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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视野大学英语课文翻译第四册一位女政治家的政治生涯24岁的阿加莎·墨丹妮·姆波戈，为人谦虚，谈吐温柔，算不上是个革命者的形象，然而就在6个月前，她做了一件极富革命性的事情：她参加了肯尼亚恩布市的市长竞选，并且当选。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姆波戈女士是由区议会的同事们投票选出的，而那些人全是男性。恩布市是一个位于内罗毕东北部的农业地区，距内罗毕需两个小时的车程。在肯尼亚乃至整个非洲，妇女的政治力量日益壮大。对于生活在此地的数千妇女来说，姆波戈成了这种力量的标志。1992年，姆波戈女士开始追寻她的从政梦想，她竞选了恩布市议员。像其他打算从政的非洲妇女一样，她面对着很多障碍：她缺钱；她没有政治经验；她要回答许多关于她个人生活的荒唐问题。她说：我的对手一口咬定我要与外市的人结婚，很快就会搬走。姆波戈还要面对本市妇女的诸多误解，她们中间有许多人起初并不愿意投票选举她。她成为捍卫妇女政治权利的使者，向妇女团体发表演说。她会挎着手提包，挨家挨户地去做演讲，并给他们讲解政体，一讲就是数小时。她胜出我很高兴，因为是男人们选举了她，恩布市的一位农民政治活动家利迪亚·基曼尼如是说。这正是对我的祈祷的回应，因为它似乎战胜了这种观念：女人当不了领导者。非洲妇女的教育已经成为政治活动家们着重优先考虑的问题。有个机构已经在肯尼亚农村举办了十几个专题讨论会，目的是帮助妇女理解国家宪法以及民主政治制度所体现的程序及理论。一位资深的女政治活动家说，许多妇女连参政的最基本知识都没有。她说，她们在竞选运动中只知道谁给你半公斤面粉、200克食盐或一条面包，她们就投票选谁。妇女政治活动家们说她们正在与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作斗争。这些传统要非洲妇女做饭、搞清洁、照管孩子、种庄稼、收庄稼以及支持丈夫。她们通常不能继承土地，不能与丈夫离婚，不能理财，也不能从政。然而，肯尼亚妇女从事政治活动并不是什么新现象。在20世纪50年代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肯尼亚妇女就经常秘密地为部队提供武器、监视殖民军的阵地。但是独立之后，领导者们惟恐失去自己的权力，将妇女排斥在政界之外。这种现象在非洲大陆随处可见。今天，男性仍占有优势。肯尼亚妇女占选民人数的60%，但在国民大会中的席位仅3%。从来没有一位肯尼亚妇女担任过内阁职务。在这种背景下，阿加莎·姆波戈开始了她的政治生涯。在赢得市议会席位之后，她拒绝了被同事称为女人委员会的教育及社会服务委员会的职位，而加入了城市规划委员会。这是个更显眼的工作。接着在去年，她决定挑战恩布市市长，一位资深政客。姆波戈女士说，为肯尼亚乡村地区提供大量捐助的团体不愿意到这里来，为此她感到很失望。我们没看到有人为社区办过什么实事，她说。这是一件丑闻，捐资者的钱似乎落入个人腰包了。经过一场激烈的竞选，她以7比6当选。她说恩布市的妇女为此兴高采烈，而男人们则很不解，甚至有些心怀敌意。她回忆说，男人们问：那些男人怎么会选一个女人？但姆波戈女士并没有像其他女政治家那样受到攻击。有人说女政治家们的支持者有时在集会后会受到棍棒袭击。去年6月，肯尼亚警方企图驱散在内罗毕西北部举行的一次妇女政治集会，坚持说它是非法的，可能引发骚乱。目击者报告说，当时有100名妇女，包括一名国民大会委员。她们拒绝离开，于是警官扯下她们的旗帜，并对她们棒打拳击。与此相反，姆波戈女士通常受到恩布市男士们的热烈欢迎，许多人说现在很高兴议会挑选了她。如今，捐助团体正式给恩布市的若干项目提供了资金。一个新型市场正在市中心建起。医院新增添了有200个床位的产房。为几十个流浪街头、无家可归的孩子建起了集体宿舍。姆波戈女士为这个市场和医院感到特别自豪，因为它们对妇女有很大的影响。在现在的市场上，数以百计的人在遮阳伞下摆卖果蔬。一个卖柠檬的妇女说她喜欢新市长。我感觉如果碰到问题，我可以到她的办公室去找她，她说。以前的市长呼来喝去，好像是个皇帝，他并不想听我的问题。旁边，有个男人说他发觉姆波戈女士带来了一种清新的变化。我厌倦了男人，他看着自己那一大堆洋葱说。他们只会许诺，但没有实际的东西。只要她能不断带来我们所需的东西，她就行。创造“第一”的家族在我家里，成功与否只由一种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争取第一的能力。只要你在某件事上排第一，就算你行，至于它是什么事情，则无关紧要。我的前辈们在机器时代的高峰期从欧洲来到了美洲。在美国，每天都有新的和第一的东西产生：第一个抽水马桶，第一部收音机，第一顶装有扇子的帽子。我家里掀起了第一热。食物以及其他的好主意都算数，还有款式、发明、用语等方面的第一也算数。衡量是否第一的惟一标准就是没听说别人做过。那样你就有权讲出这句惊人的话：我是第一个做的！我的外曾祖父发明了芥末筒。它是由一块方形小纸片卷上些芥末做成的。早晨上班时带着它，再带一块冷肉，中午吃饭时就可挤一些新鲜芥末在肉上一起吃。这位发明芥末筒的外曾祖父有三个女儿：露茜，第一个将窗帘制成短上衣的女孩；格尔蒂，第一个将短上衣改成窗帘的女孩；还有波莉，就是我的外祖母，她改进了一把刷子用来清洁水龙头的内部。她喜欢这么说：不能因为你看不到就说它不脏。波莉房子里的每一寸地方每年至少都要人工清理两次，她为此深感自豪。她甚至用一种门顶揩布来清洁门顶。这东西是用旧长筒袜里面再塞上旧长筒袜做成的。旧长筒袜在我家一直都被视为一种大有可为的东西。我妈妈用她的长筒袜来做洋葱袋，说是她发明的新办法。她2还居功说她是第一个将一对长筒袜的两只同时利用起来的人，一只袜筒做洋葱袋，另一只放土豆或大蒜。而我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我的亲属中，最有名的，真正在美国产生影响的，或许就是我的曾祖父莱伯·萨塞尔。据家里人的说法，是他为世人引进了五香烟熏牛肉三明治。1879年，莱伯·萨塞尔离开祖国到纽约的街头寻求功名和财富。在自己国家，他曾在面粉厂干过活，但感觉这种磨面粉的营生真是种折磨人的苦活，就开始背着坛坛罐罐到处兜售。他没有家，往往卖锅罐给谁，就在谁家的地下室或马棚里过夜。有一天早晨，他在祈祷的时候还被马踢了一下。莱伯·萨塞尔懂得屠宰，所以他决定改行开一家小肉铺。开张第一个星期，有位朋友路过，问能否将他的大皮箱寄存在店铺的后面。我打算回老家几年，他说。如果你让我存放皮箱，我就教你如何制作五香烟熏牛肉。据说，曾祖父收下了皮箱，学会了制作五香烟熏牛肉，并开始在柜台上出售大块的五香烟熏牛肉。很快他又开始将肉切片出售，然后又将其夹在两片面包中间出售。他偶然碰到了我的外曾祖父，知道了芥末筒这东西。没过多久，到他的店里来买三明治的人比来买肉的人更多了。我的祖父雅各布·沃尔克则拥有发明球破碎机的光荣。他带着球破碎机走遍纽约的下曼哈顿区，在他所有卡车的两侧印着华尔街最强大的破坏力字样。他娶了格兰妮·爱丝尔。她漂亮得没有必要在任何事情上排第一了，不过她却是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的第一位挂历女郎。在20世纪初，她的相片曾被当地的一家银行用在自己的第一本日历上。就是在那里，在银行里，祖父遇上了她。她太美了，她曾收到一封信，信封上写道：邮递员，邮递员做做好事将这封信送给普林斯顿的美人。这封信就被投在了她家门前。我的外祖母则发明了鞋底袋。她相信，若能总是在鞋里留一个五分镍币，就不会有坏事发生。你总可以用它打个电话，总可以用它买点东西，你决不会身无分文。但是镍币会滑来滑去，到处滑动就可能滑出鞋外，因此她制作了一个小口袋固定在鞋内底部。这样，任何一双鞋子都可以有自己的私房钱。至于我，我还没有出名，还在等着找到我的第一。有时候我觉得生活已经太舒服了，所有的需求都满足了，干吗还要去做一项发明？不过，我已经留意到一些东西，开始考虑能否给诸如旧灯泡或鸡蛋壳之类的东西找些新的用途。你出生在一个创造第一的家庭，不论喜欢与否，你总是在思考着。来自一个创造第一的家庭，你决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不会忘记家族历史对你的鼓舞。Unit3渴望新的福利救济制度人人都觉得福利救济对象是在骗人。我认识的许多坐轮椅的人面临与宠物猫分吃生猫食的窘境，都会向福利机构多榨取几美元。为了能领到一点额外的福利款，他们告诉政府说他们实际上少拿了200美元的养老金，或告诉社会工作者，说房东又提高了100美元的房租。我选择了过一种完全诚实的生活，因此我不会那样做，而是四处找活，揽些画漫画的活。我甚至还告诉福利机构我赚了多少钱！噢，私下里领一笔钱当然对我也挺有吸引力，但即使我抗不住这种诱惑，我投稿的那些大杂志也不会去给自己惹麻烦。他们会保留我的记录，而这些记录会直接进入政府的电脑。真是态度鲜明，毫不含糊。作为一名福利救济对象，我必须在社会工作者面前卑躬屈膝。社会工作者心里知道许多救济对象在欺骗他们，因此他们觉得，作为补偿，他们有权让救济对象向他们点头哈腰。我并不是故意感到忿忿不平。大多数社会工作者刚开始时都是些大学毕业生，有理想，而且思想开明。可是在这个实际上是要人撒谎的系统里干了几年后，他们就变得与那个叫苏珊娜的人一样了--一个穿运动短裤的侦探。去年圣诞节，苏珊娜到我家来了解情况，看到墙上贴着新的宣传画，便问：你从哪儿弄到钱来买这些？朋友和家人。那么，你最好要张收据，真的，你接受任何捐献或礼物都要报告。她这是在暗示我：得哀求她了。但是我却将她顶了回去。那天在马路上有人给我一根烟，我也得报告吗？对不起，卡拉汉先生，可是规定不是我制订的。苏珊娜试图就修理轮椅的问题训斥我。由于福利部门不愿意花钱好好地修理，所以它总是坏。您是知道的，卡拉汉先生，我听说您的那台轮椅比一般人用得多得多。我当然用得多，我是个工作很积极的人，又不是植物人。我住在闹市区附近，可以坐着轮椅到处走走。我真想知道如果她突然摔坏臀部，不得不爬着去上班时，是什么感受。政府削减福利开支已经导致许多人挨饿受苦，我只是其中之一。但这种削减对脊柱伤残的人士更有特别的影响：政府已经不管我们的轮椅了。每次我的轮椅坏了，掉了螺丝，需要换轴承，或刹车不灵等，我都打电话给苏珊娜，但每次都要挨训。她最后总会说：好吧，如果今天我能抽出时间的话，我会找医务人员的。她该通知医务人员，由他来证明问题确实存在，然后打电话给各家轮椅维修公司，拿到最低的报价。接着医务人员就通知州府的福利总部，他们再花几天时间考虑这件事。而这期间我只能躺在床上，动弹不得。最后，如果我幸运的话，他们会给我回电话，同意维修。3当福利部门获悉我画漫画赚钱时，苏珊娜就开始每两个星期拜访我一次，而不是每两个月才一次了。她寻遍每个角落，想找出我未上报的电器，或者是女仆、烤炉里的烤猪、停在房后新买的直升飞机什么的。她从来都是一无所获，但最后我总要填厚厚的一叠表格，说明每一分钱的来历。如何逐渐脱离福利照顾，这在法律条款中没有明确规定。我是一个独立的生意人，正在慢慢建立起自己的市场。要脱离福利救济，一下子做到每月能挣2,000美元是不可能的。但我很想自己负担部分生活费用，不必在每次需要为轮椅买点配件时都去尴尬地求人。真需要有一位律师来捍卫福利救济对象的权利，因为这一福利体制不仅容易使救济对象滥用权力，也很容易使福利提供者滥用权力。前几天，由于药剂师说我使用的医疗用品超出常量，于是福利部门派苏珊娜到我的住所调查。我确实多用了，因为外科手术所造的排尿孔的大小改变了，于是尿袋的连接处发生渗漏。她正做着记录，我家的电话铃响了。苏珊娜接听了电话，是一位州议员打来的，这使她慌了一下。数以千计像我这样的福利救济对象，如果允许的话，可以慢慢地负担自己的一部分甚至全部生活费用，对此，我会不会在州政府的委员会里尝试做点儿什么呢？还用说吗？我当然会！总有一天，像我这样的福利救济对象将在一种新的福利制度下过上好日子，这种制度不是要千方百计证明福利救济对象在欺骗，而是要鼓励他们自立。他们将能自由地、毫无愧疚、毫不担忧地发挥他们的才干，或拥有一份稳定的好工作。盲人帮我看到了美妙的世界已经是下午很晚了，我们驻曼谷公司的主席分配给我一个任务：我必须在第二天出发陪一位重要的中国商人到泰国北部的旅游点。我眼睛瞪着桌子，心里直冒火。桌上成堆的文件足以证明，尽管我一周七天都在工作，可还有大量的工作等着我去做。我真不知道如何才能把这些活儿赶出来。第二天早晨，坐了一个小时飞机后，我们当天就与其他数以百计的游客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