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进程中社会资本还能够充当保险机制吗

市场化进程中社会资本还能够充当保险机制吗？——中国农村家庭灾后消费的经验研究陆铭张爽佐藤宏*摘要本文研究了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化过程中，社会资本为遭受自然灾害的家庭的消费平滑提供保险的作用。我们基于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的农村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结果显示，互助、公民参与及信任这三种社会资本并没能帮助中国农村家庭抵御自然灾害对于消费的冲击。我们的发现并不依赖于同村家庭遭受自然灾害的同质性程度。我们进一步找到证据表明：社会资本在帮助农户分担风险和平滑消费上的作用随着市场化的深入而减弱。关键词：消费平滑自然灾害社会资本市场化*陆铭：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电话：86-21-55665308,E-mail:[e-mail]。张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系，E-mail:[e-mail]。佐藤宏：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系，E-mail:[e-mail]。我们感谢JohnKnight、蔡昉、GaryFields、LorenBrant、TerrySecular、JohnWhalley、陈钊、封进以及伦敦经济学院会议（2008年7月）与会者的有益评论。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李实教授提供数据。我们特别要感谢来自IDRC/CIGI中国青年学者贫困研究网、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以及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101)的研究资助。文中余留的错误由作者负责。一、引言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讨论发展中国家的家庭是如何应对负向冲击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如果存在一个完全的市场使得家庭能够在外生的随机冲击过程中分担风险，那么家庭的消费将仅取决于社会的总收入，而不是家庭的现时收入(Wilson,1968;Ljungqvist和Sargent,2000)。在这种完美的设定下，家庭的个别风险将受到完全保险，这样它们就能跨期平滑消费。完全风险分担的假定并没有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的支持，但大量实证研究也发现确实有部分风险分担(Townsend,1994;Udry,1994;Ligon,1998;Gertler和Gruber,2002),而且在中国也有同样的发现(Jalan和Ravallion,1999)。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正式信贷和保险市场非常不完善，非正式保险被认为是家庭最重要的对消费平滑进行部分保障的方式(RosenzweigandStark,1989;FafchampsandLund,2002)。近来的研究检验了社会资本对于家庭风险分担的重要性。一个家庭在遭遇负向冲击后获得非正式保险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受冲击的家庭和它的家族成员或社区间的联系。然而，现有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对这一点提供明确的证据。在关于南非(Carter和Maluccio,2003)及埃塞俄比亚(Mogues,2006)的研究中发现了社会资本对于缓解负向冲击影响的积极作用，但Gertler,Levine和Moretti(2006)在印度尼西亚的研究却发现社会资本并没有帮助家庭抵御健康冲击对消费平滑的负面影响。Gertler,Levine和Moretti(2006)的研究还质疑了Woolcock和Narayan(2000)提出的“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的观点。为什么既有的这些发现如此不同？理解社会资本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可以提供一个线索。首先，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村庄，家庭有更多的机会享受到更好的正式保险，社会资本提供的非正式保险并不那么有用。Stiglitz(1999)认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社会资本可能很有效，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的力量可能削弱社会资本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作用。Durlauf和Fafchamps(2004)认为社会资本能否提升效率取决于正式制度的发展。Fafchamps(2006)进一步认为，在这一问题上，对社会资本的跨国数据进行分析很可能导致不正确的结果，因为在跨国数据中难以控制国家间正式制度的差异。换句话说，用跨国数据检验正式制度是否替代了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的研究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寻找能够度量正式制度发展水平的变量。此外，市场化也为农村家庭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不同的收入来源，这也会起到非正式保险的作用，从而替代掉家庭之间的相互保险；第三，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市场化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减少了村民间的社会互动，这也将会削弱社会资本的作用。我们的研究主要关注两个问题：首先，社会资本有没有帮助中国农村家庭抵御自然灾害对消费造成的冲击？我们也检验了当自然灾害对同一个村庄内不同家庭造成的影响存在一定异质性时，家庭是否更容易分散风险；其次，假如社会资本的确起到了非正式保险的作用，那么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它的作用将如何变化？我们研究的核心特征在于揭示当市场化进程在农村经济中充分发展后，社会资本在保障家庭灾后消费中所起的作用。中国当前的市场化进程是不平衡的，这表现在中国不同地区（例如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间）正式制度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行为的差异。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佳的背景，使得我们不仅能够考察社会资本的作用，而且能够考察社会资本的作用在市场化水平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有怎样的差异。本文使用了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S2002）在中国农村进行的抽样调查数据。我们有以下发现：首先，在中国农村，总体上来看，我们采用的几种社会资本度量对于帮助家庭抵御自然灾害的影响作用极小，而且，这一发现不取决于自然灾害对村民影响的同质性程度。其次，社会资本的作用在市场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村庄间有显著差异，在市场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社会资本对于风险分担作用更小。这一发现的政策意义在于：当社会资本作为中国农村中非正式保险的作用被削弱时，其作用应被正式的保险或信贷及时填补。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报告我们的数据，第四部分是计量模型设定，第五部分报告实证研究结果，第六部分提供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第七部分是全文的总结。二、文献回顾我们的研究动机来源于两个领域的文献，第一个领域是社会资本能否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帮助家庭应对负向冲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第二个领域则考察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间的关系。首先，我们对于社会资本分担风险作用的研究兴趣受到了现有文献的影响。家庭往往试图同时利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来减缓负向冲击，为消费提供保险(Morduch,1995)。在发展中国家，正式的信贷及保险市场往往严重缺失，即使存在，也不那么完善。因此，家庭（特别是穷困家庭）很大程度上依赖非正式的风险分担机制，例如互助保险（Coate和Ravallion,1993;Morduch,2003），而非正式的借贷与保险又依赖于一个人所在的家族与社区的社会资本(Fafchamps,2006)。一个人必须在所处的社会网络中的其他人需要时提供帮助，他才能在遭受未能预见的负向冲击时获得救助。这种相互性是社会网络中重复博弈的结果(Fafchamps,1992)。Besley(1995)认为非市场保险有一个优点：由于人们经常在同一网络内互动，促进了他们对于相互帮助的预期，使得其比起正式保险来更易于相互了解和监控。然而，现有的经验研究对于社会资本的作用却未形成共识。Rosenzweig(1988)认为，印度的亲缘关系能够在面对收入风险时充当平滑消费的保险机制，并且能够跨时跨地延续。在南非，通过实验衡量的社区层面的信任被发现能减缓气候冲击对于儿童营养状况的影响(Carter和Maluccio,2003)。在埃塞俄比亚，社会网络在环境冲击后的财产恢复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Mogues,2006)。信任，作为一种社区的规范，同样在洪都拉斯的飓风过后，帮助家庭实现财产恢复并增长(Carter和Castillo,2006)。然而，在印度尼西亚的研究却得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社会资本在应对健康冲击中发挥作用极小，对社会资本使用多种定义及度量都得到这样的结果(Gertler,Levine和Moretti,2006)。中国农村家庭的生活环境存在着较高的风险，他们应对气候冲击、疾病及其他形式的收入波动的能力很弱。然而，既有的研究却很少关注中国家庭之间的风险分担。JalanandRavallion(2001)发现，中国农村的家庭没有充分的保险，他们往往只省出一小部分财富来预防收入冲击。相反，以往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例如王铭铭,1997;Yan,2000）却认为在中国社会资本具有分担风险的作用，他们提供了下列田野调查结果：[案例1]在福建省的溪村，在家庭的社会网络中一直存在互助，有时也被称为互惠的帮助。借款、劳力交换和信息共享是家庭帮助彼此分担风险的主要方式。人们愿意借款给以前曾经借钱给他们的人，这种借款是没有利息的。除了金钱转移，同一个网络的成员往往在彼此需要时提供信息与劳力帮助。关系更多的家庭在遭遇冲击时往往更容易寻求并获得帮助。村子里家庭社会网络的不均分配导致了村里的收入不均。(王铭铭,1997)[案例2]在1958-1960的大饥荒中，下岬村的村民饱受自然灾害折磨，村里食物很稀缺。那些在村外有社会网络的人能获得来自外村的帮助，而更多的人没有这种社会网络，只能挨饿。举例来说，郭先生的姐姐在饥荒还不那么厉害时嫁到外村，她在大饥荒中为郭先生一家提供了足够生存的食物。从此以后，这个村里的人很相信社会网络在分担风险上的重要性，并加强了各自的社会网络（即使在文革时期）。(Yan,2000)除了这些案例研究，Morduch和Sicular(2001)研究了山东省邹平县的农户，并发现在1990-1993年间，遭受灾害的家庭收到了更多的金钱和实物帮助。然而，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才能检验社会资本在中国农村是否充当了非正式保险的作用。首先，从空间上看，这些研究都是在中国西部和北部的一些不发达的村庄里进行的。在那些地方，正式的保险和借贷几乎不存在，或者即使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也极少发挥作用。第二，在时间维度上，他们的发现是在1990年代早期甚至更早的时间段里，也就在1990年代市场化迅速推进之前。所以，在这些研究里看不到市场化改革以后的变化。因此，社会网络在减缓负向冲击上的作用在中国农村市场化转型深入后是否改变，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从直觉上来说，异质冲击比起同质冲击更容易用一个社区内的社会资本应对。当家庭遭受异质的冲击时，村内转移支付能够充当农户的非正式保险(Carter,1997)。而当一个社区的多数家庭同时遭受同质的冲击时，他们在总体上遭受收入损失，所以他们就更难彼此互助。Carter和Maluccio(2003)发现，当一个家庭的邻居损失非常大时，它应对收入冲击的能力也下降。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也考察了社会资本的作用是否受到自然灾害的同质性的影响。我们的研究也受到另一个领域文献的启发，Stiglitz(1999)认为，当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后，社会资本也会发生相应的适应性变化，使得人际网络部分被基于市场经济的正式制度取代。Durlauf和Fafchamps(2004)认为，社会资本是正式制度（最优解）缺失下的次优反应，然而，当正式制度更有效时，对人际交换的依赖就变得不必要了(Kranton,1996)。Putnam(2000)的发现与这种逻辑部分吻合：当美国经济快速发展时，人们的社会组织参与出现了广泛的下降。1在这些研究中，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与正式制度是互替的关系，这能从式（1）（基于Fafchamps(2006)）的条件期望中可以看出。ijO是社区j中的家庭i社会资本ijS的表现，而jF代表社区j中正式制度的发展水平。社会资本的作用取决于正式制度的水平：[,]ijijjEOSHighF[,]ijijjEOSLowF（1）根据式1，我们假定在充当抵御自然灾害的保险时，社会资本是正式制度的替代。相应地，ijO代表社会资本在分担风险时的作用，当正式制度（例如正式信贷、保险市场、政府转移支付）的水平更高时，社会资本分担风险的作用比正式制度发展水平更差的社区来得低。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