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战俘为何去台湾

志愿军战俘为何去台湾？这是一群被历史遗忘了的人——自1950年10月入朝作战，至1953年7月签订停战协定，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志愿军共被俘2万余人。其中6000余人通过战俘交换返回大陆，14000余人则被运往了台湾，另有少数人选择去了其他中立国。为什么大多数的志愿军战俘没有返回大陆而是去了台湾？那些返回大陆的、去了台湾的志愿军战俘，后来的命运又如何？战俘营里的“国共内战”“虽然，台湾方面尽可能希望中国战俘赴台，但是并非所有的中国战俘想去就可以去的。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共产党员战俘绝对不能去台湾。……这主要是出于防止他们做间谍的考虑。”——JamesBard（美国陆军老兵，曾参与审讯和安置志愿军战俘）台湾积极促使美国在战俘政策上坚持“自由遣返”1952年，朝鲜战场交战双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但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因为战俘遣返问题陷入停滞。5月2日，停战谈判五项协议的四项都已达成协议，唯有第四项议程，即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美国方面提出了“自愿遣返”的原则，中国方面则坚持要求“全部遣返”。美方坚持战俘“自由遣返”政策，很大程度上与台湾有关。金日成曾反对中方“全部遣返”战俘的要求，理由是：“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沈志华，《朝鲜战争期间的中朝同盟》）——志愿军战俘中存在着大量的前国民党士兵，使台湾方面意识到：如果能够以“自由遣返”的名义，将大部分的志愿军战俘争取到台湾去，无疑是一种极好的政治宣传。故而早在1951年8月，台湾“国防部”就通过了该部第二厅厅长赖名汤提出的“策反共产党战俘来台”的方案；至晚在1951年11月，台湾方面的特工已经进入了关押志愿军的战俘营，秘密从事动员策反志愿军战俘前往台湾的工作。台湾方面的工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战俘“自由遣返”政策，限于资料，目前还很难准确量化。但战俘营里不愿被遣返回大陆的要求，则确实是在台湾方面明确发出欢迎战俘前往台湾的信息、以及派遣特工进入战俘营之后，才大量出现的。招抚战俘去台的常规手段：“唱戏”台湾方面派遣特工前往战俘营招抚志愿军战俘，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具体招抚的方式，却因为资料的欠缺，迄今尚未见有专门的论述。大陆方面的志愿军战俘回忆虽然很多，但大都聚焦于台湾特工的暴力迫害，对其常规招抚手段，反而很少着墨。倒是曾参与战俘营工作的美国陆军老兵巴德（JamesBard）有过一段相当难得的回忆，可供参考：“众所周知，国民党政权在吸收中国战俘方面非常积极，事实上停战之后，可以说相当大部分中国战俘都去了台湾。以前我们只知道台湾派人来招抚中国战俘，但鲜有人提及具体如何去做的。巴德就此告诉了一段非常有趣的历史故事。据他所述，国民党政权的确派了很多人来，但是这些人不能公开使用官方身份，是以非官方的身份来到南朝鲜的。他们来到之后不能公开说要劝说中国战俘去台湾，也不能单独找战俘谈话来劝说他们去台湾。然而，国民党方面却派了阵容豪华的代表团来做这项工作，除了军事人员、行政人员，还有一些特殊的成员，包括电影放映队、戏剧、歌曲演员等。在美军的配合下，发出布告，定期在战俘营的晚上放电影、进行演出等，巴德用中文笑着告诉我，他们来‘唱戏’，让中国战俘去看。他解释道，即使美军也不能直接对中国战俘说台湾那边来人了，请你们去谈话，台湾来人更不能这样做了。巴德分析道，主要原因在于如果公开直接这样做，战俘未必会去，或者一些战俘军官或领袖会阻止战俘去。如果只说去看戏，大家当然会去了。“可以想象，即使有饭吃、不受虐待，但毕竟是战俘营，里面的生活无论如何不会好到哪里去，没有自由，肯定枯燥。如果有戏看，谁不想去呢？当时即使在中国大陆也不一定能看到戏呢。况且，去看戏的话，那些军官或者领袖根本没有理由阻止士兵们去。于是，每每有戏上演，战俘们都会去的。不过他们看到的却不仅仅是戏剧、电影，还有台湾代表们的宣传和劝说。演戏或电影的具体内容，巴德没有提及，我估计出了传统戏剧和电影本身，很大可能也包含了台湾的宣传片，这可是鲜活的宣传呢，吸引力肯定不小。巴德还告诉我，台湾代表借表演或看电影之机向战俘们发放宣传材料，然后演讲，向中国战俘们发出邀请，并向他们许诺去台湾之后提供一切尽可能好的条件，帮他们安顿、定居，为他们的生活、教育等提供尽可能多的便利与帮助，最后，发放申请表格。战俘们可以填写表格提交申请。虽然，台湾方面尽可能希望中国战俘赴台，但是并非所有的中国战俘想去就可以去的。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共产党员战俘绝对不能去台湾。巴德说这主要是出于防止他们做间谍的考虑。”（《朝鲜战争美军老兵回忆中国志愿军战俘问题》，采访者：刘磊）招抚战俘去台最有效的手段一：政治宣讲虽然中方对美方的“自由遣返”政策无法认同，但最终还是同意在不争论遣返原则性问题的前提下，先开始战俘的“甄别”工作。所谓“甄别”，即询问志愿军战俘对自己的去向的真实意见。于是，获得一个尽可能有利于台湾的“甄别”结果，就成了战俘营内台湾特工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政治宣讲与肉体恐吓，就成了最有效的手段。很多选择回大陆的志愿军战士在回忆其战俘营岁月时，都提到过一个叫做“谭兴东”的“明星政治宣讲员”，很多人评价他说：“不怕挨打，就怕听谭兴东的课”。谭兴东之所以能够对志愿军战俘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与他的自身经历有关。谭氏是1941年参加共产党军队的老干部，1950年8月晋升为副营级；但就在这年9月，其父母被定性为“富农”遭到处决，谭兴东遂擅自离职，后被强制拉回部队，押送着过了鸭绿江，并降为副排长使用。谭氏不久即寻找到机会在战场上带兵投降了联合国军。严格说来，谭氏并不是俘虏，他被安排在俘虏营内，纯粹是为了让他来给战俘“讲课”。原六十军180师539团老战士丁先文，在一封为自己澄清冤情的信件里如此回忆自己和战友们当年在战俘营里听了谭兴东的“讲课”后的感受：“敌人武的屈服不了我们，又来文的，一天强迫我们到‘CIE’学校听叛徒谭兴东上课，这个自称是二十军五十九团宣传股长的败类开口就讲：‘你们回想一下，按共产党党章和军法，哪一条规定可以当俘虏，现在我们这些人在部队的名单上已经没有了，说是打死了、失踪叛变了，就是不承认被俘。到现在你们还想斗争？还坚持什么军人气节！你们在这里挨打，共产党知道吗？听说有5个四川龟儿子想造反，自称是共产党，共产党会要你们吗？你们不妨问问那些老的人，你们是什么阶级出身，张达父亲是国民党少校，丁先文父亲是中校，林学逋、陈建勋的父亲都是国民竞党部的官员，你们现在在这里挨打，说不定你们父母正在挨斗呢？你们懂得什么是阶级斗争吗？共产党究竟能给你们什么好处，你们这样闹下去还要不要这条小命……下课后我们回到帐篷抱头痛哭，不想谭兴东的话是不可能的。我们在这里挨打，祖国人民晓得吗？共同的家庭出身的阴影，深深地留在我们简单的心灵上。信是不信？心事重重，难道共产党真的会让我们父母挨斗吗？我最疼爱我父亲，他打日本时受了刺刀伤，现在老了，如果挨斗能受得了？心里忐忑不安，但又自我安慰，出国时已经向家里寄了革命军人家属证明书，相信父亲一定能受到保护。……林学逋也忧郁地说：‘我父亲虽然是乐山国民党党部的官员，但他对共产党是赞成的，我参军父亲是支持的’……”（转引自《重围：志愿军180师代政委吴成德与战友们》）招抚战俘去台最有效的手段二：暴力恐吓政治宣讲攻的是心，暴力恐吓折磨的则是战俘们的肉体。台湾方面的特工自介入战俘遣返问题之后，最积极的一项暴力手段，莫过于给战俘们刺字。几乎所有返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在回忆战俘营生活的时候，都会提到自己或者战友被强迫在身体各处刺上“抗俄反共”、“杀朱拔毛”一类的标语。因为战俘营内部名义上虽然“自治”，但很大程度上被台湾特工控制，故而这种刺字活动进行得相当普遍。以至于在进行正式“甄别”前的1952年4月6日，中方要求联合国军方面对全体志愿军战俘宣读由彭德怀、金日成联合署名的《四六宣言》，特别明确承诺对志愿军战士被刺字一事绝不追究。几乎所有选择返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在谈及战俘营里的肉体折磨与暴力恐吓时，都会提到一个叫做“李大安”的人。和谭兴东一样，李大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俘，他是驾驶着卡车穿越前线主动投降联合国部队的。李大安的生平资料很贫乏，综合各种回忆，仅可以知道：他在解放前是东北国统区的一名警察，因为懂得开车，1949年被招收到了共产党部队的卡车运输队，51年随其所在卡车运输队进入朝鲜。李大安被送入战俘营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让他使用暴力恐吓志愿军战俘。在所有返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的回忆里，李大安的形象高度一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嗜血恶魔。譬如，第六十军180师538团政委赵佐瑞如此回忆道：“在1952年初，战俘团的叛徒领队李大安，要在所有72号战俘联队的战俘身上刺上反共产主义的文身。一些战俘拒绝文身。为了杀鸡吓猴，一个早上，李大安召集了所有人到训练场上开会。在5000战俘面前，他命令战俘守卫队的队员去惩罚那些不愿意文身的人。一些人不能忍受这样的殴打，而同意文身。一个叫林学普（编辑注：即前文提到的“林学逋”）的战士，始终拒绝文身。叛徒李大安把林学普拉到台上，一边挥着一把尖刀，一边大声质问道，你到底文身还是不文？满身是血的林学普慢慢地站起来，大声回答道，不！李大安便一刀砍下了林学普的手臂。林一声惨叫，倒在地上。但是他仍然摇头说不。恼羞成怒的李大安一刀插进了林学普的胸口。在林学普壮烈牺牲前，李大安切开他的胸口，掏出他的心脏。握住流着鲜血而且还跳动着的心脏，李大安对所有战俘叫喊着，如果谁再不愿意文身，就和他的下场一样！”李大安的残忍可以在其他许多志愿军战俘的回忆中得到更血腥得佐证。事实上，当时在战俘营内执行此种残忍暴力恐吓的，远不止李大安一人。譬如：据志愿军老战士徐寿田、臧根旺回忆：“要‘甄别’的消息，使第十一收容所的叛徒大为惊慌。俘虏官们加紧了‘写申请到台湾’、‘刺字表决心’等一系列的叛国勾当。‘刺字’，首先从大小俘虏官开始，不刺者，罢免官职，接着就是遍及各小队了。并扬言，谁不刺字就打死谁。3月的一个晚上，小队长马占奎，强迫一个姓岳的同志(名字不详)刺字，岳说：‘我是共产党员，宁死也不刺字’。敌了为了杀一傲百，将岳押到中队部，在夜探人静时，用尽惨无人道的手段将岳处死，并当众宣扬说：‘这就是不刺字的下场。’”这个马占奎，生平资料不详，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同样不是真正的战俘，而是主动投降了联合国军。李大安们的残忍，一方面是为了恐吓更多的志愿军战俘前往台湾；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国内“阶级斗争”的延续。赵佐瑞回忆说：“一天，李大安和其他几个叛徒们来到我的帐篷，用棍子和砖块打我。‘你们为什么打我？’我试着反抗，但是我的反抗招来了更多的殴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一个叛徒说道，‘因为你们共产党在中国的时候打我。现在我就要报复！’另外一个叫嚣着，‘你们共产党夺走了我的土地，杀死了我的父亲。我今天要你血债血偿！’当时我被打得差点昏了过去，李大安却在笑着看着我。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在战俘营里逐步升级。”（《四国士兵话朝战》，载《冷战国际史研究》）反击：“要带领所有的战俘一起回到中国”确如绝大多数返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所回忆的那样，台湾方面扶植的“干部”如李大安、马占奎一类人在对战俘营的控制上有着很大的优势。这一方面得益于美军看守的支持，美国陆军老兵巴德也不否认这一点；另一方面，也和战俘里共产党员数量的稀少有关，据赵佐瑞回忆，“中共党员在中国战俘中只占百分之二十”。但作为战俘营里“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的书记，赵佐瑞提出的斗争目标是：“当中朝代表团在和平谈判中要求把所有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战俘遣送回国的时候，联合国军代表坚持在自愿和自发的基础上遣返。这就意味着一些战俘可以到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战俘有他们自己的权利。他们可以返回中国大陆，也可以加入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我们必须阻止他们去台湾，我们要带领所有的战俘一起回到中国。”如何“带领所有的战俘一起回到中国”？这方面已经公开的回忆资料相当之多，尤其是对战俘营里的各种“地下党组织”及其串联、组织活动的回忆，已经相当详尽，此处不再赘述。但这些回忆资料很少提及的一点是：这种“带领所有的战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