责，他说：“格致测算，无非欲用其诸制造，然天地万事万物皆有制造之法之意，何可藐视。又谓统名之洋学，局疑于用夷变夏，名不正则言不顺，是必华学，即可制夷，即可敌夷。尚若不足以制敌，则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何嫌乎？姑不必以赵武灵王胡服为比，即须综核名实，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何妨开此一途。且夷人已入内地驻京师，公尚迤迤断断于夷夏之防，则必真有攘夷之本领，然后不为用夷之上策。请问公有何术乎？仅仅清理数十万代，遂尔目空四海，自命筹饷生财确有把握，吾斯之未能信。”[1]（卷15P3608）这些思想家们的重商思想对李鸿章发展民族工业的经济思想起了支持作用。王韬曾发表他的观点：“泰西诸国以通商为本，商之所至，兵亦至焉……商力富则兵力裕”。[5]（卷4P110）提倡发展商业，经济发展了，兵力强盛了才不至于遭受侵略。马建忠提出“欲中国之富，莫若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税轻厘减则价贱，价贱则出口货增，出口货增则税厘更旺”。[7]（卷1）他分析了国家富强和商务以及税率的关系。认为要想国家富强就需要大力发展民族商业，要想发展民族商业必须减少出口税率，增加进口税率。薛福成看到“欧洲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藉于商”。[6](P167)于是发表自己的见解：“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造国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亦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亦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6](英吉利用商务开辟荒地说)说明了商务的重要性。郑观应则将重商主义推到顶端，他呼吁“商战”主张向西方学习商战，并将商战用之于西人。李鸿章与洋人争利的经济思想就是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对于新式工业，早期改良主义者大都主张让私人经办，但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私人兴办又有诸多障碍，只能寄希望于官府，提出“官督商办”。王韬的“初开之时，由商禀请委员督理矿务，设兵防卫。费由官助，试办一、二年，然后按其多寡加征矿税。……最要者莫如官商相为表里，其名虽归商办，其实则官为之维持保护”。[5](卷10)马建忠则介绍了西方官商合办企业的方法：“有官租地与商而不取3其值，权其利息之厚薄以定租地之暂久，限满归官者；有商自造自理，而官为津贴者；有商股难集而官代为偿其息以鼓舞之者；有需股甚厚难以纠集，而告贷于人难以取信，于是官为具保者”。[7]（P11）郑观应积极拥护官督商办，他说：“全恃官办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士棍或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8]（P704）这些改良主义的思想，对李鸿章创办官督商办企业提供了理论基础。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华盛纺织总厂、漠河金矿、电报招商局等民用企业都是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成为一个原则性的重大问题。为了应对顽固派对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攻击，洋务思想家们发明了“中体西用”理论。冯桂芬认为应“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4]郑观应主张：“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8]（卷2）他们的主张为李鸿章吸收，使“中体西用”论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9]（卷25P4）“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帮、固丕甚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1]（卷9P426）在他看来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是完美的，只是军器、装备逊于外国。“他一面断言中国封建的文物制度为郅治保帮之本，主张遵循儒家传统治略，内修政事，借以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一面赞赏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主张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仿造外洋枪炮，引进制器之器，并进而造就掌握先进工程技术的人才”。[2]（P129）表明他在追求西方文明之时还对中国的传统礼教和社会制度有不可动摇的信念。4经世致用的实学观与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形成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非常大。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非常赞赏经世致用之学，他的老师徐明经也非常崇尚“经济”之学，受其影响，李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