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的价值

思维的价值前言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从头到脚。思维模式不同，导致目的不同，路径不同，方法不同，结果必然天壤之别。2014年6月9日，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讲到：“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我们的先人们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在天文、算学、医学、农学等多个领域创造了累累硕果，为世界贡献了无数科技创新成果，对世界文明进步影响深远、贡献巨大，也使我国长期居于世界强国之列。然而，明代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中国同世界科技发展潮流渐行渐远，屡次错失富民强国的历史机遇。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更是一次次被经济总量、人口规模、领土幅员远远不如自己的国家打败。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不能单就经济总量大小而定，一个民族是否强盛也不能单凭人口规模、领土幅员多寡而定。近代史上，我国落后挨打的根子之一就是科技落后。习主席所一直思考的正是“李约瑟难题”，它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提出的，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本文试图以思维的角度入手，探讨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思维方式对文化、科技的影响。一、从厨房“一物多用”，还是“专物专用”看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走进中西两个家庭的厨房，会看到中式厨刀被简单的分成切片刀和斩骨刀两种，顶多再加一把水果刀，有的家庭用一把菜刀就能完成“切砍剁拍碾刮”所有的动作。中式餐具也简约很多，最主要是一双筷子，一个碗，顶多再加上一个骨碟，一个杯子。筷子对应的是西餐刀叉勺子的功能，碗则能完成盛菜、汤、米饭等所有的功能。西餐是“专物专用”，工具繁多，单是厨刀就有薄切刀、切片刀、去骨刀、蔬菜刀、面包刀、牛排刀、火腿刀、三文鱼刀、三明治刀、西瓜刀等。其中每一种又会细分为大小不同型号，适用于切割各种尺寸的食材，厨具更是五花八门，打蛋器、压蒜器、切面包器、榨汁机、咖啡机等。比如“切苹果器”,是一个按360°等分的圆盘状工具，对准一个苹果按下去，只需要一个动作就能完成切苹果任务，第一次使用的儿童也可以用它快速准确的保证“结果”大小均匀。这正如冯友兰所说：中国人思考问题时，习惯做减法。中国人喜欢归纳，西方人喜欢分析，西方科学的昌明与此有相当关系。创造简单的工具，将有难度的工作简单化，降低了技术的门槛，减少了人力成本，缩短了培训时间，工作效率与质量都得到提升，操作还更有“可复制性”，一个切好的苹果（产品）造价就会相应降低很多。专物专用的思维在人类进步的进程中意义重大，尤其结合工业化大生产分工合作的主流趋势。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就阐述分工的原理。分工的发展必然促使专业化和标准化，美国解决失业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其标准化分工合作的思维是分不开的。二、中西方思想家追求的目的不同导致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古代中国的思想家追求的是解决眼前问题的实际办法，而古希腊思想家追求得是真理（或真实），也就是说先秦时期中国思想家是求“利”，而古希腊思想家是求“真”。古中国人表达出实用主义特征，而古希腊人表达出纯理想主义特征。先秦时期中国思想家几乎都是实践家，从孔子、老子、墨子等无一不是解决当前实际问题而提出一套治国治民的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大学问，而古希腊正好相反，大多是纯思想家，这帮人逐步摸索一种“求真”的思维方法。要求“真”，概念就必须清晰，范畴的理论就有了基础，形而上学方法也就有了，自然形式，逻辑的学说就产生了，而古中国是解决政治、社会生活一些实际问题，很强的功利性（直到现在功利性仍然过强，到寺庙烧香拜佛求得多是升官发财），对未知世界和谋利无关的问题就没有兴趣，在理论上就喜欢“玄”。对明白的规定和精确的概念没有什么感觉，概念不清，分类能力低，就不可能产生范畴，也就不会产生抽象思维的推理办法，难以产生哲学和科学体系，但希腊人在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中对范畴极为重视，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是古希腊形式逻辑的集大成者。论述的范畴是形式逻辑的核心，概念清晰和范畴的运用是形式逻辑的基础。怀特海认为，西方人最伟大的发明，是“发明了发明的工具”。定量的工具，是科学的思维模式即思维工具，《工具论》指的就是思维工具。这里有必要对亚里士多德做较详细的介绍：他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并不是因为他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宣示了几条永恒不变的真理，而是因为他把希腊哲学爱智慧、尚思辨的精神，也就是追求知识、探索真理的精神，充实、具体化了，发扬光大达到顶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尊重经验，跟随现象，最后归于理智和思维。他认为，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而对感觉的喜爱就是证明。人们通过经验得到了科学和技术。经验造成技术，元经验则只能诉诸偶然。并且，对于实际活动来说，经验和技术似乎并无区别，而一个有经验的人，比那些只知道原理而没有经验的人，有更多的成功机会。亚里士多德把理智置于灵魂的最尊崇的地位，把它看作是本原。在自身的思想，是其自身为最善的东西的思想，是以主善为对象的至高思想。理智通过分享思想对象而思想自身。被思想的东西生成于接触和思想，所以思想和被思想的东西是同一的。思想就是对被思想者的接受，对本质的接受。在具有对象时思想就现实着。这样看来，在理智所具有的东西中，思想的现实活动比对象的具有更为神圣。思辨是最大的快乐，是至高无上的快乐。如若我们能一时享受到神所永久享受的这种至福，那就令人受宠若惊了，如若享受得更多那就令人感到更大的惊奇，事情就是如此。亚里士多德是许多学科的开创者。与柏拉图不同，他是学科的体系化者；后来许多哲学、科学体系的建立是以他的体系为模式来做的。《工具论》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论文的汇编。逻辑和语言一样，平时感觉不到它有多重要，而只有在思想混乱一团时才感到其必不可少。逻辑是整理思想和知识的框架，没有它，理论和科学都无从产生。黑格尔指出：“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经验科学和技术大都是由偶然的和经验的方式得来，为方便起见，排列在一起，甚至里面的科学虽具科学之名，其实只是些零碎知识的聚集而已，这些科学聚合在一起，只是科学的外在的统一，所以只能算是一种科学的集合，外在的次序而不是一个体系。中国人对现实之外的世界并不感兴趣，没有探索未知领域的好奇心，对事物仅满足于大体而模糊的概念，缺乏分类能力，也就产生不了明确的范畴和概念，自然就产生不了科学。导致了中国人在任何场合都不会用极为精确的字眼把类别分得十分清楚（尼斯贝尔）。三、理性思维的不足导致我国科学发展的缓慢罗素指出中国人过度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典型原始人留下的精神遗产。在进入文明社会后对这种思维意识又固化为一种人与人的相处的理论。中国传统思维停留在感性思维阶段，没有上升为抽象思维为主的理性思维，而是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模糊思维，大体思维。儒家、道家莫不如此。而这种人际关系带来的虽然有“其乐融融共享天伦“之利，但又因为人际关系界限的模糊导致公权利与私权利（包括隐私权）不分，造成在家庭内部，以爱的名义相互伤害，产生诸多恩怨情仇（琼瑶剧二十几年持续高热的成功，一是作者抓住了大众的痛点，二是在我国有着深厚的人文土壤）；在各个组织内部则是窝里斗现象严重，管理与修复成本极大。比如红顶商人胡雪岩在中国被奉为楷模和偶像，在西方人看来，可能是毒害中国企业家最深的一个人，因为胡雪岩代表了一种有着重大法律风险的商业模式：“官商结合的商业模式”，”官商结合商业模式“的盈利点在于“官”能够利用权力为企业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一旦“官”很出了问题，企业也就成了陪葬品。西方思维则完成了从感性思维到理性思维的质的飞跃，既保留了形象思维的活力，又发展了抽象思维的清晰、严谨、精确以个体为基点，把感知的，模糊的大体的事物分解成简单的要素，逐个进行研究。所以西方的科学发达，是由于有一套求真的科学思维方法，就是科学实证方法和分析归纳为主要内容的逻辑方法。爱因斯坦指出，西方的科学是以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为基础的，他们的思维更注重于智慧的逻辑和思辨，注重实证和多种工具的使用方法。比如情商一词，在中国人眼中只能是个模糊的概念，但西人把它研究的深入透彻，情商之父格尔曼将情商界定为四个方面，根据他的360度情商测评工具，情商有18个条目：自我意识：1、情感的自我意识；2、准确的自我评价；3、自信。自我管理：4、自我的情感控制；5、可依赖性；6、适应能力；7、成就导向；8、主动性；9、乐观精神。人际关系意识：10、同理心；11、组织意识；12、服务意识。关系管理：13、培养他人；14、领导力；15、变革催化剂；16、影响力；17、冲突管理；18、团队合作。中国传统思维仅关注现象，特别是依赖于感觉，重视具体的知觉，这表明中国思维在实证分析上的弱点，限制了抽象思维的发展，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发明不能深化，不能举一反三，科技进步当然就慢了。四、中国传统思维对个体个性的发展过于追求向内的探索，注重内心的修养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为主流，三者都强调自身的修养与提高。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孔子的学生曾子则这样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再传弟子）孟子说过：“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已。”不论是佛教中的经典《心经》：“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还是《金刚经》（《第十品庄严净土分》）：“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强调的都是内心观照。《道德经》第59章：“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第67章：“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中国传统思维这种对自我修养内在的追求，反映在当今企业届，出现了企业文化就是老板文化，企业品牌注重自我表现的现象。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沉淀，这种沉淀造成了人与人之间需要利用一个理念进行整合，要不然就无法团结，就无法凝聚成一种力量。而美国因为历史很短，各地区的人聚在一起，文化不一样，需要用产品文化去统合市场，所以美国不强调企业文化，更强调产品文化和企业形象。美国式市场五、在中国进行实证主义实践的两个案例：（一）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实证研究叶晓华律师沉浸于法律风险管理十几年功夫。作为曾经的央企法律主管，作为美国名校的金融专业MBA，他从独特的“法商”视角出发，大胆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工具和方法引入应用法学领域，以独具匠心的构建了龙龟模型（企业法律风险精细化管理模型），让企业的法律风险从“雾里看花”，到“看得见、摸得着”，帮助许多企业渡过了经营上的急流险滩。同时，他也为我国上市公司的法律风险管理开辟出全新的思路，创造了精彩的案例，而他首倡并率领团队付诸实施大力推进的法律服务行业专业化和专业行业化以及法律服务产品化、标准化和品牌化的设想，也正在悄悄改变整个律师业的发展方向，不久的将来一旦这些设想扎稳脚跟，或将颠覆整个法律服务业的生态。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从2009年开始，叶律师和他的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实证研究课题组开始连续发布《中国上市公司年度法律风险成本指数报告》，该报告的核心概念是法律风险成本指数，即企业每百元净利润所负担的法律风险成本。研究的结果清楚地显示了法律对企业的价值：例如2010年的报告指出在进入测评的1500余家上市公司中，法律风险成本指数最高的300家上市公司，每挣100元净利润，支付的法律风险成本高达103元。这就是说，如果这300家公司如果能够将法律风险成本控制到市场平均，则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