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视野中的“休谟研究”

20世纪后半叶，从思想史的视野来看，国际范围内的“休谟研究”出现了重大转型，由以前的“条块化”研究走向“整体性”研究，休谟的历史、政治经济学和随笔等著作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且与休谟的哲学著作形成一种“相互印证和烛照的语境”，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三种迥然不同的诠释范式：即注重“context”的社会语境范式，注重“ideology”的意识形态范式，注重“language”的知识话语范式。一、哲人抑或史家？从身份“冲突”走向身份“融合”如钱钟书先生所言，休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除了“哲学家头衔之外”，他还拥有许多别的头衔，如“史家，文家，政治家，经济家，卖空买空的商人，猪——‘伊壁鸠鲁豚笠中最肥的猪’”。①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如果从“社会认同”的角度出发，我们就会发现，休谟的头衔和身份并不是凝固如一的，而是始终流变的，这构成了休谟研究中最饶有兴味的话题。在生前及其辞世后的一个世纪里，休谟主要是作为一个“史家”名世的。②作为一个“不甚成功”的哲学家，休谟的哲学著作少有社会影响。③如密尔对于休谟的哲学就颇看不上眼。在密尔看来，休谟的所有著作都是“叙事性的，修辞性的”，他写道：“休谟具有把文章写得摇曳生姿的能力，但至于真理，那并不是其作品的特性。他的推理带有令人惊讶的尖锐性，但其目的并不在于获得真理……他的心思太过沉溺于对文学的嗜好……而文学并不追求真理和有用性，而是追求激发人们的情感。”④但是，世事无常，一个世纪后，也就是说，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在当时备受冷落的《人性论》却不断重版，并成为现代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巴里·巴斯德就认为，“对于休谟问题的讨论，以及对于出现在本世纪哲学中的由它们派生出的那些问题的讨论，如果作一番透彻的指导性的说明，那几乎也就是详尽无遗地表示出了本世纪的哲学”⑤。确实，整个20世纪，休谟哲学的内涵和重要性日益凸显，尤其是在认识论和逻辑学领域：他是康德以自己的方式所着力解决的“休谟问题”的提出者，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前驱；由于对功利主义和道德哲学中“道德感”或心理学取向的贡献，他又被看成是现代伦理分析的先行者；同时，他有关宗教的几篇怀疑主义的论著仍然被视为逻辑争论方面的杰作。⑥在这种背景下，对休谟哲学的研究日益深入，并形成了不同的诠释流派。⑦而颇让人感慨和玩味的是，随着休谟哲学的强势崛起，休谟的历史学却逐渐由辉煌走向黯淡，在一个世纪后竟至于渐渐远离人们的视野。自1894年起，到1983年止，在近乎整整一个世纪里，休谟的《英国史》再也没有重版过。结果，作为历史学家的休谟被人所遗忘。这里面大致有两个原因，第一，长久以来，有许多人把休谟放弃哲学并转而从事历史和政治方面的著述看成是“一种职业上的失败”，其目的只是为了追逐其孜孜以求的“文名”。于是，随着休谟哲学的崛起，那种作为“名利心”产物并导致哲学上的失败的《英国史》便成为人们轻贱的对象。⑧第二，如卡帕尔蒂所说，人们之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把“休谟的历史学著作与休谟的哲学看作是相互分立、没有联系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实证主义先入为主的观念。他们认为，无论是研究休谟的具体还是一般，都无需研读《英国史》。⑨在作为历史学家的休谟为人们遗忘的同时，作为政治经济学家和随笔作家的休谟也同样为人们所遗忘，休谟研究走向了一个日益狭隘和逼仄的境地，完全陷身于休谟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部分而不能自拔。对此，斯图尔特有切身的体验：“当我在1950年代研读休谟的时候，少有休谟道德和政治哲学方面的研究，大多数学术著作都无一例外地聚焦在认识论方面。”⑩在这种研究模式下，“休谟的一些所谓的‘文学’作品在哲学上实际上被边缘化了”(11)。对于许多学者而言，研究休谟，就是研究休谟的《人性论》，而研究《人性论》，就是研究《人性论》中的第一卷“论知性”及其中所蕴涵的意义、信念等认识论问题。在这种意义上，呈现在人们眼前的休谟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休谟，一个经过人为裁减的休谟，一个不完整的休谟。而这样做最直接的恶果之一，如利文斯通发现的那样，就是人们对于休谟的无穷抱怨以及对其著作所产生的那种首尾不一致、前后矛盾的“缺乏焦点”印象。而更为致命的后果是，由于这种“肢解”，休谟哲学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完全为人们所忽视。但是，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休谟研究中的这种“肢解化”倾向日益受到批评和反思。早在1941年，在《对于作为历史学家的休谟的歉意》中，莫斯纳就将批评的矛头直指那些坚持在哲学家的休谟与历史学家的休谟之间进行“严格的二元区分”的研究者，他指出，“尽管数十年来批评家一直坚持这种严格的两分法，但是作为哲学家的休谟和作为历史学家的休谟是不可能得到合理切分的。正是这种强迫性的切分，正是这种千篇一律的机械式区分，成为休谟研究中各种混乱的一个主要源泉”(14)。而到了七八十年代，这种批评的声浪日渐高涨。威兰写道：“既然各部分只能在它们与整体的关联中，以及各部分之间的相互比照中才能获得完整而正确的理解，那么在休谟研究中，人们兴趣的‘专门化’、‘条块化’对于理解休谟作品的各个方面是灾难性的。”(15)而列文斯通也认为，人们此前之所以对休谟有“缺乏焦点”的印象，“至少部分是由于人们并没有给予休谟的著述以同等的关注，也并没有把他的所有著述结合起来读”(16)。正是在这种反思的氛围中，休谟的其他著述，特别是他的历史著述开始受到关注。在《自由的保存》一文中，卡帕尔蒂写道，“具有历史取向的思想家则愿意从更广泛的观点来看待休谟的所有著述……他们认为，阅读休谟的《英国史》有助于更加深入全面地理解休谟的哲学著作。不仅如此，把休谟的历史著作与休谟的哲学著作结合起来读，可以创造一种可以相互印证和烛照的语境”，“我们越是把休谟与实证主义拉开距离，作为哲学家的休谟与作为历史学家的休谟就开始融合”(17)。卡帕尔蒂的观点在列文斯通那里获得了共鸣，他也认为“休谟的哲学著作和历史著述是互为镜像的”。(18)正是在这种“互为镜像”的阅读实践中，休谟的哲学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开始得到重新检讨。在《作为道德自然史的休谟的〈英国史〉》中，沃尔顿问道，“《英国史》与休谟的哲学著作有何关系？他放弃哲学仅仅是为了追求文名吗？（历史为何能提供这种文名？）他转向历史是想把历史作为例证的宝库以诠释他早已形成的道德哲学？或者是因为发现可以在道德主题中应用他的‘实验性推理方法’？或者是其哲学的成熟支持甚至需要一种历史学的研究路径？”(19)在这种检讨中，过去那种认为休谟转向历史著述是对哲学的放弃和背叛的观点逐渐为人们所抛弃。人们逐渐地认识到，休谟是一个整体的休谟：哲学的休谟、历史学的休谟是统一的，它们都内在于休谟宏大的理论建构——“人的科学”——中。如威兰就认为，休谟的历史研究是其哲学研究的有效延伸和深化。在《人性论》中，休谟提出了他对于人性的解释，而在《英国史》中，休谟对于这种人性解释进行了历史性的确证；在《人性论》中，休谟以一种抽象的方式分析了政府的起源，而在《英国史》中，休谟则以一种更加精细和实证的方式记录了政府的发展；在《人性论》中，休谟从认识论上摧毁了对于理性过分自信的教条主义观点，而在《英国史》中，休谟则从实践中考察并批判了这种教条主义在于英国政治生活中的表现——清教狂热主义。(24)米勒也探讨了休谟著述的“一致性问题”，他倾向于“把休谟著作看成是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整体”。(20)他认为，《人性论》中所蕴涵的哲学体系是休谟关于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实践研究的基础。他援引了康浦·史密斯的观点：休谟所有著述的中枢是他的道德哲学，他的认识论只是作为其道德理论一个必不可少的引论，而他的政治和历史研究只是把道德理论应用到人类生活中的专门领域。(21)而列文斯通更是认为，“休谟的历史思想可以被视为是休谟哲学思想的内在组成部分，并且，可以被看作是其哲学概念所提出来的需要的最终实现和完成”，如柯林武德、恩格斯和马克思那样，休谟是熔哲学与历史于一炉的思想家。(22)不仅如此，在列文斯通看来，任何哲学著作中的某种重要性，完全仰赖于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向休谟所提的问题通常都是认识论方面的，这就暗含着这样一个假定，自然科学是知识的惟一范式。但是，与维科一样，休谟是把历史而不是自然科学作为知识的范式。如休谟所说的，最终的科学是“人的科学”，因为甚至“数学、自然哲学和自然宗教，也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人的科学；因为这些科学是在人类的认识范围之内，并且是根据他的能力和官能而被判断的。”(23)所以，尽管与自然科学有亲缘性，休谟的“人的科学”首先是“一门历史科学”。在20世纪中叶，随着对休谟研究“肢解化”倾向反思的深入，以及对其著述的“内在一致性”的重新认识，休谟作为历史学家的身份和重要性逐渐得到恢复，并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性著述。与此同时，休谟历史学研究的复兴也带动了休谟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兴起。而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休谟研究各专业领域的兴起，历史上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休谟图景——作为哲学家的休谟，作为历史学家的休谟，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休谟和作为随笔作家的休谟——开始融合，人们逐渐获得了一个“完整而真实”的休谟。由此，休谟研究逐渐走上了“整体研究”和“综合分析”的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休谟研究”发生了一种急剧的、革命性的变革，人们开始寻求从一种更为宽广的视野来理解休谟，理解休谟的作品，理解休谟所置身的语境及社会历史背景。结果，传统的学术分工被改变，休谟著作的“整体性”(entirety)，以及休谟所著述的各种文体(genres)之间的关联性遂成为日益丰富的、跨学科的“休谟研究”的中心。休谟研究的“整体性”和“跨学科”的取向在1974年成立的“休谟学会”中得到鲜明的体现。作为一个国际性研究组织，“休谟学会”所标明的宗旨是“致力于对休谟的思想和著作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时至今日，休谟研究的跨学科范式依然得到有效的坚持，这一点从近年来“休谟研究国际年会”的议题中可以看出。(27)二、走向“整体性”休谟：思想史视野中的“休谟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对休谟研究的“跨学科”和“整体性”追求中，思想史范式由于强调学科畛域的打通，强调观念形态与社会形态之间的互动，强调知识话语之间的逻辑演进，强调观念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而备受注目，在近几十年来的休谟研究中异军突起，并形成了三种主要的诠释范式：即注重“context”的社会语境范式，注重“ideology”的意识形态范式，注重“language”的知识话语范式。（一）社会情境的解读模式在这种诠释模式中，休谟思想“发生”或“形成”的社会经济背景逐渐受到注目。20世纪后半叶，研究者们逐渐摆脱了过去“纯文本”式的解读模式，转而把对休谟思想的考察与具体的社会语境结合起来，并试图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苏格兰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解读休谟的思想。在这方面做出开拓性贡献的是达肯·富布斯教授(DuncanForbes)、特维尔－罗普尔教授(HughTrevor-Roper)等。20世纪60年代，富布斯教授在剑桥大学开设了题为“休谟、斯密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讲座，一时为思想界所注目，并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英国思想史研究的复兴。自70年代起，富布斯教授集中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如《休谟的政治科学》(1977)、《休谟政治科学中的欧洲或世界的维度》(1978)、《休谟和苏格兰启蒙运动》(1979)。这些论文的发表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而其于1975年出版的《休谟的哲学政治学》一书更是成为休谟研究领域里的经典性著作。在这些著述中，富布斯教授认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作为一场知识分子运动，其核心在于对社会及社会发展的理解，而休谟则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员。他写道，“苏格兰启蒙运动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对它进行普遍化归纳总是危险的。但是，也许它的社会和政治理论是唯一的例外。人们可以恰切地套用伯克的名言，‘我们必须服从变迁的伟大法则’。在18世纪的苏格兰，有一种特殊的历史情境：那就是急剧的、大跨度的历史变迁对于人们的心灵和思想所产生的冲击，并且是以一种强制的方式。这使苏格兰人深深地体验到变化的需要，以及那些不愿变化或者不适应变化的那些人群的命运……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