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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1SectionAATechnologicalRevolutioninEducation教育界的科技革命如果让生活在1900年的人来到我们这个时代，他会辨认出我们当前课堂里发生的许多事情——那盛行的讲座、对操练的强调、从基础读本到每周的拼写测试在内的教学材料和教学活动。可能除了教堂以外，很少有机构像主管下一代正规教育的学校那样缺乏变化了。让我们把上述一贯性与校园外孩子们的经历作一番比较吧。在现代社会，孩子们有机会接触广泛的媒体，而在早些年代这些媒体简直就是奇迹。来自过去的参观者一眼就能辨认出现在的课堂，但很难适应现今一个10岁孩子的校外世界。学校——如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界——天生是保守的机构。我会在很大程度上为这种保守的趋势辩护。但变化在我们的世界中是如此迅速而明确，学校不可能维持现状或仅仅做一些表面的改善而生存下去。的确，如果学校不迅速、彻底地变革，就有可能被其他较灵活的机构取代。计算机的变革力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科技事件要数计算机的崛起。计算机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诸多方面，从交通、电讯到娱乐等等。许多学校当然不能漠视这种趋势，于是也配备了计算机和网络。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科技辅助设施已被吸纳到校园生活中，尽管他们往往只是用一种更方便、更有效的模式教授旧课程。然而，未来将以计算机为基础组织教学。计算机将在一定程度上允许针对个人的授课，这种授课形式以往只向有钱人提供。所有的学生都会得到符合自身需要的、适合自己学习方法和进度的课程设置，以及对先前所学材料、课程的成绩记录。毫不夸张地说，计算机科技可将世界上所有的信息置于人们的指尖。这既是幸事又是灾难。我们再也无须花费很长时间查找某个出处或某个人——现在，信息的传递是瞬时的。不久，我们甚至无须键入指令，只需大声提出问题，计算机就会打印或说出答案，这样，人们就可实现即时的文化脱盲。美中不足的是，因特网没有质量控制手段；任何人都可以拨弄。信息和虚假信息往往混杂在一起，现在还没有将网上十分普遍的被歪曲的事实和一派胡言与真实含义区分开来的可靠手段。要识别出真的、美的、好的信息，并挑出其中那些值得知晓的,这对人们构成巨大的挑战。对此也许有人会说，这个世界一直充斥着错误的信息。的确如此，但以前教育当局至少能选择他们中意的课本。而今天的形势则是每个人都拥有瞬时可得的数以百万计的信息源，这种情况是史无前例的。教育的客户化按以往的趋势变化看，从授权机构获取证书可能已不如过去重要。每个人都能在模拟的环境中自学并展示个人才能。如果一个人能像早些时候那样读法律，然后通过计算机模拟的实践考试展现自己的全部法律技能，为什么还要花12万美元去上法学院呢？用类似的方法学开飞机或学做外科手术不同样可行吗？在过去，大部分教育基本是职业性的：目的是确保个人在其年富力强的整个成人阶段能可靠地从事某项工作。现在，这种设想有了缺陷。很少有人会一生只从事一种职业；许多人都会频繁地从一个职位、公司或经济部门跳到另一个。在经济中，这些新的、迅速变换的角色的激增使教育变得大为复杂。大部分老成持重的教师和家长对帮助青年一代应对这个会经常变换工作的世界缺乏经验。由于没有先例，青少年们只有自己为快速变化的事业之路和生活状况作准备。技术的更深远影响在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教学成为对教育产生主要科技影响力的同时，其他创新手段也会冲击教育。医学技术可使人们对学生在解决各类问题或进行创造性活动时的大脑活动和血流状况进行研究。对学习过程的基因基础的进一步了解也可能影响课堂教学。也许由此能够决定哪些年青学子可能更快取得进步，哪些注定要有艰难的求学历程。一些权威人士坚持认为这些发现应该应用于特定情况中，而另一些人则极力反对在基因信息基础上所做的任何决定。声称能改善学习、记忆或激发热情的药品将唾手可得。教师和家长将面对以往只在科幻小说中出现的道德上的两难窘境。最后，近来在生物学和医学方面的突破会给教育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每个人都设法通过基因工程设计后代，或改变现有一个人的基因结构，或使克隆人类成为可能，那么成为一个人、成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意义何在，我们对此所作的定义将永远处于变化中。保守主义未必是坏事前文提到，教育是保守的，这个保守的趋势也不一定是坏事。诚然，对于价值观的传授和某些学科的讲授确实还需要保守的方法，但知识爆炸要求对课程设置予以密切而全新的注意。如果年青人要为自己期望承担的迅速变换的角色作好准备，那么必须想出新的和富于想像力的方法。SectionBBeYourOwnTailor做自己的裁缝某人去裁缝铺试穿一套西装。他站在镜子前发现上衣的末梢不太平整。哦，裁缝说，不用担心，你用右手把短的一端向下拉着，别人就看不出来了。这位顾客一会儿又发现上衣领子不平整，向上卷起来了。哦，那个呀，裁缝说，没什么，只要稍微扭头用下巴压住领子就行了。顾客接着抱怨说：裤子的裆高了一点。哦，不用担心，裁缝说，您只要用左手向下拉着裤子，一切就都完美了。这位顾客同意了，觉得这件衣服现在看起来挺好，于是就买了下来。我是一名教师，也是那个残疾人。我走路时又拽又拉又跛，硬撑着，还低头躬背，但为什么我还没有使教育体制看起来像一套合体的衣服呢？因为我听从了裁缝的意见而不是自己的声音。在我们从事教学生涯之初，一个充满乐观主义的声音清晰地对我们说：我是教师，我有自己的价值。这个声音肯定地说，孩子和老师之间的神圣关系是课堂的力量所在。这个声音回荡着：孩子第一；做重要的事，依照原则办事，努力工作，小心谨慎。这个声音坚持说：做出成绩来。这个声音现在得到回应了吗？作为教师，我们是渴望相信自己，渴望做出成绩，以至于我们从没意识到我们不过是工厂的工人而已。我们不想承认这个以培养思想和创造梦想为已任的体制只不过是一个19世纪的工厂，我们的学生不过是在流水线上积累基本技能而已。我们尽力不去面对真实的自己——一个号称学校的工厂中的工人，而非专业人士。如今我们的声音又何在呢？我们忙着灭火，从一个危机转到另一个危机，一个接一个地囫囵吞下新课程，试图在一天的培训课程中吸收各种新的策略——什么都消化不了，还要满足无数特殊兴趣的要求和期望。我们工作的节拍不允许我们有时间深思和梦想。梦想源于深思，但我们并非深思型的职业；梦想源于宁静，而我们干的也不是一个宁静的职业。我们已经答应让裁缝来为我们设计服装。有个声音大声向我们呼喊，我知道真相：我知道为什么学校不起作用，为什么这套衣服不合适。我们对它置若罔闻：别嚷嚷，否则，你可能会惹麻烦。这个声音请求说：我需要时间充实自己，培养和学生及同事之间的关系，我需要减少学生数量。谁说教师可以带25个学生？但我们止住了这个声音：人们会说你太天真。这个声音建议：我需要强化训练，而不仅仅是周末研讨会或课后的会议，以便学会如何在我们班中实施新方针或真实地演示学生的熟练程度。我们压制了这个声音。第二天，那位顾客穿上了新的西服，他用双手和下巴做调整。这个可怜的人跛着腿去公园，缩着下巴，一只手拽着上衣，另一只手抓着裤子。这时，两个下棋的人停下来看他。哦，天啊，第一个人说，看那个可怜的跛子。第二个人沉吟了一下低声说：是啊，他是跛得够厉害的，但我想知道他是从哪儿搞到这样一套合身的衣服的。任何官方法令都不会产生我们认为必需的那种变化。只有当我们按照反映我们价值的声音行事时，教育才会发生它几十年来一直寻求的变革。那时，只有那时，我们才能昂首挺立，无愧于教师的称号。住口！如果你那样说有人会认为你很古怪。但愤怒的声音讲个没完。我不能用一天45分钟的备课时间和20分钟的午餐时间拿出真正管用的教案或自行编写的教材，同时还要照应130个学生。我无法执行新的严谨和富于理性的教学方案，建立合作型的学习小组，会见家长，填写一张又一张的表格，然后每晚还要带着尚未完成的3小时的工作量蹒跚回家。我们用手捂住耳朵。哦，停止你的牢骚吧。这个声音叹了一口气，我也累了。我感觉有很重的绳子缠在腰上。政府部门、学校督察、家长、校长和特殊利益集团都牵着这些绳子。他们都拽着我。我头昏目眩，失去了辨别究竟孰重孰轻的能力。沉默吧！如果你那么说，没有人会喜欢你。这个声音悄声说，为什么我要耗费这么多精力？为什么我要争分夺秒讲完书中所有的内容？为什么我每天都从上午8：00教到下午3：00？为什么我要让官方测试左右我的课程安排？我们回答，做就是了，别惹麻烦。这个声音被压下去了，得不到培养，也从不受尊重。它最后说，我是教师，我毫无价值。这就是我们最终听到的声音。这就是指导我们行动的声音。一位作家说：我行我素会遭他人舍弃，仰承他人意志却会舍弃自我。我们教师已经被自己舍弃得太久了，这已使我们变成残疾。如果教育要改进，如果我们要为进入21世纪做必要的、有系统的革新，教师们必须再次倾听那个声音：是的，我们是教师；是的，我们有自己的价值。SectionCAWalkThroughCambridgeUniversity剑桥漫步有时候英国的每一个城镇看来至少有五六个鬼魂出没，不是被谋杀的受害者，就是身着灰衣半夜出现的贵妇。然而剑桥不是这样，充实这座大学城的，不是鬼魂，而是多少世纪以来居住在这儿的那些精英人物的精神。这个地方充满了这些伟大人物。按现有的统计，剑桥已为世界造就了6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单是三一学院就有28位。这儿出过13位英国首相，9位英国国教领袖。昔日的伟大科学家，如达尔文和牛顿，已经让位给现代的思想家，如发现了DNA的克里克和沃森。再随便加上许多著名诗人和哲学家，你可能很快就会意识到剑桥生活的丰富多彩。剑桥的好处是它的中心区很小，就是说大多数地方可以很方便地步行到达。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乘坐敞篷汽车观光，也可以由官方导游陪同步行游览，不过就算是单独游览，其乐趣也丝毫不减，你在各学院之间漫步，在花园里小坐，参观小教堂、小酒馆，不受时间限制地沉浸在那迷人的气氛中。如果你从旅游问讯处沿本尼特大街走,在左侧寻找，就能看见卡文迪什实验室。从外表看，它或许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正是在那些墙壁里面，1932年第一次分裂了原子；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杜威·沃森在1953年最终解开了DNA之谜，这项工作使他们在9年后获得了诺贝尔奖。这类开创性的工作发生在圣本尼特教堂的历史阴影下是多么奇怪啊，但对剑桥又是那么适当！这座教堂的塔楼在1025年左右就有了，教堂本身也是这个郡最古老的建筑。它的内部是古与今的混合体。看一下耶稣的现代雕像，与大约1300年前的古色古香的柱廊呈鲜明对比。如果你在本尼特大街的尽头向左转，就会看到霍布森水渠。沿街修筑的这些水沟便是以哲学家霍布森的名字命名的。正是这位哲学家资助了一项在17世纪向剑桥输送清水的项目。剑桥的历史经常会以令人摇首惊叹的方式使你洞察它的深邃。霍布森渠水在彭布罗克学院的大门外流过，该院建于1347年，到修建霍布森水渠的时候它差不多已有400年历史了。通向第一个院落的门楼是剑桥最古老的一座，向右走到路的尽头是彭布罗克礼拜堂的入口。它建于1663-1665年之间，是剑桥第一座古典风格的建筑，也是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的第一件重要的建筑杰作，他继而设计了伦敦的许多公共建筑。剑桥的第一所学院是彼得豪斯学院，创办于1284年，差不多坐落在彭布罗克对面。有一位从彼得豪斯转往彭布罗克的学生，这就是诗人托马斯·格雷，他因创作《写于乡间墓地的挽歌》而享有盛名。他把那里其他的学生大都看成酒鬼，并在他认定有失火危险的自己房间的窗外装了一根绳子。他的同学经常在他的窗外大喊着火啦！，致使他终于转到了马路对面的彭布罗克。1757年，他谢绝了要他做英国官方诗人的邀请，仍然留在剑桥，于1768年成为历史和现代语言学教授。彼得豪斯礼拜堂有一段有趣的历史。它建于1628年，但后来在17世纪50年代在克伦威尔军队根除帝制建立共和的斗争中受到严重破坏。它的彩色玻璃——东窗为了免遭克伦威尔军队的破坏被藏了起来，在1660年新国王上台后又装回原处。在此后的300多年里，它完好无损地留存了下来。与此形成奇异对照的是同样在这300多年里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颅的命运。他死于1658年。在他死后，新的国王又把他的尸体挖出来，施以绞刑再斩首。在害怕死者死而复生、卷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