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爱我们的民族

我们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源泉。--周恩来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处处为国家着想。--雷锋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陆游人民不仅有权爱国，而且爱国是个义务，是一种光荣。--徐特立人民的好总理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进银冈书院读书，一次，校长在课堂上问大家为什么读书时，周恩来慷慨答道：“为了中华之崛起!”这一誓言，此后贯彻在他的一生中，他为中华民族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佩服周恩来。我要学习他从小热爱祖国，怀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不懈奋斗的精神。我要象周恩来一样，从小立志报国，从现在起，要认真学习，学好本领，为国争添光彩。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的女英雄刘胡兰，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八日生于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她从小接受党的教育积极参加革命斗争，一九四六年，在她年仅十四岁时就被吸收为中共候补党员，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二日在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军队突然袭击云周西村时被捕。刘胡兰在敌人的威胁面前，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地说：“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还说，怕死不当共产党员!我死也不‘自白\,绝不投降。”阎军计穷，又将同时被捕的六个农民当场铡死，但她毫不畏惧，从容地躺在铡刀下，壮烈牺牲。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郑成功是我国伟大的民族英雄，名森，字明俨，号大木，福建省南安石井人，出身于官商家庭。1624年农历七月十四日，诞生于日本长崎县平户市千里浜。在日本渡过七个春秋，1630年间随从其叔芝燕等回国，住安平(晋江市安海镇)郑府。郑成功自幼聪明敏捷，八岁能通读四书五经，十岁能写入股文，文章过人，词藻华丽典雅，十一，二岁，兼习春秋左传，孙吴兵法，并能舞剑学射。十五岁的禀生，二十一岁攻入南京国子监太学，气字轩昂，才华横溢，获得师长称赞：“此人英雄，非人所得比。”340年前的今天，侵占台湾38年的荷兰殖民者向郑成功投降，宝岛台湾重回祖国的怀抱。人物：“复台开台”第一人。民族英雄郑成功(1624-1662)，福建南安人。初名森，字大木，父为郑芝龙。后明隆武帝赐姓朱，改名成功，字明俨，国内外都尊称他为“国姓爷”.由于时代与形势的要求，郑成功先是担负起反清复明的使命，后来又顺应历史潮流，率军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祖国领土台湾，这体现了当时中华各族人民的利益。郑成功是第一个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是第一个打败西方殖民者的东方人。何为诚信诚信是什么？从道德范畴来讲，诚信即待人处事真诚、老实、讲信誉，言必行、行必果，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诚，信也”，“信，诚也”。可见，诚信的本义就是要诚实、诚恳、守信、有信，反对隐瞒欺诈、反对伪劣假冒、反对弄虚作假。二、诚信：从传统走向现代诚，是先秦儒家提出的一个重要的伦理学和哲学概念，以后成为中国伦理思想史的重要范畴。直到孔子时期，“诚”还未形成为理论概念。孟子时不但已经形成为理论概念，而且位置十分重要。他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在这里，诚不但是天道本体的最高范畴，也是做人的规律和诀窍。荀子发挥了“诚”的思想，指出它为“政事之本”。他说；“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在《礼记·中庸》里，“诚”成为礼的核心范畴和人生的最高境界：“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至诚如神，有了诚笃的品德和态度，就可以贯通多种仁义道德，成己成人，甚至能够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只化育而与天地参，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大学》把“诚意”作为八条目之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诚”成为圣贤们体察天意，修身养性和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环节。宋代周敦颐进一步认为“诚”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把包括诚实在内的“诚”看作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的基础和各种善行的开端。程颐更为直截了当地说：“吾未见不诚而能为善也”其见解入木三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批判地继承了“诚”这个范畴，肯定诚实是社会公德中的一个重要规范。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诚实之主要的道德要求逐渐明晰为：忠诚、正直、老实。忠诚的主旨是对祖国、对人民、对正义事业的忠诚。当然，这种忠诚不是盲目和狭隘的“愚忠”，而是认同于崇高的理想，为实现理想而不懈追求和努力奋斗，从而表现出乐于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正直，是指为人正派，处事公正坦率。老实，则特指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本文由第一范文网整理，版权归原作者、原出处所有。』信，也是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范畴。“信”的含义与“诚”、“实”相近。从字形上分析，信字从人从言，原指祭祀时对上天和先祖所说的诚实无欺之语。隋国大夫季梁说：“忠于民而信于神”，“祝史正辞，信也。”后来，由于私有经济和私有观念的发展，原有的纯朴的社会被逐渐破坏。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得不订立誓约。但誓约和诺言的遵守，仍然要靠天地鬼神的威慑力量维持。春秋时期，经儒家的提倡，“信”始摆脱宗教色彩，成为纯粹的道德规范。孔子认为，“信”是“仁”的体现，他要求人们“敬事而信”。他说：“信则人任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和孟子都将“信”作为朋友相交的重要原则，强调“朋友信之”，“朋友有信”。而历代当权者大都将“信”作为维护秩序的重要工具。《左传·文公4年》中说：“弃信而坏其主，在国必乱，在家必亡。”《吕氏春秋·贵信》对社会生活中的信与不信之后果，作了淋漓尽致的剖析：“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会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忧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唯信乎！”汉代董仲舒将“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视为最基本的社会行为规范。并对“信”作了较详尽的论述：“竭遇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他认为“信”要求诚实，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朱熹提出“仁包五常”，把“信”看作是“仁”的作用和表现，主要是交友之道。他说：“以实之谓信”，其说与孔子、孟子基本相同。在儒家那里，诚与信往往是作为一个概念来使用的。“信，诚也”，“诚”与“信”的意思十分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