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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的内涵与特点赵干城【内容提要】中共十六大以后的10年，国际体系面临重大变化，政治和经济危机征兆相继而来，同时中国的国力增长取得惊人的进展。面对复杂形势，中央先后提出和平发展战略与和谐世界思想，为中国的对外方针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方向和理念基础，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了新的良性发展阶段，也是未来中国前进的理论平台。【关键词】全球危机中国对外战略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作者介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图分类法】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568(2012)03-0001-11本文讨论新时期中国对外战略问题。这里有两层意思需要首先厘清，一是新时期的定义。在中国的政治术语中，新时期是涵盖面较广的，本文论述的范围限于中共十六大以后的将近10年时间。做这种划分显然是以中国国内政治发展为主脉的，旨在对这个重要时期的中国对外战略做初步探索，力求论证在中国成长为全球大国的道路上，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决定性时期。另一是对外战略的定义。大国的对外战略一般具有全球性的范畴和布局，但中国迄今并未颁布过任何关于中国全面的对外战略的官方正式文件，中国的对外政策宣示基本上不会涉及中国是否有全球性的战略，尽管在学界层面上这经常是讨论较多的议题。和平发展战略被视为十六大以后中国全面推行的对外战略，其理论渊源和政策基础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一系列理念思维和外交实践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又是中2012年第3期2国在国力成长、国际地位迅速上升时期最具有全球性特征的对外战略。这是本文全面探讨该战略的理由，虽然这还不能说和平发展战略就是中国的全球战略。新时期前十年是国际形势发生巨变与中国国力急剧增长的关键阶段。党的十六大报告对“9·11”以后的国际形势做了深刻分析，预测今后20年为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将中国的对外战略视野提到新的高度，并首次将具体时间段划入战略规划设计，为新一届领导层审时度势掌控全局提出新战略奠定了基础。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针对迅速变化的国际和周边形势，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在中国开始步入小康社会之际提出和平发展战略，成为中国在接下来10年取得加速发展成长为全球性大国的战略架构，因此也是新时期中国全球战略的标志，而催生此项战略的则是全球频发的危机。一、新时期全球危机征兆中共十六大召开之际，正是全球政治形势进入新的危机高发之时，标志性事件就是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国际恐怖组织以非国家行为体的身份，对冷战结束后已经牢固确立霸权地位的唯一超级大国实施了沉重的打击，揭示了后冷战时期国际体系内部固有的矛盾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什么，学界有着众多讨论，其中美国国力在当时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是较为一致的结论。这个结论是由一系列事实和数据所支撑的。而且正是由于这个特征，使恐怖袭击的诡异性非常突出。新世纪之初，美国政府更替，以小布什总统为代表的保守共和党人从克林顿政府接手的是一个底气十足的美国。美国国力的急剧上升主要得益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加速的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革命，美国主导了信息革命的主要进程，从计算机工业到互联网建设，美国的产业占据了主导地位，美国的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活动的主要角色。当克林顿政府交班时美国解决了政府财政赤字，并开始有较大规模的盈余。政治上美国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集团对苏联集团的“不战而胜”，为美国带来了“历史终结”式自信，成为世界体系的领导者，进而促使美国大力推进新自由主义意识新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的内涵与特点3形态，企图以所谓“华盛顿共识”一统天下。军事上美国更是集冷战时军备竞赛的余威，将军力扩张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美国一国的军费开支占世界军费开支的近一半。美国实力达到顶峰，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其著作《大国的兴衰》中所预言的帝国因过度扩张而导致衰落的前景形成巨大反差。在这个背景下，布什所代表的保守主义势力迅速掌握了话语权，企图塑造战后美国一直追求的“泛美国永久领导权”，①即在美国领导下得到其他发达国家辅助的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这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金本位制崩塌以来美国地位重新登顶的转折。“9·11”事件对美国的顶峰地位是一次意外的打击。此前，美国在科索沃战争及其他冲突中都保持了超强势地位，但国际恐怖组织的意外袭击动摇了这种看似不可撼动的强势地位，以至于最终迫使美国将其全球战略的重心转移到反恐，并连续发动了两场对伊斯兰国家的战争。这些事件对国际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政治上看，美国在过去近10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并不是顺势而为的。虽然恐怖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是文明社会不能接受的，美国也因而赢得普遍的国际同情，但美国随后发动的战争却不是建立在国际共识基础上的，特别是在取得军事胜利以后，美国及西方盟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长期驻军及当地不断加剧的动乱，以及美国随后推出的“大中东计划”等战略设想，在国际上引起广泛的争议，而久拖不决的战争更使美国背上沉重的负担。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9·11”十周年之际接受采访时认为，“美国为9·11付的账单根本没办法计算，这个世纪的头十年，世界经济的重心逐渐东移至亚洲，而美国却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在中东的错误战争中”。②另一位美国学者迈克·哈特更直言不讳地评论道：“布什主义和美国单边主义的破产，不是因为美国换了一个更加仁慈和品德高尚的领导人，而是因为美国没有能力再那么单干了。美国已经不再具有称霸世界的军事势力、经①“美国统治下的永久和平”（PaxAmericana），从PaxBritannica衍生出来，意为按照英国的统治实现持久的和平。参见RobertW.Cox：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SocialForcesintheMakingofHistory,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p.211。②约瑟夫·奈：“9·11与历史”，《东方早报》，2011年9月9日。2012年第3期4济能力、文化和政治力量了。现实是美国的那种政治妄想早已经失败。”①美国从鼎盛开始走向国力下降的标志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很多学者认为美国的国力下降“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西方大国主导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的战略优势……但西方大国意识到国际体系出现于己不利的力量转移，开始调整战略策略”。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调整策略是新时期国际体系发生的最重要趋势之一，这些调整包含了诸多方面，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发达国家对新兴大国的策略。西方大国通过二十国集团（G20）这样的机制，试图使国际体系继续朝着有利于发达国家主导的方向发展。但发达国家能否如愿却并不仅仅取决于它们的意志，事实上当前国际体系已经体现出来的危机征兆正在蔓延，从美国的金融危机衍生出民众的不满，到欧洲持续发酵的主权债务危机，都预示着新的不确定性正在加速累积，而新兴大国在这个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可能是决定国际体系发展方向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构成了中国在新时期构筑对外战略的主要背景。二、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基础党的十六大针对新时期迅速变化的国际形势提出:“本世纪头二十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③在此阶段，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战略，营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这个战略的基础是改革开放前20年的国家发展战略。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要趋势的思想是中国新时期和平发展战略的理论根源，但两者关系绝非是简单复制。邓小平提出的和平发展思想主要是对世界大势的研判，新时期的和平发展战略则是根据现行国际体系和正在出现的新的力量对比形势提出的中国对外战略基本架构，以中国为主，两者的理论渊源关系则体现在20世纪最后10年中国对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中。①迈克·哈特：“美国从来都有强烈意愿去使用它的力量”，《东方早报》，2011年9月9日。②黄仁伟：“深刻认识国际政治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复杂性严峻性”，《求是》，2011年第20期，第60页。③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新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的内涵与特点5冷战结束后最初10年是中国对外战略的攻坚时期。面对不利的国际形势和一超独霸格局，中国对外战略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应对冷战结束的冲击，抵制西方在国际体系中攻击和孤立中国的图谋，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略的指引下构建对外大战略。这不仅涉及中国与美国等主要大国的关系，也与中国的周边政策及对发展中国家方针有密切联系，同时如何正确处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即统筹两个大局的问题也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要求中国在后冷战初期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喧嚣一时的国际环境中，对自身的地位和作用有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把握。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外战略整体上坚持邓小平制定的大政方针，通过对中国对外政策主要构件的阐述，完整建构了中国全球战略的基本概貌，“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①这四大构件第一次多方位阐述了中国对外战略的主要范畴和切入点，并在操作层面上列出了优先顺序，使中国对外战略具有宏观前瞻与微观掌控相结合的特点，是中国对外战略制定进程的一个重要进展，也为新时期中国全球战略的推出奠定良好的基础。在这个时期的对外战略指导下，中国成功突破西方合围，冷静面对不利国际环境，坚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坚持不搞对抗，加快“入世”进程，加快与外部世界融合进程，实现强国战略第一阶段目标，于2000年GDP突破万亿美元大关。②三、和平发展战略的内涵十六大以后，中国国际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美国突遭恐怖袭击后转移战略重心，先后发动阿伊战争，并寻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支持，令中国国际环境产生重大变化。中央的战略机遇期判断抓住国际形势于中国有利的因素，审慎判断正在出现的新形势，促使中国发展顺利跃入新阶段。①这个概括并未见于中国官方发布的正式文件，但十六大政治报告关于外交和国际形势的阐述与这个概括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表述的先后次序上都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见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②根据国家信息中心测算，2000年中国GDP达到8.9283亿元，按当时汇率计算，合1.0783亿美元。2012年第3期6和平发展战略的先声是学界的“和平崛起”说，主要由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提出，该说提出与西方在新世纪初盛行的“中国威胁论”密切相关，旨在打破西方宣扬的大国兴起必导致战争冲突的所谓“规律”。郑必坚接着又在美国的《外交》双月刊上发表关于该命题的重要文章，①激起中国学界的热烈讨论，包括对该命题用词提出异议，认为“和平发展”比“和平崛起”更为准确，但这个争论并没有影响其战略性意义的体现。②“和平崛起”理论的提出引起了中央高度关注，因其涵盖中国在新时期应奉行何种对外战略的至关重要方面，并最终演进成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和平发展战略是十六大以后最重要的对外方略，标志着中国对外战略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中国进入新世纪后国力迅速发展、国际地位提升及国际形象发生显著变化有密切联系。改革开放前20年的成就为中国在新时期的加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新时期对外战略的深化发展提供了平台，在此基础上，和平发展战略提出新的目标，创造性运用新的手段，发挥现实和潜在的影响，从而使该战略成为中国新时期崛起于世界舞台的标志，具有深刻的内涵。和平发展战略的目标是紧紧抓住本世纪头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充分利用一切国际有利因素，为中国改革开放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从而为实现下一步发展目标，即使国家经济总量在接下来的20年内再翻两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打下良好基础。后来的发展证明这个目标留有充分余地，中国经济总量在接下来的10年实现翻两番，在2010年超过了6万亿美元，③成为世界第二。这个惊人增长是对和平发展战略的最好阐释。实现这个目标有着众多条件，国际环境是其中重要一环。中央抓住国际形势变化中于中国有利因素，提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旨的对外战略，不但在理论上驳斥“中国威胁”论，而且在政策实践中向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