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谈适应引领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录)

政协委员谈适应引领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录)刘佳义: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全国政协第十二届四次会议首场记者会现在开始！本场记者会的主题是“政协委员谈适应引领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天我们邀请了五位全国政协委员出席记者会。他们是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易纲。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常振明。全国政协常委、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本场记者会一个小时左右，请提问时先通报你所在新闻机构的名称。现在开始提问。人民日报、人民网、人民日报客户端记者:供给侧改革是今天记者会的主题，也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请问在提高供给侧、供给系统质量与效益的同时怎样做好加减法。操作过程中可能遇到哪些难点？提问给厉以宁教授。厉以宁: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可以从需求方面发力，也可以从供给侧发力。在当前中国为什么强调从供给侧方面发力，进行结构性改革呢？主要是形势摆在这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发展的更好。困难有，大体是两大困难。供给侧发力主要是通过结构性改革，第一个要调整结构，要关停一些企业。就会遇到一个问题，职工下岗怎么办？所以中央现在的政策是包下来，与其养亏损的企业，不如养职工。因为职工生活有着落，经过培训可以重新到工作岗位。第二个困难在于补短板，补短板必须创新，也必须在结构上做一些调整。所以困难是有的，但我们有信心可以克服这些困难。香港中评社记者:请问易纲委员，存款利率上限放开以后利率市场化改革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想问会如何健全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整和传导机制？易纲:谢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当前利率市场化的重点是要健全利率传导机制和中央银行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就这个问题我讲以下几点：易纲:第一，要健全和完善央行的政策利率体系，这样就能够加强对市场利率的引导。当前中央银行运用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和存贷款的便利，我们来引导短期市场的利率。这样能够探索构建一个“利率走廊”机制。有的朋友问什么是“利率走廊”？简单说就是中央银行通过提供一个存款和贷款的便利，主要是给商业银行提供这样的便利。中央银行定存款和贷款的利率区间，通过这样一个利率区间调控和引导利率，这样一个机制就称之为“利率走廊”。我们国家目前还不能够完全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利率走廊”。因为中国现在的机制还必须要兼顾货币的数量目标和价格目标。大家知道利率是个价格目标，我们现在的机制还要兼顾货币政策的数量目标。所以现阶段我们在探索“利率走廊”比较初级阶段的一个机制。这些年来随着市场的发展，利率作为一个价格调控越来越重要，并且央行加大用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来平稳利率、稳定预期，而且市场人士都看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易纲:第二，我们要逐步的做好央行控制短期利率向中长期传导的机制，这个机制需要市场的建设，也需要金融机构的定价能力。同时，央行还有再贷款利率、中期借贷便利的利率等等也可以引导中长期利率的形成。中长期利率也可以反映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的意图，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易纲:第三，我们还要完善利率市场风险定价的机制。国债收益率曲线是无风险收益率曲线，在国债收益率曲线之上，各种信用债等其他债的风险定价要做好，这样就能够健全中国利率收益率曲线的体系，以及各类风险溢价都能够充分反映。最后，在利率市场化的新阶段，我们要通过宏观审慎的评估机制来激励和约束市场定价行为。中国还在转轨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的协调机制。谢谢。人民政协报和人民政协网记者:请问许家印委员一个问题，在3月4日民建和工商联的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民营企业要积极投身光彩事业和公益慈善，自觉履行社会责任”。请问，在您看来，民营企业在参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面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谢谢。许家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很多的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这一切都得益于党的政策和全社会的支持。饮水思源，回报社会是每个民营企业的责任。投资慈善、扶贫济困，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品德。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小康社会，现在还有7000万的贫困人口，要实现全部的脱贫，任务还是很艰巨的。我们所有的民营企业都会和全国人民一道投身到扶贫攻坚战中。许家印:具体方法上讲，我认为现在的扶贫不是过去的捐款捐物，我们要采取“输血”和“造血”的办法。主要采取以下几个措施：第一，精准扶贫方面，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精准脱贫、精准扶贫的要求，在精准扶贫上精准到户、精准到人。第二，产业扶贫方面，民营企业要投入资金、投入技术、投入人才，帮助贫困百姓在产业扶贫方面因地制宜的做一些产业脱贫工作，让老百姓真正地实现脱贫。第三，在教育扶贫方面，广大民营企业能够为贫困地区多捐赠一些小学、幼儿园、中学以及职业技术学校、职业技术学院，来满足贫困地区的教育需求，从根源上让贫困地区的老百姓脱贫。第四，民营企业要为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多捐建一些带产业的新农村。让那些住在深山老林里面，路不通、电不通、水不通，住的是不挡风不遮雨的房子，让他搬到带产业的新农村里面。同时也为生态扶贫，比如退耕还林、修复生态做一定贡献。第五，关于就业扶贫，这是广大民营企业的优势，广大的民营企业希望能够为贫困老百姓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来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总之一句话，广大民营企业会和全国人民一道打好脱贫攻坚战，让贫困老百姓能够早日脱贫、早日过上幸福生活。谢谢。光明日报记者:提问陈锡文委员，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多年增长，同时我国粮食进口也在增加，请问我国的粮食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陈锡文:现在我们国家的粮食就像你刚才说的，多了和少了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多的角度讲，过去连续12年粮食增产，从2003年粮食总产量8614亿斤增加到2015年粮食总产量12429亿斤，也就是说年度的产量在12年时间中提高了3815亿斤，这当然是多了。但是去年的12429亿斤和国内的粮食需求来看，它还不能满足。目前测算去年粮食总需求12800亿斤以上。所以总量上虽然12年连续增产但是大概还有400亿斤的缺口不能满足需求，接近2000万吨，还需要进口来弥补这个缺口，所以这又是少了。陈锡文:粮食是一个总概念，我们统计口径中粮食有五大品类：小麦、稻谷、玉米、大豆、薯类（红薯、白薯、马铃薯等），这五个品种又各自有多有少，又不一样。目前总的来看，小麦大体供需平衡；稻谷满足了自给需求以后略有结余；大豆缺口非常大，去年大豆总产量230多亿斤，不到1200万吨，离需求差的非常远，去年进口大豆1633亿斤，进口的大豆相当于国产大豆的7倍，可见大豆品种是明显少了；玉米产量去年4400多亿斤，是五个粮食品种中产量最大的。总体来讲对于需求来说略显多一点。但是玉米品种去年进口，再加上可以替代玉米的品种进口，达到了880亿斤，本来玉米产量已经有点供过于求，又进口了880亿斤，显然玉米品种是多了。粮食整体上很难用“多”和“少”形容，有多有少，是并存的。但是既有多的地方，也有少的地方，揭示出两个基本矛盾。一是总产量在不断增长，但是粮食的品种结构在供给方和需求方还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比如刚才讲的大豆明显缺了，玉米明显多了，供求之间最主要的还不是总量的矛盾，总量差400亿斤，但光大豆的进口就进了1600亿斤，可见只看总量不行，还要看品种，我们的品种矛盾比总量矛盾更突出。二是刚才讲到玉米供给是完全可以满足需求的。为什么还要进口这么多的玉米和玉米替代品，这暴露出粮食生产中的一个软肋，我们的价格没有竞争力。我们的粮食生产成本高，价格贵，和国际市场相比没有竞争力，因此国际市场的粮食进口到中国了，才出现了多了还要进口。陈锡文: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也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个人认为，农业角度理解供给侧结构改革主要是三个重点：第一，努力追求粮食总供求的平衡，现在还有缺口，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农业，提高和稳定的粮食产能。第二，品种矛盾比较突出，所以要加强粮食品种结构的调整，让它更加适应市场需求。第三，即使总量和品种都平衡了，如果价格没有竞争力，国际市场粮食依然会进来。这个意义上来讲，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更加注重创新和改革，科技创新能够推出更优良的品种，降低它的生产成本、提高它的效率。要进行农业组织创新，一家一户小规模的生产基础要怎么通过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怎么通过土地耕地流转集中去实现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降低农业成本，提高农业效率。陈锡文:最后也要有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创新。大家已经知道，我们一些重要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补贴制度、收储制度正在积极推进改革。昨天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适当调减玉米播种面积，同时要推进玉米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他明确提出要由市场决定价格，把补贴从价格中分离出来，叫“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由市场形成价格，这个价格才能有国际竞争力。中国由于农民人数庞大，每一户经营的耕地很少，竞争力是不够的，这个意义上讲，政府要用其他形式对农民的合理收益给予必要的补贴。这项政策正在研究之中。我个人估计两会结束后，对于玉米的改革很快就会推出台。谢谢。澳门澳亚卫视记者:提问给常振明委员，我们注意到国有企业在产能过剩的行业里比较集中，在您看来国有企业怎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常振明:谢谢你的问题。供给侧存在着结构性问题，在企业中尤其是国有企业中比较突出，比如在钢铁、建材、能源等行业供需不对称、产能过剩。比如去年我国生产的粗钢产量8.04亿吨，相当于全球钢产量的一半，所以钢铁价格持续下跌，许多企业出现亏损。这些企业有一个特点就是投资大、企业负债高。所以国有企业相对比较集中。也就是说国有企业面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低生产成本的任务十分艰巨。怎么降成本？怎么降产能？我作为一个企业管理者，在微观上我认为转变企业的商业模式非常重要。大家都知道，企业的商业模式是一个企业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过去注重大规模生产，提高产能、提高产量。因为这样做可以减少单位生产成本，增加竞争力。但是现在要去产能了。需要技术革新，增加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品种、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提高经济效益。需要小批量灵活的生产方式来满足不同客户和市场的需要。当然现在互联网技术还有大数据技术也为企业转变商业模式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和手段。我认为转变商业模式直接涉及到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的转变，这一点尤为重要。刚才锡文主任也讲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也是从供给侧入手。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使农业生产大幅提升。今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好相反，是如何去产能。我体会必须用改革的方法来推进结构性调整。谢谢。中央电视台记者:请问易纲委员，去年我国外汇市场有两个下降引发了全球高度关注，8月11日汇改后我国人民币一个月内贬值了近5%，创了近20年最大单月跌幅。与此同时，我国外汇储备从2014年的高点时，3.99万亿美元下降到去年年底的3.3万亿，媒体分析说央行动用大量外汇储备维稳人民币汇率，对此您作何评价？如果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形成一个共识，大家都购买外汇，持有外汇，我国的外汇储备还能否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规模？易纲:你的问题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外汇储备下降，一部分是人民币的预期。我先说外汇储备，大家知道中国是外汇储备在全世界最高的国家，第二名日本的外汇储备是一万亿出头，中国最高达到过近4万亿，现在也有3.3万亿外汇储备。实际上快速的变化，就是过去十几年的变化。2002年底的时候，中国外汇储备还不足3000亿美金，最高峰是2014年6月的3.99万亿。这12年就增长的这么快。这里有一些积累，同时也不排除有一部分额外的资本流入，这些资本流入如果择机掉头也并不奇怪，随着我们现在的经济周期有一些外汇储备的下降，是在我的预期之内的事。易纲:下降了多少？去年的外汇储备比2014年末大约下降了5000亿美金。怎么解释这个下降？主要可以用“藏汇于民”来解释。简单说“藏汇于民”就是说央行持有的官方外汇储备，通过市场购汇的渠道转变为民间持有。原来是中央银行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