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电影

早期中国电影（1905—1949）大致脉络l1895年电影诞生于法国；1896年中国出现了电影放映；1905年秋，北京丰泰照像馆的任景丰在北京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无声戏剧舞台纪录电影《定军山》，这件事被认定为中国电影诞生的标志。l1909年由外国人创办中国的第一家电影制作公司——亚细亚影戏公司。1916年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电影制作公司是张石川和几个朋友联合创办的“幻仙影片公司”。但这家公司只拍了一部影片《黑籍冤魂》，便因资金困难而宣告结束了。此后，由中国的民族资本投资拍摄电影的公司是著名的商务印书馆。1917年，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外国人手里低价买进了一批电影器材，决定在图书出版之外，兼营电影业，这是中国自己投资拍摄电影较有规模的开端。l20年代，中国电影进入大规模发展时期，当时全国数十个城市大小电影公司林立，仅上海就达141家。出现了中国第一批导演和电影明星。这个时期既有商业化程度很高的娱乐片（如武侠片、古装片等），也有反映社会生活的“人生问题剧”。20年代，上海每年的观众数超过700万人，这个规模和世界其它大城市不相上下。l30年代，是中国电影的发展转折时期。1931年，夏衍等人成立了共产党领导的电影小组。1933年2月9日，“中国电影联盟”在上海正式成立。直接干预时政的影片也多了起来，电影从摄影棚中走出来，承担起唤起民族精神的时代任务。同事，有自由派文人支持的商业电影也相当繁荣，这些抱着娱乐人生目的商业电影人曾与左翼电影人发生过激烈的论战。l30年代后期—40年代中期，抗战爆发后，中国存在着四种电影形态：上海汪伪政府电影、重庆国民党电影、伪满洲电影、延安电影。但总的来说，电影艺术发展缓慢。l抗战结束后，在当时国民政府的扶持下，国家电影机构和民间电影企业拍摄了不少电影。但从质量上看，民间企业的出品更优秀一些。代表作l1928年，《火烧红莲寺》掀起武侠神怪片的大潮，这部影片在三年内连续拍摄了18部集，观者之多，堪称万人空巷。l1931年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问世，中国进入有声电影时代。l1934年，吴永刚的处女作《神女》是中国无声片的艺术最高峰。l1934年，蔡楚生的《渔光曲》观者云集，在盛夏的酷暑中连映84天，创下纪录，在当时被媒体称为“人活80岁罕见,片映80天绝无”。l1935年，中国电影《农人之春》正式参加国际电影比赛，获得第三名，这是中国第一次获得国际电影奖。l1947年蔡楚生导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总长160分钟,从1947年10月到1948年1月,影片连映了三个多月,打破《渔光曲》的票房记录，是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国产片的最高上座纪录，首轮观众的人数达712874人。电影环境l早期的电影人地位不高，随着影业的繁荣，越来越多的人才进入电影圈，其中有军阀政客（孙中山、周恩来、张学良、阎西山等）、也有戏剧家戏曲家（田汉、梅兰芳、马连良、欧阳于倩、洪深、熊佛西等）、文学家（曹禺、张恨水、张爱玲、周瘦娟等）、音乐家（冼星海、聂耳、任光）还有很多其它领域的社会精英。l好莱坞占有中国的主要电影市场份额，很多大电影院由英美人控制，1924年以前，中国上映的外国影片有659部；20年代中期美国八大公司都在上海开办了办事处，在这种局面下，中国电影依然能够与之竞争。l对中国电影影响最大的是好莱坞电影，卓别林、格里菲斯、刘别谦、秀兰·邓波儿是最受中国观众欢迎的外国电影人；30年代后期开始，左翼电影人关注和学习苏联电影。l30年代初期，国民党政府开始管理电影业，实行国内电影和进口电影的审查制度，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族电影，但也由于随意地删改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作品受到左翼人士的抵触。l20—40年代，中国电影的报刊媒体异常发达，各种立场派别的意见经常公开争论；影评人对电影的发展产生有力的推动。l由于电影公司之间竞争的加剧，一些电影公司倒闭，同时一些新公司在诞生，有些公司两三年未拍一片就倒闭了。甚至一些公司为了生存不得求助黑社会的帮助。30年代比较有规模的公司有：明星公司、联华公司、天一公司、新华公司。40年代比较有实力的公司有：昆仑公司、大同公司、国泰公司。l20年代中国就出现了相对正规的电影学校。电影明星的地位从20年代中后期开始飙升，30年代出现一批超级明星，40年代擅长歌舞的明星成为大众的宠儿。l1949年以后，大部分电影人怀着极大的工作热情留在大陆，一部分电影人转到香港和台湾发展。中国导演的代纪划分l第一代，以活跃于一二十年代的张石川、郑正秋为代表，为电影事业的开拓者（默片时代）。l第二代，以活跃于三四十年代的蔡楚声、郑君里、费穆、沈浮、吴永刚等为代表，重要作品有《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小城之春》等。他们代表了早期电影的最高成就。l第三代，以活跃于“新中国”前十七年（1949－1966年）的谢铁骊、崔嵬、谢晋等为代表。第三代导演拍摄的影片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对革命战争年代的讴歌与回忆，如《红色娘子军》、《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鸡毛信》、《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等；一类是对黑暗旧社会的控诉，如《白毛女》、《林家铺子》、《青春之歌》、《早春二月》等；一类是对新社会新生活的赞美，如《李双双》、《霓虹灯下的哨兵》、《五朵金花》等。尽管这些影片全都符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路线，在十年文革（1966－1976年）期间还是难逃厄运。不过，它们已经给那个时代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0、50岁以上的中国人不可能不对它们怀有某种别样的亲切。l第四代，以吴天明、张暖忻、黄蜀芹、谢飞等为代表。第四代导演指文化大革命前、中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1979年之后开始独立执导影片的导演，他们热衷于讲述的是“大时代关于爱的小故事”，其典型者如《巴山夜雨》（腾文骥），《小花》（黄健中），彷佛是要以此祭奠他们在文革中失落的青春。这群受苦受难的老大学生方在喘息未定之际，异军突起的第五代导演便已像1978年后的改革大潮一般滔滔而来。l第五代，以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吴子牛等为代表。这批后起之秀在文革期间是失学的中学生，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1983年后开始投入创作，随即成为新时期中国电影的中坚。他们是中国电影长期与世隔绝之后首次在国际上捧回奖杯的幸运儿，他们执导的《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孩子王》、《红高粱》等“探索片”均以对历史文化的凝重反省和对画面和空间的形式追求见长。l第六代，他们一开始拍摄的影片被称作“地下电影”或“独立电影”，颇受国际舆论界关注，90年代之后，这批导演进入主流。自第六代起，代际划分的意义基本上趋于消失，没有共同参与的历史事件作为参照，艺术家之间的个性差异很自然地便超过了群体的共性。本期推荐作品《劳工之爱情》1922年导演：张石川（1890－1954）《劳工之爱情》是现在能够看到的中国最早的一部完整的电影作品，被誉为“尝试时期中国短故事片创作的压卷之作，也是中国短故事片艺术经验的集大成者”，从这部只有22分钟的作品里，电影史学家看到中国电影的喜剧传统、电影初期的舞台化痕迹、早期影人对时空转换的把握、社会学家看到五四运动后文化启蒙带来的思想进步。即便是影片中拙劣的那些部分，也代给我们对于那个时代最真实的信息。片中那个老头的扮演者就是中国电影早期重要的奠基人——郑正秋《小城之春》1948年导演：费穆（1905－1949）1948年的《小城之春》是中国艺术电影的一座里程碑，它在被遗忘了将近40年后，再次被人们发现。这部草草拍成的电影在当时曾遭遇批判，现在看来几乎是中国电影的绝唱，是世界公认的经典性作品，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心理写实主义、比较完整的散文结构、诗化电影的先河，“放射出让人目眩心惊的光芒”。关于《小城之春》这部电影，几乎世界上每一个地方，在我能够接触和阅读到的所有文章和评论中，没有不对这部影片的成就感到惊讶，感到很大的震惊。《万家灯火》1948年导演：沈浮（1905－1994）《万家灯火》公映后，在国统区引起震动，受到了影界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影片在叙事结构上，打破了传统的靠“奇”、“巧”组织故事的戏剧形式，而是着眼于现实中随处可见的人和事，通过生动具体的生活事件来铺叙人物的发展轨迹，展示家庭社会种种矛盾。《万家灯火》和《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三部影片并称为上世纪40年代中国电影艺术主流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品，80年代在香港影评人举办的“中国十大电影”评选活动中，该片被评为第三名。《万家灯火》是沈浮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民族电影宝库中的一朵珍贵奇葩。《当代电影》2004年第2期电影启蒙与启蒙电影——郑正秋电影的精神走向及其文化涵义提要：郑正秋的电影活动得益于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和时政批评“公共空间”的存在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这种“公共空间”的形成。正是在中国民族电影筚路蓝缕的开拓时期，郑正秋以其丰富的电影实践和独特的电影形式，秉持着教化观念的张扬和影像秩序的建立的电影启蒙姿态，完成了社会改良思想和人道关怀视野的启蒙电影伟绩；跟“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精英话语相比，郑正秋电影独具一种温情的平民色彩和广泛的观众认同，显示出20世纪以来中国通俗文艺和大众文化不可遏止的生命力。尤为重要的是，立足本土、诉诸大众的郑正秋电影，以其对殖民语境里民族文化的特性书写，成就了中国电影史上一种影响深远的范型、一个历久弥新的奇迹。关键词：郑正秋电影精神走向文化涵义“五四”新文化运动通俗文艺大众文化电影启蒙启蒙电影公共空间殖民语境教化观念影像秩序社会改良人道关怀话语选择特性书写一、郑正秋电影：公共空间的话语选择站在100年以来的中国电影文化以至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历史的高度，有必要把“郑正秋电影”当作一个特定的概念，从精神走向和文化蕴含的层面上来进行深入地分析和阐释。这是因为：第一，在中国民族电影筚路蓝缕的开拓时期，郑正秋以其丰富的电影实践和独特的电影形式，秉持着电影启蒙的姿态，完成了启蒙电影的伟绩；第二，跟“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精英话语相比，郑正秋的电影独具一种温情的平民色彩和广泛的观众认同，显示出20世纪以来中国通俗文艺和大众文化不可遏止的生命力；第三，反思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考辩“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电影之间的关系，进而重写100年来的中国电影史，都可以甚至有必要从对郑正秋电影的研究中寻找路径、廓开局面。郑正秋电影指郑正秋所从事的一切电影活动。主要包括：第一，兼具电影企业家与电影编导者双重身份，作为新民公司、明星影片公司和六合影片营业公司重要创办者、管理者和创作者的郑正秋的电影实践；第二，作为一个电影人，郑正秋公开发表的电影言论；第三，作为一个电影编导，郑正秋编导、编剧、导演、主演或撰写说明的所有影片。对电影各个领域的广泛参与和深度控制，使郑正秋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作者电影”的基本特征，但也体现出中国早期民族电影所能呈现的全部复杂性。然而，影片公司统计数据的缺失、早期电影报刊的散佚以及郑正秋创作影片的稀有存世，都给研究郑正秋电影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因此，对郑正秋电影的分析和阐释，与其说意在“澄明”，不如说义在“去蔽”。纵观郑正秋的电影活动，从1913年与张石川合组新民公司、编剧并与张石川合作导演中国第一部故事短片《难夫难妻》开始，到1935年7月16日病逝于上海为止，共计22年之久。而在郑正秋参与中国电影的22年里，政权交相更替，社会风云变幻，文化潮流震荡，民族命运堪忧。从纷扰的军阀割据政体到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确立，从西学的持续引入到“五四”运动的不断展开，从农业文明的衰微到都市文化的初兴，乱世中国包罗万象、群雄竞起。正是在这一时期的上海，在以《申报》“自由谈”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影响下，一个政治和文化批评的“公共空间”正在逐渐形成并不断转型。“公共空间”（又译“公共领域”，Öffentlichkeit）是一个出自德国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1929-）、并被西方汉学界部分学者如李欧梵（1939-）“故意误读”的概念。1受哈贝马斯思想的影响，在李欧梵的著述中，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公共空间”（publicsphere或publ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