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张懿红王韦皓摘要:当前乡土小说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存在几种令人担忧的叙事倾向,遭受文体创新和社会变革的双重压力,面临着创新的困境。乡土小说要摆脱目前的困境,首先要解决“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一根本问题,回答这一问题就意味着作家对自己历史使命的确认,作家至少应考虑三方面的因素:一是为农民写作,二是写农民,三是写真正“农民的乡村”。目前,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决策既对乡土小说提出新的挑战,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关键词:乡土小说;创新困境;历史使命中图分类号:I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8)03—0210—06一1980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取代了第一次文代会以来贯彻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新中国文艺方向。从此以后,作家不必担心时刻悬在头顶的尚方宝剑,创作有可能向着自我主体意识延展的极限推进。“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一毛泽东奉为中心、根本、原则的问题似乎已经大而化之,消弭于无形了。“我”是人民的一分子,当然可以代表人民,因此无所谓立场的转变,无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感情的改造,无所谓大众化,无所谓深入生活熟悉和了解文艺工作的对象。然而毛泽东貌似偏颇的理论,却蕴含着闪光的真理。当下中国文坛,都市题材压倒农村题材,“商品化写作”、“个人写作”、“女性写作”甚至“用身体写作”等流行风交替频仍,这个事实已经回答了“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一问题。在从“大叙事”向“小叙事”转向的过程中,文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放逐思想和理想,追逐时尚以期获得短期经济效益,人生体验和想象力双重匮乏,周旋于外在的叙事学技术性层面和个人欲望的封闭性层面等。考察寻根文学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乡土小说的发展态势,有助于厘清当前文学整体对这个问题的盲视。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的农村题材小说相比,当下中国乡土小说无论在思想意蕴还是在艺术表现上都取得长足进步,但仍存在以下四种令人担忧的叙事倾向:第一,解构叙事。解构是后现代思潮流入的伴生物,同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旧价值体系崩坏的意识形态反映。解构历史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当代文学的一股大潮,处于临界点上的巅峰之作就是乡土小说《白鹿原》。它以乡土中国行将消亡的儒家伦理、家族文化反观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对教科书定义的革命历史做出全新的阐释。此后,这类小说的二三流作品则更加自由地打破历史叙事的时空整体性,用支离破碎的生活片断和人物行动随意拼凑,还原所谓原生状态的历史。但是这种把握历史的方式缺乏思维的整体性,激进勇猛的后现代姿态往往简化为一个懒洋洋的形体动作,仿佛浩瀚的文字只为说明这个没有丝毫新意的观点:历史是一把大稀泥,一摊臭狗屎!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1998年)、徐庄的《废黄河》(2002年)、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2003年)都是这类作品,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在某种意义上也应该归入这一类,其叙事模式深刻影响了同类小说。第二,本能——欲望——权力斗争叙事。当代乡土小说揭开了以往被政治意识形态压抑的种种生存本能和欲望——食、色、暴力、金钱、权力,等等,并对此进行过分夸大的书写。从20世纪80年代刘恒的《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到90年代阎连科的《黄金洞》以及21世纪李佩甫的《城的灯》、毕飞宇的《玉米》,乡村欲望的风标从基本生存需要(食色)转向更高级的现代文明——城市生活方式,这意味着对金钱和权力的占有通常伴随着血腥暴力。当前农村小说的欲望叙事呈现出对阴谋、权术、官场的过分宽容、热衷乃至于痴迷,人物的性格特征几乎全被老谋深算的心计所覆盖,无法提升政治文化批判和思想升华的高度。很多乡土小说大力描写人的本能欲望以及诡诈的权术、机谋,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与折磨,以呈现人性的复杂性、阴暗面与本能欲望为衡量艺术形象真实性的主要标准。由此带来的不良后果是,人物形象趋于猥琐、下流、阴险、恶毒,未能应答时代呼唤,未能塑造出堪称民族脊梁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农民形象。这种建构复杂人性的写作方式,其实已走向阶级论的反面,是忽视历史的抽象人性论的体现,同时对恶的冷漠叙述也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第三,新写实叙事。在追逐叙事艺术创新的躁动中,仍然有一些作家执着于当下农民的生存现实,继承“左翼”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叙事反映当前社会现实的精神,同时吸收新写实等艺术手法,努力把握农村变革的历史脉络。这类小说受到文化管理部门的保护和社会良知的关注,与政治导向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农村政治体制的弊端、农民工、农村教育、生态、生存危机等严峻的社会问题往往受到很多作家的共同关注。但是,由于为政治服务的文艺工作传统仍然深刻地影响一些作家的思维方式,再加上市场经济反价值的文化影响,导致此类小说严重模式化,造成相互模仿的追风式写作。尤其表现为批评魄力不足,对社会问题的批判缺乏义正词严的力度,表露出无可奈何的容忍态度。加以失之油滑的幽默和见事不见人的粗疏,就大大削弱了这类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尖锐性。因此,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培养强健有力的政治民主意识,提高发现问题的敏锐性和揭露问题的尖锐性,是当代乡土小说有效干预社会的必要思想素养和文化准备。第四,魔幻化、客观化、狂欢化叙事。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法国新小说派、美国黑色幽默等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影响,乡土小说力图开辟艺术表现的新天地。冷漠、怪诞、粗鄙、魔幻色彩的叙事想象,代替了残留在我们记忆中的田园诗化的乡村。乡村变得陌生、怪异,虚假得令人费解,已经不再是寄托情感、美、生命意义的精神家园。伴随城市地平线的扩展,不仅真实的乡村离我们越来越远,滋润中国人心灵几千年的乡村诗意也在悄然远去,而它本应是现代城市人最缺乏的精神营养素。在这种令人担忧的流行叙事倾向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零度写作”。伴随新写实而泛滥的“零度写作”标榜冷漠的、客观观照的、取消价值判断的叙述态度。其中固然蕴含着以生存状态的客观呈现摆脱主题先行的叙事策略,但最终的结果却导致情感冻结、诗意沉沦,使小说失去感人肺腑的美感力量和昂扬乐观的理想主义信念,表现出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双重危机。或许正是因为与这股令人气闷的叙事潮流相左,刘庆邦、迟子建那种编织绵密的小说意境,对渐渐逝去的传统之美无尽咏唱和痛惜的乡土小说,才倍增艺术魅力。目前,我们迫切需要倡导一种充满激情与温暖的、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健康向上的、激浊扬清的新文风。二然而,乡土小说目前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并不是以上种种令人担忧的叙事倾向——因为这些不良倾向本身就蕴含着革新的活力——而是文体本身发展的局限性。作为一种文体,乡土小说已然过熟,今天作家的创作注定很难超越前人。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乡土小说在中国几乎完成了所有审美意蕴的探索,无论题材、主题、故事情节,还是思想、语言、艺术手法,都几乎穷尽可能,后来者很难重新品味那种发现新大陆的喜悦。可以说,当前乡土小说的审美视域,已经基本囊括了乡土小说全部的美学追求。这是自乡土小说初创以来几代作家添砖加瓦形成的审美积淀,它太过厚重,太过成熟,对于后来者而言,它意味着难以创新的创作困境。当下乡土小说处于一个对传统的悖谬的撞击和过渡之中,模式化倾向与创新困境并存于乡土小说创作之中,乡土小说的整体艺术水平并未超越鲁迅和沈从文所代表的现代乡土小说的艺术成就。如何突破厚重的审美积淀,开辟乡土小说的新天地,这是决定乡土小说生死存亡的大问题。随着地域乡土的城市化,乡村与城市的差距会越来越小,乡土的“异乡”情调也会逐渐消褪。而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公民也将逐渐适应四海为家的时尚生活,大量移民移居海外,“乡土”也可能在异国他乡被置换为“故国”。在这个宏大社会工程缓慢的历史进程中,乡土小说的蕴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乡土之美作为家园的美好想象将进一步强化,那种包含着故乡、故土、大地的精神实体,将成为现代人恋土和回归家园的本源冲动。作为价值追求、意义重构的精神乡土、神性乡土、诗性乡土,将成为乡土小说越来越强劲雄浑的原动力,推动乡土小说走向神话。这大概就是乡土小说未来的走向。在世界性移民的全球化语境中,赛义德称为“普遍化了的无家状态”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感知、体验和认识,构建一方故土的写作或将导向更高级的心理需要、更自由的虚拟创造和更抽象的精神综合。奥尔巴赫说:“发现家乡美的人仍然是稚嫩的新手;四海为家者是强者,但只有把整个世界看作异国他乡的人才是真正完美的人。”①结合台湾乡土小说的历史轨迹,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乡土小说的未来:乡土的“再造”会最终指向“家园”等终极性的理想追求。但鉴于当今中国社会现实面临的具体问题,乡土小说仍将大力发挥它参与社会工程、“再造”乡土的功用。具体而言,当前乡土小说的文体创新困境主要表现为四大问题:其一是民俗主义倾向。很多乡土作家固守乡土小说的审美惰性,把已经疏离生活、失去生命力的人类学知识和民俗想象强加于乡土小说,试图取得传统的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效果。结果适得其反,民俗风情变成了文化炫奇,不能深入文化底蕴实现民俗事象与文化精神的统一,同时也削弱了乡土小说的时代气息,使乡土小说远离新农村建设的历史现实。当然,与此相反的另一种倾向同样令人沮丧:有些作家追随社会热点和审美时尚,放弃乡土小说中民俗风情画卷的展示,使乡土小说丧失地方色彩,变成了简单的事件记录、新闻报道,丢弃了乡土小说迷人的审美意境。其二是原始主义倾向。传统与现代、乡土与城市之间的冲突,是乡土小说内蕴的张力。因传统与现代两种文明的冲突难以解决而导致文本的失衡,这是自寻根文学以来延续至今的悖论和难题。在复兴的现代原始主义倾向中,这一难题依然无法破解。很多乡土小说存在尚古、慕古倾向,停留于对原始生命力和纯朴道德风尚的追怀与歌颂,不能从现代性转化的高度建构新一代农民改革创新的精神风貌,不能为当代生活经验提供薪尽火传、蓬勃向上的精神资源。其三是经验论与想象论的两难困境。无论经验论还是想象论,都存在巨大的陷阱,而乡土文学的南北、东西作家群落之间恰恰表现出二者的差异与偏颇。由于经验与想象未能有机结合,使得中国本土现实与人类性因素、本能欲望与具体生存环境分裂呈现,个人主体与集体历史、共时性与历时性无法调和为文本的历史构成。沉湎于细节描写、欲望裸露或语言自我膨胀的写作,使很多乡土小说充满危机到来之前的窒息感。如何深入生活、丰富乡土经验,并把经验升华为想象,实现经验与想象的交融化育,这是乡土小说必须解决的难题。其四是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的创新悖论。乡土小说以现实主义为正宗,传承已久,需要创新和突破。然而邵燕君在《与大地上的苦难擦肩而过——由阎连科〈受活〉看当代乡土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失落》一文中指出,现代主义这本“外来的经”并不适合中国乡土小说,因为现代情绪的表达和形而上的反思本不是乡土作家的强项,他们得天独厚之处在于对占中国八成人口的农民生活、性格的深切理解和精微把握,离开了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这样的长处就难以表现。同时,作家在思想资源上的相对贫乏和在文化观念上的相对陈旧就会暴露出来。笔者的阅读经验也证明:受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新潮艺术熏染的乡土小说,往往丧失生活气息、乡土色彩和传统诗意,而这些因素是构成乡土小说美学意蕴的主要组成部分。如何在保持乡土小说艺术魅力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这是乡土小说文体创新的一大难题。不可否认,造成乡土小说创新困境的客观原因,是社会改革导致文化取向、审美风尚的变化。由于我国快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加速现代化进程,大众文化风靡一时,读者的价值标准、审美趣味发生转向,贫穷落后的乡村生活不易引起阅读的兴趣,从而使乡土小说失去市场,进一步加剧了乡土小说的创新困境。在商业利益的推动下,现在流行的作品里只有现代都市生活。因为只有写时尚化的都市文学才能被市场消费,乡土文学因为不能被消费正越来越边缘化。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殖民,城市文化的全面覆盖正在切断生命与土地的血脉联系,隔离生活的根基与土壤,把我们民族的情感之根、生活之根碎片化。面对这种文化危机,作家更有责任坚守农村这块阵地,去揭示另一种被遮蔽、被忽视的生活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