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态城市建设的困境及对策

我国生态城市建设的困境及对策摘要：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阶段，我国将“十三五”规划五大发展理念中的绿色与协调放在重要位置。这不仅是资源环境硬约束不断趋紧的结果，更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和谐，并最终建立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这两大理念所作用的对象主要是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城市建设。然而，我国生态城市建设面临诸多困境，包括自然资源困境、经济困境、社会困境、国际话语困境以及国内政治困境。本文在具体分析上述困境的基础上，本着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的态度，力求提出相应的对策，它们依次是生态资源总体观、建设循环经济、城市规划与生态文化建设、创新我国生态城市理论模式以及政治解决方案，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城市建设道路。关键词：生态城市协调绿色一.生态城市生态城市的概念是在1971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BA）研究计划中首次出现的。在生态城市概念产生初期，人们一般从环境管理主义出发，强调实际工作部门在城市生态保护、居民生活、历史文化、交通、物种多样性等单项要素的良性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到1987年，前苏联生态学家Yanitsky提出了生态城市的理想模式，即生态城市的最终实现形式。该观点认为，生态城市是技术与自然充分融合、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发挥、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环境质量得到最大限度保护的一种人类理想栖境①。生态城市发展至今，大多数人已经接受将上述两种观点结合之后的观点，即生态城市是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其特征是自然和谐、社会公平和经济高效。②这种观点既从宏观上为生态城市建设树立了目标，又兼顾了城市的各种生态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是目前生态城市建设的理论立足点和根本导向。本文认为，我国生态城市建设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范畴，它不仅应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心和着力点，更应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进而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城市建设道路。二.我国生态城市建设面临的困境在我国生态城市建设的过程中，面临着由于人口基数过大、建设标准单一、不顾区域差异而导致的自然资源困境，由于生态恶化和地方短期形象工程导致的经济困境，由于城乡二元分离、区域观薄弱和群众参与度低导致的社会困境，由于技术和生态话语理论创新不足而导致的话语困境，以及由于“唯GDP论”和绿色社会团体缺乏导致的政治困境。（一）自然资源困境1.自然资源有限性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后，我国消耗了大量的能源、矿产资源、土地以及水资源。以水资源为例，北方一些城市由于本身地理条件限制，再加上城市工业用水不加节制，已然出现水危机的前兆，不得不设法从南方调水过去以缓燃眉之急。虽然我国水资源总量世界第四，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1/4,显然难以满足我国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然资源有限性与我国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之间的矛盾。2.自然资源未得到有效利用由于建设标准单一，不顾区域之间的差异性，或适合某一区域加以利用的自然资源被闲置，或不加限制地利用另一些自然资源以至大部分被浪费。王如松研究员称之为“资源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空间上的错误利用”③。结果是生态的自我修复功能严重受损，将生态城市建设拖入资源环境约束更为紧张的局面，进而恶性循环，出现生态耗竭的现象。（二）经济困境生态城市建设的经济困境不仅与生态恶化带来的经济成本与损失紧密相关，还与急于求成力图快速收到生态恢复效果所采取的短期性生态改造工程有关。1.防止生态退化的成本当前生态城市建设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偏重于基础设施建设，如河道疏浚整治、扩大绿地、兴建大型工业净化设施等，主要是补偿生态建设上的历史欠账，防止生态进一步的退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需要多部门长期的合作努力，最重要的是还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当然，还有技术问题。控制污染的技术需要专门的研究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科学的方案，然而这又带来另一项成本。上述两种成本累积起来，造成了资金要素上的经济困境。2.生态退化造成的经济损失生态退化造成的经济损失中的一半发生在卫生部门。以空气污染为例，在21世纪的头10年期间，我国肺癌的发生率翻番，不仅造成了巨额的卫生花费，而且不断削弱了劳动人口的生产能力，致使劳动生产率下降④。另一个方面，生态退化造成了生产环境的不稳定性，使经济处于更加难以确定的风险之中，无形之中不断加大了社会管控风险的成本。上述两个方面相互促进，造成了生产要素上的经济困境。3.短期性行为生态城市建设不是短期就能完成的工程，而是一个复杂、长期和系统的工程，必须遵循科学规划、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建设过程中，我们追求的是生态城市的整体最优、长期最优，而不是单个子系统的最优或是短时期内的最优⑤。然而，许多城市急于在生态城市建设中收到成效，部分领导急于在自己任期内取得显著的成果，造就了很多短期生态改造工程，结果创下了大量的地方外债，使生态经济模式的建立变得遥遥无期，造成严重的生态负效应。这是结构上的经济困境。（三）社会困境1.城乡二元分离马世骏院士明确指出，生态城市不仅包括生态市，还包括生态镇、生态村。将生态城市建设的地域扩大到“乡村”，就能比较好地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⑥。但是现实表明，生态城市的建设只是在城市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大部分农村却少有转变。这主要是因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使很多城市是在牺牲农村生态的基础上发展的“病态生态城市”。其次，由于农村地区普遍缺乏基础设施，环境污染严重，客观上成为生态城市建设的难点，“先易后难”的原则则延迟了农村生态建设，造成城乡冲突突出，三农问题严重，形成城市与区域关系不协调的社会困境。2.忽视区域与区域的联系生态城市建设不仅在城市区域内是一盘棋，而且与全省乃至全国的生态城市建设联成了一体。但是这项整体建设工程往往由于行政区域划分的限制而被人为地分割，致使生态系统的结构四分五裂，在生态学上称之为“景观破碎”。在社会层面上也就形成了区域与区域之间恶性竞争、缺乏合作的现实困境。3.群众参与度不高生态城市建设的效果好坏最终取决于群众的参与和评价，然而现实社会中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导致群众参与度不高。首先，我国教育观念依然比较陈旧，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生态要求，致使群众主观上的生态素质偏低，表现为生活生产方式陈旧，阻碍了生态城市建设的发展。其次在客观上，居民能够享受到的生态城市建设成果相对较少，因而参与生态城市建设的积极性相对较低，进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即低参与率-低回报-更低参与率-更低回报⑦。这些因素构成了群众普遍缺乏动力建设生态城市的社会困境。（四）话语困境1.西方发达国家用高标准要求中国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城市建设有着广泛的影响，例如美国的克里夫兰和伯克利市，德国的埃尔兰根和弗赖堡，丹麦的哥本哈根等，都对生态城市建设计划提出了基本要求和具体标准。美国之所以退出《京都议定书》，是因为它认为减排只是一项技术问题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正是以类似的这种技术高标准来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新兴经济体国家，意图达到遏制中国继续发展的目的，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生态话语霸权主义，客观上使得我国生态城市建设的评价指标比较混乱，造成了我国深刻感受得到的从上到下的话语困境。2.第三世界落后国家批评中国受到全球生态恶化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往往在那些第三世界相当贫穷落后的国家，因此他们的诉求反映在防止全球生态继续恶化、要求高排放国家如中国进行国际生态补偿的行动上。他们值得同情，但没有意识到真正造成生态恶化现状的原因正是西方发达国家一直以来所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同时没有意识到自身被煽动起来的反华情绪是不理智和不可取的。不理智和不可取的原因在于中国同处于第三世界的行列中，与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远大于生态方面的分歧。第三世界其他落后国家批评中国，形成了从下往上的话语困境。（五）政治困境1、政治任务“唯GDP论”各级党员干部之所以热衷于创造GDP总量、增长速度等短平快的显绩，根本原因在于政治觉悟上未能用联系的眼光来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代表先进生产力并不意味着孤立地发展经济、孤立地提高生产力，而是要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下，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正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一种体现。然而，现实中的“唯GDP论”使一些党员干部形成了“商品高价、资源低价、环境无价”的错误观念，致使人居环境恶化，严重损害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更易引发围绕环境争端的“群体性事件”。习总书记提出“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用意，正在于强调了自然生态系统的价值。另一个方面，一些城市虽然在发展过程中也考虑到“绿水青山”——自然生态系统的价值所在，但是对于人居环境生态系统的价值，明显缺乏认识和关注。他们只看到自然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提供的生态产品和服务，包括可为人类直接利用的食物、木材、水资源，水土保持、固碳产氧、净化大气等生态调节功能，以及源于生态景观美学的文化服务功能。并且，一些地方人为地割裂“自然生态系统价值”和“人居环境生态系统价值”的关系。结果是，仅依靠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然修复、自然降解功能，无法满足城市人口高度集聚、生产高度集中的人居环境要求。2、绿色政治组织缺乏在政治组织方面，西方国家由最初的绿色运动发展到如今较为成熟、甚至可以竞选执政的绿党，是有其深厚的历史传统和制度基础的。这种传统一直以来被无情资本的无限扩张的本性所掌控着，因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城市建设的政治困境。从商品拜物教的视角看，生态城市建设离不开生态商品的生产、流通、消费过程，这正是杰文斯悖论在生态方面的体现。杰文斯悖论认为，技术发展能提高能源资源的使用效率，却没有减少能源资源的消耗，相反却以更快的速度被过度开采。同样，在生态商品的流行过程中，也会出现消费主义蔓延的趋势，以至于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更大的破坏。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我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商品及其文化的影响。一些地方党员干部不加辨别地引进外资高新生态技术产业，暗含的潜在危害极大。国内来看，社会绿色团体的缺乏，致使无法为党员干部建设生态城市提供另外的途径建议和咨询。红头文件的下发是远不能满足各个地方的实际需要的。而对于党员干部的业务培训，由于缺乏硬性指标的约束，以及生态知识没有成为干部任职的必备条件，使得他们的生态意识远未达到理解“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高度。三.我国生态城市建设走出困境的几条对策（一）生态资源总体观1.确定自然资源的总体安全限度生态城市建设的定位要从本地实际出发，结合本地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以及历史文化传统，并要高于本地的实际，代表本地未来的发展方向，对本地的自然资源不能竭泽而渔。同时，既要充分了解本地面临的生态问题，也要充分洞悉本地的潜在生态优势。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充分发挥本地优势，解决城市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实现资源节约和社会效益的统一。针对生态安全问题在区域水、土、气、生、矿等自然生态尺度凸显出来，我们应首先关注如何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即从区域总体上如何科学地确定自然资源的安全限度，形成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安全阀。具体地讲，这种限度体现在自然子系统为人类活动提供的承载、缓冲、孕育、支持、供给能力的安全上，包括环境容量是否溢出、战略性自然资源承载力是否超载、重大生态灾害是否得到防范等。这样就能科学地从资源供求结构的调整以及生态自我修复功能的保护上，逐步缓解自然资源有限性与人民需求间的矛盾，以达到一种资源代谢的总体均衡状态。2.总体上加强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为解决资源被闲置的问题，应根据区域特色加强对本地城市生态资产的管理。城市生态资产指城市的生存、发展、进化所依赖的有形或无形的自然支持条件和环境耦合关系。为达到高效利用生态资产而不使之时刻被风险包围的目的，不仅要对诸如大气、水文、矿产等自然生态资产和附加有人类劳动的水利、环保设施、绿地等人工生态资产的有形生态资产加强审计、监测和管理，更要关注其与生态区位、气候组合以及交通、市场、文化等无形生态资产管理之间的无缝对接。针对资源严重浪费而对生态自我修复功能的损害，则应加强区域总体生态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