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会失败之一

栏目：口述历史大标题：我们为什么会失败引题:全面分析中外合资溃败的经典案例南京菲亚特，揭示一座城市，一个国家汽车业未来发展的某种宿命ABR特约撰稿顾民编者按：南京菲亚特在我们眼前消失没有几年，对于这家公司刚开始气势如虹但后来为什么会消失的原因业界也各有评述，但是始终未能让人真正信服。现在，前南京菲亚特市场部经理顾民试图从文化角度切入，剖析这家中外合资汽车合资公司失败的经典案例。1999年4月，南京菲亚特成立，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意大利菲亚特汽车股份公司双方各持股50%，总资产30亿元。熟料，它最终却在中国汽车市场迅猛增长的大潮中，不可思议地沉沦。2007年12月，随着上汽集团收购南汽集团，南京菲亚特成为了上海大众的新的生产基地。如今回忆往事，顾民不甚感慨，为此特为《汽车商业评论》杂志著长文，全面分析南京菲亚特走向溃败的原因，揭示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汽车业未来发展的某种宿命。本刊将分期对之连载，并请广大读者提出自己的意见。抽言：世界是条环形赛道，对于以竞争和胜利为终极目标的人来说，当他再次看到原来那个对手的时候，要搞清楚自己究竟是领先还是落在后面，这是一件让人纠结的事情。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珍珠却是贝类收获的意外。这种美丽的钙质结晶是贝壳体内的异物，她给孕育者带来痛苦并导致其最终毁灭。要得到超越传统的价值，必须付出重大代价。南京菲亚特合资公司生产的最后一款新车叫做派朗（Perla），“Perla”是意大利语，它的含义是“珍珠”。这个高雅尊贵的名字却不是一个好兆头，就在派朗上市后的第二年，南京菲亚特合资公司宣布解体，这只充满浓厚地中海风情的贝壳沉没了。南京菲亚特沉没了，她的十年使命已经完结：她已经给所有的亲历者带来了改变。不管这种改变有多么痛苦，但这是收获珍珠的唯一办法。每个人都能从这场失败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颗珍珠，但最大最贵重的珍珠其实只有一颗。这颗珍珠表面被一层绒布所遮挡，亲历者必须掀开这个问题的盖头才能拿走自己的收获：我们为什么会失败？我们为什么会失败？我们是输给了竞争对手还是毁于内讧？还是输给了什么别的？诞生于上个世纪末的南京菲亚特是一个全新的合资公司，但并不是一些汽车新人的组合，这是一个走下坡路的大型国企和一个困顿中的全球品牌的结合，面对的是参与者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种新型私人消费市场，这个市场正处在世界汽车工业史上最大一次爆发的前夜。必须承认，稚嫩的南京菲亚特当时确实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就像海上漂浮不定的冰山，似乎每块冰山都足以对南京菲亚特造成致命一击。对于一条沉船的生还者来说，在事后总结失事原因的时候最先想到的就是：我们撞到了哪里？这条船有哪个部分还不够坚固？只是站在落水者的角度来总结一场海难是远远不够的。南京菲亚特并不是驶入这片危险海区的唯一一条船，对于那些站在其他船只舰桥上目睹了事件经过的中国汽车市场的观察者来说，他们有自己的疑惑：为什么像奇瑞、吉利那样一些性能简陋的船只都能闯过这片险象环生的海域，而南京菲亚特这条装备更精良的船最终却折戟沉沙？失败者从不正视导致自己失败的真正原因，就为下一次失败埋下了败因；而胜利者得意万分，他甩开失败者努力奔跑，试图巩固自己脆弱的胜利，直到他和失败者再次而遇。世界是条环形赛道，对于以竞争和胜利为终极目标的人来说，当他再次看到原来那个对手的时候，要搞清楚自己究竟是领先还是落在后面，这是一件让人纠结的事情。南京菲亚特为什么会失败？如果我们从市场份额和资产收益的角度来寻找失败的原因，无疑需要一大堆数据和图表。但如果我们跳出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问题就会变得极其简单。我们就像是那些水手，习惯于把船只所驶过的那片神秘海域下的冰山看作是可以规避的没有生命的暗礁，我们不相信它们背后有一个活的主宰。如果我们相信这些有威力的浮冰被一种更有威力的力量所支配，我们就会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南京菲亚特的失败。没有人能看见这位主宰和他所站的舰桥，他能决定世界上所有船只最终的命运，但那些船只的沉浮对这位船长的力量不会有丝毫减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们只能自食其果。从他所处的舰桥位置来看南京菲亚特这条玩具般的小船，那个关于南京菲亚特为什么会失败的问题可以转换成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南京菲亚特没有沉没，人们会看到什么结果？人们的想象力总是在描绘成功前景的时候更为丰富。如果南京菲亚特抓住本世纪的这次机会，成功跻身于轿车合资品牌的一线阵营，也就不会有后来南汽被迫和上汽抢夺罗孚资产的无奈之举；南京菲亚特的成功会使得南汽在引进新的国际品牌的时候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一个强大的南汽也会使得上汽集团对南汽收购变得更为艰难。如果南京菲亚特成功了，这条胜利之船或许将留在南汽舰队的核心位置上，带着船上的几千名水手乘风破浪。这些盼望已久的水手将得以分享整个团队征战胜利后的喜悦，而不是像现在那样化整为零，各奔东西，有的远走他乡，有的甚至离开了汽车工业。但站在那个永恒的舰桥上所能看到的东西，比人的生命要长远得多。公司的发展和员工的职业前景，决不是一次商业竞争的输赢所能带来的最重要后果。对于胜利者来说，最重要的战利品就是旗帜。如果南京菲亚特没有失败，这条船将挂着那面高傲的旗帜继续征战。这面旗帜与其说是合资品牌之旗，倒不如说是一面地域文化之旗。这面旗帜的背后是一座城市和这个国家漫长的历史，南京菲亚特的成功不会让这面旗帜变得年轻，一次胜利只会让她变得更加自负。南京菲亚特不可能取得成功，她桅杆上的那面旗帜周围聚集了太多暗物质。这些暗物质是几千年的文化遗存，人们在这面旗帜上听不到100年前在对马海峡的那面Z字旗上的猎猎风声。南京菲亚特无法作为精神领袖带领一支庞大的舰队驶入大洋，即便她能赢得一次小小的胜利，也迟早会把整个舰队带入一场更大的灾难。这面旗帜必须经历一次死亡，从高空坠入大洋深处，直到一颗真正的Perla重见天日。（二级标题）1、城墙有多高，影子就有多远（抽言）凡是在这里生根的事物，很难将其轻易拔出。这是一种深埋的力量，埋藏得比人的牙髓更为牢固。这些深埋的根管有时会把那些侵彻骨髓的隐痛传导给人们；但有的时候，这种顽强抵抗反倒变成了一种极其稀缺的资源，这种资源就是这座城市的历史剖面。（抽言）人们最后看到的东西早已不再是一座充满斗志的城池，这是一具已经死去的某种动植物的奇异混合体，这是这座城市历史遗产中最黯淡无光的一部分。这具僵硬变形、没有灵魂的躯壳今天却成了最昂贵的虫草，这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故事。每座城市都是一株有个性的植物，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生长。从五环到六环，北京总是在不停地铺张；从环球金融中心到上海中心，上海永远都在向高处攀援。南京没有北京那种皇城气象，千百年来它一直被挤压在长江和紫金山之间，这是一座根深蒂固的大城，它的生长方向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中纵深。几十年前人们像拔牙一样连根摧毁了北京城墙，但南京城墙却没有被撼动，大部分保存到了今天；法国梧桐在中国最早生根的地方是一百年前的上海法租界，但这种大树在南京却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根深叶茂。每次强台风过境，总是会有那么几棵法桐经不起硕大树冠的拖累，树根被倒伏的树干拖带出地面，但你能看到的永远只是那个神秘的地下王国的一小部分。那些隐而未现的巨大根系提醒人们：这是一座埋藏很深的城市。凡是在这里生根的事物，很难将其轻易拔出。这是一种深埋的力量，埋藏得比人的牙髓更为牢固。这些深埋的根管有时会把那些侵彻骨髓地隐痛传导给人们；但有的时候，这种顽强抵抗反倒变成了一种极其稀缺的资源，这种资源就是这座城市的历史剖面。这是一个镜像，能让我们看到植根于自己头脑中的东西。绵延不断的古城墙，高大的法国梧桐，这些为多数大城市所渴求而不得的资源，在南京人眼里却是司空见惯的东西。多年前我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和这两样东西打交道。我读书的中学紧邻古城墙。每天骑车上学的时候，就像是在法国梧桐的甬道中穿行。只有一小段路没什么树，那是一个大坡，坡顶是解放门城墙。穿过城门，右转进玄武湖公园，左转通往学校。有时候我也会走路上学，在太平门附近爬上城墙，在城墙上走几里地，然后从鸡鸣寺背后翻下城墙，再走点山路就到了学校。在古老的明城墙上行走是一种穿越，你会看到几乎每块城砖上面都刻着文字。一块城砖就是一个600年前的屏幕，上面显示的信息关乎这块青灰色巨砖的来历。在玄武湖附近的墙垛上，其中一块城砖的一面刻着这样的文字：“袁州府提调官、通判隋赟，司吏任俊，萍乡县提调官、县丞唐季静，司吏何立之。”隋赟、任俊、唐季静、何立之，这是四位明朝官员的优雅名字。排在最前面的隋赟有两个头衔：作为通判，他是袁州知府的副手；作为提调官，他又是首席执行官，专门负责整个袁州府境内的城砖烧制、转运和人力保障。“赟”这个字难写难认，但和它能给人带来的东西相比，这点代价不值一提。这个字代表了古人心想事成的最高境界：文武双全，财源滚滚。这不是一个汉字，这是一扇开启美好人生的大门。隋赟没有让给他取名字的人失望，小小的袁州府提调官只是他官场生涯中的一个台阶。据史书记载，隋赟在袁州通判任上被擢拔为广东按察使，从正六品直升到正三品。在城砖上出现的成千上百个姓氏当中，能像隋赟那样在史书中留下励志故事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在这块灰色显示屏幕上渐次滚动的无数人名当中，除了那些负责督造的官员，其次就是乡村底层的管理者——那些默默无闻的总甲、甲首和小甲，最后才是那些在城砖上留下了自己的指纹和汗水的人——造砖人夫和窑匠。刘黑一、朱六四、汤丙，这些简单的汉字组合，就是那些普通造砖人的名字。和“隋赟”这个寓意美好、光芒四射的坐标相比，那些灰蒙蒙的笔划漫漶不清，毫无文化含量。在史书中没有关于这些名字的一星半点踪迹，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人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人们怀疑这些符号后面是否真的存在过活生生的生命。好奇的研究者把城砖上可以辨识的造砖人和窑匠的名字一一抄录下来，发现在这些人名中能找到所有最简单的汉字，或者说最简单的符号：数字。在已出版的《南京城墙砖文》这本书中，你能看到其中一些窑匠的名字：王友一、王真二、徐英三、毛青四、郑隆五、周仁六、方谦七、伊绍八、郑匆九、余德十。王友一是谁？他长的是什么样子？他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他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多长时间？他有自己的亲人和孩子吗？谁是王友一？无人回应我们的呼唤。建造明代南京城墙耗用了3.5亿块城砖，这些巨砖来自长江中下游100多个县，成千上万像王友一这样默默无闻的人烧制了这些巨砖。对于我们来说，王友一这个名字和那些无名氏没什么区别。上中学的时候我经常沿着从九华山到鸡鸣寺的那段明城墙去上学。一边用手触摸城垛上这些漫漶的名字，一边带着关于这些陌生人的疑问在蒿草丛中疾走，直到走进教室、上课铃响。很多年前我离开了南京，那座城垣在我头脑中也逐渐被淡忘了。直到后来我偶尔看到一个故事，它透露了和王友一有关的若干踪迹。故事的讲述者是南京明城墙史专家杨国庆。有一次他去安徽繁昌寻找新发现的明代砖窑遗址，下了火车杨国庆又先后换乘汽车和农用三轮车，最终在当地人的带领下找到了那座山坳里的村庄。他们在残破的砖窑里刨出了南京城墙上用的那种明代城砖，还在村后山头上发现了明代采石场。这次考古收获很大，但这还不是全部，杨国庆发现当地人并没有忘记他们的祖先所立下的功劳。村里人一听说是南京来人了解城砖烧制的事情，都极为热情。“开口闭口不是朱元璋，就是南京城墙，原来这是村里老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给杨国庆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牧羊少年，他在山坡上把从爷爷那里听来的关于南京城墙的故事重新讲了一遍，最后怯生生地问了句：南京城墙是什么样子?这位牧羊少年绝不是和那座大城无关的陌生人，在他怯生生的问话后面有另外一个世纪的力量。杨国庆被他的这句话问得恍如隔世，他在百感交集中写道：“少年身后的山体已被凿掉了一半，传说采下的石头，全运去建造南京城墙了，断面上是几百年前凿出的道道痕迹，采石场遗址和少年的这句问话，让我震撼不已。”那些犹如被巨兽啃食过的裸露岩体很容易把人的想象带到600年前。600年前的太阳和今天一样毒辣，无数土灰色的人们挥汗如雨，忙着为这个国家最大的城池贡献最基础的材料。铁石相击，岩屑四溅，而在不远处窑火一直在熊熊燃烧。600年前沿着长江两岸，这样的窑火随处可见。今天它们早就冷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