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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媒体关系简论——以战争的视角蒲浩1谢晶2政治学作为一门古老的科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相对于政治学，媒体的历史就年轻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关系。政治与媒体的联姻，一般说来是从20世纪开始的，但是二战后，政治与媒体的互动加快。随着通讯技术和全球化潮流的驱动，很多以前不为人知的事件，都有可能见诸报端、电视。如今没有哪一种政治现象能够离开媒体的参与而独立存在。随着二者关系的历史演变，媒体与政治关系的一个极端形态正在形成——政治媒体化现象。3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媒体脱离了经济上对政府的依附，其自主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扩张，通过参与报道政治事件，主导其发生、发展和结局，并通过媒体议程设置引导政府关注等等。一、政治与媒体的互化：政治媒体化与媒体政治化（一）政治媒体化：“媒体制造”下政治的商业化、娱乐化、戏剧化表征政治媒体化集中出现在大众传媒私有化时期，突出表现为媒体在商业化、私有化大背景下，对政治系统的主导作用。近二三十年来，主流媒体因私有化打破了政治力量的束缚，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性，同时，由于商业利润巨大的吸引力，市场成为新闻最终的裁定者。因此，西方媒体在政治人物、政治事件的报道中，“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让它提起人们的兴趣”4。在现实生活中，媒体一方面努力寻找具有轰动效应、夺人眼球的“爆炸性”政治报道选题，另一方面又在编辑技巧、报道角度和形象设计上进行包装，从而赋予政治以媒体的基本形态。严肃的政治新闻经媒体“包装”后，摇身一变，成为仅供受众消遣的轶闻趣事，从而使政治呈现出商业化、娱乐化和戏剧化的种种表征。传统的关于政治的硬新闻在娱乐化、追求快乐的价值观中被逐渐消解、软化，政治遂成为精心包装后花哨的视觉产品。（二）媒体政治化：政治钳制下媒体的参与者、合作者、同盟者角色媒体政治化出现在近代报刊时期，这一关系主要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和革命后国家政治生活的政党较量中。其特点表现为媒体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始终依附于政治，报道的内容和形式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5虽然媒体政治化比走向相对独立的媒体大众化时间还要早，然而由于强权政治和强权理论，即使在目前的和平时期，媒体政治化深远的影响力和广阔的覆盖面，使得媒体在政治面前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公正，甚至在非常态时期（突发事件和战争），尤其是国家利益至上的战争交锋状态下，“部分媒体对官方采取的各种政策基本上是无保留的全盘接受”6。这种依附国家的媒体—政治互动，能够给媒体行业带来超额的利润和影响力，任何国家的官方媒体，甚至一些小的媒体都期望并且也乐于借助国家来获取利益，扩大影响力。因此，媒体政治化显现的就是政治钳制下媒体的参与者、合作者、同盟者的角色。二、媒体与战争自20世纪90年代初海湾战争以来的几次高技术局部战争中，媒体与战争的关系出现了一种崭新的趋势，这就是战争媒体化。在伊拉克战争中，军方允许媒体进行“嵌入式”采访，媒体则首次用大量直播的方式报道战争，战争媒体化趋势得到了最为突出的体现。1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关系学硕士，现供职于江西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中心。2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学士，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现供职于江西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中心。3唐海江、吴高福：《西方政治媒体化评析》，载《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2期。4布尔迪厄：《新闻与政治》，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08页。5徐耀魁主编：《西方新闻理论评析》，新闻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6明安香：《美国传媒与政府关系的角色转变》，载《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4期。（一）直播战争随着电视转播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电视媒体对收视率的不遗余力的追求，我们开始有机会看到关于人类战争的电视连续直播节目。伊拉克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媒体直播的战争，通过直播，我们看到了交战的一方用最先进的武器向弱势的另一方大打出手，看到了威力巨大的精确轰炸，看到了激烈的交火，看到了鲜血、死人和俘虏，看到了熊熊大火和滚滚浓烟。人们不禁发现我们通过媒体看到的战争已不再是战争本身，它被赋予了媒体的基本形态，成为被媒体化了的战争；同时，受众关注战争的动机以及阅读战争的方式也正随之悄然发生着变化。战争媒体化主要表现为战争的可视化、娱乐化、戏剧化。在战争媒体化的语境下，战争在经过媒体转换或编码之后成为了一幅幅具有可视性的画面或图片。通过CNN、NBC等电视媒介，媒体受众真真切切地“看”着从航空母舰上飞腾冲天的导弹、巴格达耀眼的炮火和燃烧的建筑物，亲耳“听”到巴格达刺耳的防空警报声……以电视直播展现的场景，不是美国战争大片，却胜似大片！当美军攻占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之后，萨达姆以及一些伊拉克官员的去向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伊拉克官员好像已经变得越来越像娱乐人物了。尽管萨达姆以及伊高官不知去向，但他们留下的官邸成为众多媒体聚焦的目标，新闻记者争相进入萨达姆官邸，以期从这些豪宅中挖掘出萨达姆生活的蛛丝马迹。对此，媒体是乐此不疲，受众也是津津乐道。“电视天生偏爱戏剧性，而战争最不缺乏的就是这种生动性和戏剧性。”7战争本身具有的戏剧性事件层出不穷，这就极大满足了媒体对于新奇性的价值追求。（二）消费战争媒体商业化使得媒体的行为逻辑改变。媒体开始追逐利润，奉市场为最终的裁定者。于是，媒体在战争报道中开始按照商业化的原则，在以新奇手法对战争报道进行包装，以吸引公众眼球。全球化消费主义带来的是媒体主动为受众设计消费。战争是万众瞩目的焦点，大众传媒自然对其关注有加，媒体与战争的结合，使得受众对战争的消费亦成为可能。在商业社会，媒体以战争作为生产要素，包装、加工、生产出大量的“战争商品”——有关战争的报道，这时受众也变成了战争的消费者。当战争经大众传媒包装，摇身一变成为一种大众文化消费品的时候，原本严肃的话题——战争就不可救药地具有了商品的一切属性，追求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这时已变为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感官需求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它的题中应有之意。这时，战争的严肃性、残酷性以及它的意识形态色彩被无一例外地消解了。而战争依然是流血的政治。（三）私有化战争1.大众媒体：从政府的“看护犬”到“观赏犬”美国公众舆论专家博加特说，一向是作为开展争鸣和发表不同意见的论坛的大众传播媒介，现在“已经在竞争中逐渐丧失了锐气，并且全面地退到了安全的中间地带，执意走向娱乐领域，而不是启蒙”8。这句话恰当地概括了媒体发展趋向。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媒体社会责任的反思。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媒体应该具有启发公众使他们能够自治的义务。从表面看来，媒体对战争的介入似乎行使着某种义务，承担着某种责任，然而，在商业化和全球消费主义的扫荡下，这种义务的脆弱性便充分暴露出来。因为，社会责任理论下的责任或义务毕竟只是一种道德范畴，在利润至上的刚性法则面前总是显得那么不堪一击。战争中的媒体，在商业化背景下，早已放弃或削弱了新闻所原有的社会调查、思想启蒙、开扩读者知识和见闻领域的目的，反而变成了与广告相差无几的包装和推销商品（战争商品）的工具。难怪有学者尖锐地指出，现代媒体正开始放弃它作为政府“看护犬”（指监督政府）的职责，并逐7转引自《参考消息》2003年5月26日第3版。8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677页。渐蜕变成政府的“观赏犬”。这标示着媒体独立职能的丧失和国家共权力的无限扩张。2.公众：“睡着的狗”面对商业压力，媒体对社会责任理论的放弃，客观上把公众引向了一种对战争的集体性失语。在大众传媒营造的追求“简单快乐”的社会氛围中，在兴致勃勃的“休闲”、“轻松”和“娱乐”中，受众的头脑开始变得越来越简单，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变得越来越淡漠，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在逐渐退化，这最终导致公众在公共领域，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中话语权的普遍式微。战争媒体化趋势使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变为一种单一的“生产—消费”模式，媒体生产供受众消费的“战争商品”，受众通过选择、购买、消费这种商品来回报媒体。在“生产—消费”模式中，媒体和受众之间是一种商品交换的关系，于是，在政治系统和媒体面前，公众“只是被邀请来参与一种仪式，一种文化表演”9，成为了“睡着的狗”，渐次被政治系统忽略，在精英话语面前变得无能为力了。从而，我们不禁发现战争媒体化把我们带入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媒体在商业化的背景下，必然把受众的需求放在首位，尽最大可能满足受众对战争新闻的需要，受众成了媒体的“上帝”；另一方面战争媒体化又在客观上剥夺了公众对战争的话语权，公众蜕变成纯粹的战争消费者，他们消费“战争商品”获取快乐，只顾自我利益的满足。9丹尼尔·戴扬等：《媒介事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