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来我国经济波动、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波动的实证研究基于LA-VAR模型经验证据内容提要:本文根据LA-VAR模型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及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利用我国1979-2007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我国经济波动与物价及货币供应量的因果关系与脉冲响应。实证结果表明:货币供给量的波动导致了物价波动,而物价波动又导致了经济的波动;GDP增长率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对物价上涨率都具有正的冲击效应,而物价上涨率对GDP增长率具有负的冲击效应。一,前言根据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增加适量的货币供应量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物价水平的略微的上涨可以带动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增长需要与之相对应的货币供应量。而关于我国物价波动、货币供应量与经济波动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经济波动与物价波动之间的关系。崔友平(2007)认为1978年前我国物价水平与经济波动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而1978年以后它们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陈乐一(2006)从物价与经济周期的角度分析得出1987-1990,1991-1999,2000-2005,我国物价上涨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正数且数值逐渐变大。其次是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波动之间的关系。刘金全(2004)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得出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不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也存在短期误差修正机制,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依赖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相互制约。第三是货币供应量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卢万青(2001)认为我国货币具有中性和内生性,货币不是经济波动的格兰杰原因。然后,从经济波动、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波动三者关系的研究文献几乎没有。理解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策略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以1979-2007年我国GDP增长率,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与零售商品价格上涨率的年度数据为依据,运用LA-VAR模型和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研究其三者之间的关系。二,数据的实证检验1,检验方法一般来说,考察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标准方法是Granger因果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是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来定义的,一般分为“基于水平VAR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和“基于差分VAR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基于水平VAR模型进行多变量系统的因果关系检验因未考虑单个变量的非稳定性和变量系统的协整性而存在一定的问题;基于差分VAR模型来进行因果关系检验容易使信息丧失并且要求首先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和协整关系,使其在实证检验中应用受到限制。Toda和Yamamoto(1995)提出的“基于扩展(augmented)VAR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可以不考虑各变量的单整过程和变量系统的协整性而进行因果关系检验,在研究者并不关注各变量间的协整性而只关注其因果关系,显得非常有用。考虑如下的VAR(L)过程,假如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已知。11ttLtLtZvAZAZ(1)其中,tZ、v和t为n维向量,Ar为滞后阶数为r时的n×n系数矩阵,误差向量t为0均值的独立同分布。需要指出的是,在运用基于扩展的VAR模型进行因果关系检验时并不需要事先确定模型(1)中各变量的单整性和变量系统的协整关系。Toda和Yamamoto(1995)建议在水平VAR(L)模型中加入额外的滞后阶数d(d为个变量的最大单整阶数),运用OLS方法估计VAR(D+d)模型并根据该模型进行因果关系检验,该方法在基于水平VAR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的基础上考虑了额外滞后阶数d对检验结果的影响。11ttLtLLdtLdtZvAZAZAZ(2)其中,v,1A,…,LdA为估计量。对模型(2)进行Wald系数检验,如果零假设0H(0H:rA中j行,k列的元素系数等于零,r=1,…,L)不被拒绝,则tZ的第k个元素是第j个元素的非Granger原因。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Wald系数检验时,仅需要对滞后阶数为L的估计系数检验,而对额外滞后阶数d的估计系数向量并不需要进行Wald系数检验。在利用VAR(L+d)模型进行因果关系检验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根据VAR(L)模型得出脉冲响应函数以识别变量系统对冲击或新生扰动的动态反应。2,模型设定与样本说明由于改革开放以前是计划经济,所以本文样本区间为1989-2007年。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以及中经专网。用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代表经济波动,用G表示;由于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从1985年才开始编制,为了保持分析的一致性,本文使用零售商品价格上涨率代表物价波动,用P表示;用M的增长率代表货币供应量的波动,用M表示。令,,ttttZGPM。tZ包括了可能具有的不同单阶数的变量,这些变量之间或存在或不存在协整关系。若tZ服从于VAR(L),则可以运用上述基于扩展VAR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方法进行变量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三,实证结果分析1.确定水平VAR模型的滞后阶数。在检验VAR模型的稳定性检验前,首先确定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本文通过对应的FPE、AIC、SC、HQ值等确定最佳滞后阶数L=2,见表1。表1LagFPEAICSCHQ010443.2617.7672417.9112217.8100611815.17616.0109816.58691*16.1822321635.853*15.87722*16.8850916.17692*注:*代表在在5%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2,VAR模型的稳定性检验根据图1的稳定性检验,VAR(2)模型的全部根都落在单位圆以内,因此,VAR模型的稳定性条件得以满足,根据其得出的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是可靠的。图13,基于扩展VAR(L+d)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至于变量的最大单整阶数,因为已有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宏观经济变量多为I(0)或是I(1)过程,本文选取d=1。(笔者检验变量的最大单整阶数为1,由于篇幅所限,没有给出附表。)本文扩展VAR模型的Wald系数检验结果见表2表2零假设2值P值结论PRICE不是GDP的Granger原因7.3830.060*拒绝GDP不是PRICE的Granger原因5.9790.112接受PRICE不是M的Granger原因6.0960.107接受M不是PRICE的Granger原因13.3170.004***拒绝GDP不是M的Granger原因8.4680.037**拒绝M不是GDP的Granger原因6.0060.113接受注:*、**、***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根据表2的检验检验结果,可以得出我国我国经济波动、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波动之间的因果关系:(1)经济波动与物价波动。在引入货币因素后,经济波动不是物价波动的Granger原因;而在10%显著性水平上,物价波动是经济波动的Granger原因。(2)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波动。在1%显著性水平上,货币供应量是物价波动的Granger原因;而物价波动不是货币供应量的Granger原因。(3)经济波动与货币供给量。货币供应量不是经济波动的Granger原因;而在5%显著性水平上,经济波动是货币供应量的Granger原因。这表明我国货币具有中性和内生性。4,广义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的是在扰动项上加一个一次性的冲击对于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由于传统脉冲响应函数有着一定的缺陷,及随着进入VAR模型的变量顺序的不同,分解出来的脉冲响应函数也是不同的。因此,Pesaran等(1998)提出了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它可以不考虑变量的排序问题而得出唯一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本文利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来研究经济波动、货币供给量与物价波动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各变量间相互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图2根据图2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在滞后1-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应量在受到1个单位正向标准的GDP增长率的冲击后,冲击效应先升后降且始终为正;在滞后1-4年的时期内,GDP增长率在受到1个单位正向标准的物价上涨率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负;滞后1-7年的时期内,物价上涨率在受到1个单位正向标准的货币供应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先升后降且始终为正。四,结论本文运用LA-VAR模型和广义脉冲响应函数,以1979-2007年我国GDP增长率,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与零售商品价格上涨率的年度数据为依据,检验了其三者之间的关系。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GDP增长率对物价波动不具有Granger原因,而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对物价波动有显著的Granger原因;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不是经济波动的Granger原因,经济波动是货币供应量的Granger原因,货币供给量的波动导致了物价波动,而物价波动又导致了经济的波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结果显示:在一定的滞后期内,GDP增长率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对物价上涨率都具有正的冲击效应,而物价上涨率对GDP增长率具有负的冲击效应。因此,国内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改革以后经济的高速增长是造成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的物质生产匮乏,需求大于供给,经济高速发展只会带来物质产品的增加,达到供需相等,不会引起物价较的变动。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增长以效益性增长为主,提高生产率,合理调配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所以,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不是造成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根据实证结果,物价水平在经济波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故必须加强对物价波动的控制,将有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再者,货币波动是物价波动的原因,所以,我们要抓住物价波动的源头,货币因素。加强货币管理,稳定货币供应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