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封建制度对科技发展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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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的封建制度对科技发展发展的影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有其重要历史地位。它的发展从远古时代原始积累,春秋战国奠定基础,两汉、宋元两次高潮,中经魏晋南北朝的充实提高和随唐五代的持续发展,至明万历以后虽比诸同时期的西方已经大为落后,但仍有缓慢进展,也出现了一系列集大成的著作,传统科学思想从高峰走向总结。综观整个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我国的封建制度对其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首先,我国古代科学技术事业大多与封建统治有着不可磨灭的关系。几千年来,天象记录、历法编制都是连续不断,代代相传,和它相关的大型天文仪器的研制,大规模的天体测量,水利工程的兴建与治水理论的探讨,地理志的编纂,一些大型药典的修撰等方面都是在“士”的积极参与下由统治者组织庞大人力、物力来完成的。著名科学史学李约瑟在《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指出:“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应用方面,科学都相对具有‘官办’性质”。他举例说:天文学家“只不过是皇帝的文职公仆而已”。并且还分析说:“而文化更低、更下一层的技师和工匠也无疑同样具有这种官僚性质。其部分原因,几乎各个朝代的作坊为国家所有。另一个原因是不少在某些朝代,如西汉盐业及炼铁业等大多数具有先进技术的行业都为国家所有。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明显的现象,一些技师是追随某个显赫官员个人的食客。”分析官办科技的原因,可以这样来看:当封建社会处于上升时期,或经历调整社会关系阶段,统治阶级的施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在历史上或多或少起着进步作用的时候,依附于统治阶级的“士”必然为其所用。统治阶级为了治国安民,巩固其统治,也为了满足他们本身骄奢极欲的生活和寻求上天保佑、长生不死的梦想,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关心生产的发展和天时地利的情势,追求好的保健、医疗手段与观赏玩乐、享受生活的物质条件,而这样也就不得不求助于科学技术的力量,必须组织一批“士”为实现其目的服务,而传统一经形成,在封建社会往往就会很自然地沿袭下去,从而形成我国古代科技官办为主的特征。从建立与巩固新的封建秩序出发,要求科学技术直接为发展生产服务就成为必然的事。这种特色,不仅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学等自然科学各分支中表现出来,在工程技术、农学、医药学等方面更突出地显示出来。譬如,就我国古代的物理学而言,力学知识是与农耕技术、都邑建筑、铁制工具、各种原动力和简单机械的应用、水利工程、船舶制造、材料选配等紧密相连的;声学知识是与乐器制造、音乐娱乐活动、礼乐制度的推进、特殊需要建筑的建造以及军事活动等紧密相关;热学与物性学知识则与冶炼业和炼丹术、火药、火箭的研制,气象、气候的观测以及日常生活等相联系,电学与磁学知识则与雷电现象的观察、防避,冶铁业的发展,地形测量,航海事业,军事,医学以及日常生活等紧密相关,光学知识则与古镜研制、照相、火的利用、自然现象的观察、对天然晶体的考察等息息相连。当然在中国古代物理学发展历史中也有单纯是为了寻求物理规律的揭示而进行研究工作的,如元赵友钦之于几何光学,但那毕竟是少数。对于已形成体系的天文学、数学,其实用性特点也不例外,例如天文学就是围绕“颁历授时”等维护皇权的实用目的而展开研究的。由于主要致力于制订历法和异常天象的观测,在历法及天象记录两方面虽有不足之外,但成就却是明显的。数学的发展是与急需回答的各种测量与计算的实际问题的解决联系在2一起的,因而它往往侧重于计算出具体数字,显示出很强的程序性。其次,封建思想对我国古代的科技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说起封建思想就必须提到儒家思想,儒家学说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等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将社会以家庭这个基本单元为基点,建筑了中央集权的金字塔,成为君主控制中央集权国家的有力思想武器。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并将其作为一项国策,儒学从此处于独尊的地位。“罢黜百家”使诸子百家成为被禁之列,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新学术、新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欣欣向荣的文化繁荣景象。从此不仅新的科技学说难以出现,就连已经存在的学派也逐渐衰落,直至消失。儒学重视伦常规范和道德教化,关心封建社会制度下的社会公正,强调伦理治国,忽视科技强国。儒家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独尊儒术”,使社会知识阶层人士的研究兴趣被吸引到对儒学的学习和研究之中,生产劳动被看成低下的工作,知识阶层人士脱离生产实践,使社会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脱节、理论与实践脱节,这种贵士贱工,轻视科学技术和体力劳动的现象,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经济上,儒家主张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符合当时的发展条件并且有利于封建王朝的稳定与统治,因此在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政策使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学科,如天文学、农学、地学、医学等在中国古代都得到较大的发展。譬如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历法方面所显示的特色体系与连续不断发展的情况,那是很突出的。从社会需要考察,先秦以来,一直强调以农为本,编造历法,授民以时正是历代王朝必须从事并给以极大关注的重大事项。又如作为地学分支之一的气象学,远在3000多年前,在我国殷代甲骨文中,就有关于天气实况的记录,《卜辞》里还表达出人们已有预知天气状况的要求,这些都是和当时农业生产的需要相适应的。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有关气象的知识不断积累和丰富,取得很大的成就。利用物候知识安排生产,以不误农时,促使物候历在我国出现较早,以记载各月物候和农业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夏小正》就是一部最早出现于我国奴隶社会时期的物候历。水利工程与水文知识的发展同样与农业灌溉、防止水患侵袭、保障皇粮军粮运输等需求紧密相连,正因为这样,都江堰、郑国渠、龙首渠、黄河大堤、海塘等我国古代水利工程都是闻名世界的杰作,它们都集中反映出在我国古代对水利工程与水文知识的掌握水平已经相当高了。据不完全统计,现存中医药文献近8000种,其中以临床医学占绝大多数。它记载了几千年来所积累的医药科学知识和医疗实践经验,不仅数量大,种类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形成自己独有的体系,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除了适应皇族追求长生不老的需求以外,应当讲也是与保护农业生产劳动力息息相关的。再就农业本身而言,自古以来,我国的农业就很发达,悠久的农业历史,使农学和农业技术知识得到了丰富的积累,传到现在最早的农学论著,距今至少已有2000多年。据不完全统计,2000多年来,我国的古代农书,包括现存和业已散失的,总共有376种,其中综合性农书,一般以作物栽培、圃艺畜牧和蚕桑为基本内容,而又以大田生产为主。也有包括水产以及农具、水利、救荒、农产加工等内容的。专业农书,则包括天时、耕作专著,各种专谱,蚕桑专书、兽医书籍,野菜专著、治蝗书等,内容十分丰富。与这些学科不同,一些与手工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学科,像力学、物理学等都不像与农业关系密切的一些学科那样发达,也不成体系。最后,封建统治下的人才选拔制度对古代科技发展的限制。3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人才,而人才的成长需要合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而其中最直接的就是人才的选拔制度,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统治阶段为了发展经济,稳定其统治,形成了不同的人才选拔制度,统治阶段为了吸纳人才,巩固统治,如两汉采用了以德取人的荐举制,魏晋南北朝采用以门第高低取人的九品中正制,这一时期是推荐为主,考试为辅。隋朝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加强对人民的控制,迫切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充实官吏缺乏的问题,为了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就需要一种新型的选仕制度;另外,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豪门士族的经济势力日益衰落,庶族地主的经济力量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他们希望能参与政治,同时统治者为了能够选拔到合格人才,团结广大庶族地主,解决地主内部矛盾,这样就使科举制产生了,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开始设进士科,正式标志着科举制的建立。首先我们从考试的内容来看,隋朝主要是以儒家的经典作为考试的内容,在唐代则为《五经正义》,科目繁多,内容不一,明代科举虽沿用唐、宋旧制,但考试的内容开始走进死胡同,题目主要接自四书五经,采用八股文形式做文章,这一特殊文体对明朝和清朝400余年的教育与学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破题、承题、起讲、领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成为考试文体的定制,非八股文章,一概不录。更有甚者,连有文字笔画错误的好文章也不能录取。八股文的考试模式封闭了考生的思想,也封闭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使这种本来极富生命力的科举考试制度最终沦落为除了能够为读书人提供当官的机会之外,对社会发展不能产生任何积极作用。士人们为了中举入仕,不得不将大量精力花费在背诵有关经义的范本上,而对经世实学却毫无所知,从科举考试的内容可以看出,科举考试选出的人才大部分只能成为封建统治者驯服、愚忠的官史;要么在文学上、政治上有所建树。这样就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人才的畸形发展,人才类型受到严重限制。由于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员在社会上得不到统治阶级的重视,经济上得不到支持,科技人员没有正常的路径进入上层社会,这样就造成了那些有天赋从事科学技术的人员没有积极性,并转而走向科举求取功名的道路,因此在我国1300余年的科举史上,产生了大量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诗人、学者、教育家等,他们几乎都是在科举制度下产生出来的,总之,科举选仕制度大大限制了人才类型培养的多样化,特别是专门从事科学技术方面的人才。其次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而言,科举制度产生了极为不利的负效应,这种给人示以光明政治前途的道路把一大批社会精英的人生目标和精力都吸引过去。读经考试和得到高官厚禄似乎是最明智的选择,而思考和研究自然知识,则属于下流的技术和工艺,不登大雅之堂的非儒家学术于名于利均属下策。与之相应,由于入仕者是通过掌握儒家经典后才担任行政职务的,经过这样的熏陶和选择,那些思想激进的分子,对自然科学及其他思想流派潜心研究的学者,对现实问题的兴趣超过儒家典籍或对儒家思想持怀疑和批判态度的人进入政界的机率便大大降低,这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或入仕入朝中,或隐退于山野,便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和两极选择。从事科学技术活动在“穷”“达”之间无立足之地。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机制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伍的最基本的原因,而我国封建制度下的人才选拔却阻碍了我国科学技术稳步、独立发展的可能性。另外,在我国封建统治下科技人员地位低下,缺乏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并且始终没有形成科技产品的市场机制,使科学技术发展缺乏市场拉动的强大4动力。此外科技的发展必然带来独立的思想、社会的进步、政治的改革创新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而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对变革和创新总是充满恐惧。因此在我国封建制度下,科学技术的发展肯定会受到阻碍。参考文献:[1]张发胜.略论科举制度之历史作用[J].研究生法学,2001(1):81-84.[2]王兴亚.关于明代科举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中州学刊,1990(4):116-120.[3]陈祥龙.科举制度废止的历史考察与反思[J].曲阜师范大学,2011(6):1-63.[4]王剑.李约瑟难题之我见[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23(6):111-112.[5]游宇明.清代的制度性腐败[J].以史为镜,2011(4),20.38.[6]王长乐.封建思想怎样影响了中国大学创新人才培养[J].高校教育管理,2011,5(2):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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