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国际关系

我眼中的国际关系利益之争还是价值之争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政治”一词有如下解释：指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世界上存在众多国家、组织以及各种社会团体，他们彼此交流、活动甚至对立、冲突，形成无处不在的政治，表现为多种国际关系。伊斯顿认为，政治系统是为社会规定有价值物的权威性分配（或强制性决定）,并且予以实施的行为或互动行为。1这一观点可以表述为：政治是利用权力进行资源的权威性分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权力占据着主导地位，权力的大小将直接影响着资源分配的结果。这一权力分配中存在的“利益之争”与“价值之争”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利益之争”更偏重于具象的方面，牵涉到金钱、物质，对利益的争夺是为了实际获益；“价值之争”则更倾向于抽象的方面，涉及到意识形态、价值认同以及国家政策等方面，对价值的争夺是为了价值趋同，或者说为了使其他主体认同并被自己的价值观所影响，以推行自己的政策、传播自己的思想等。摩根索指出，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2在“利益之争”与“价值之争”中，起调和作用的是权力，权力在这样一个争夺的过程中也占据主导地位，权力的大小直接影响着资源分配的结果。而一般认为，“权力”是指特定主体因某种优势而拥有的对社会或他人的强制力量和支配力量，进一步理解的话可以理解为：1、它是一种社会关系，它不是指人对物的处置权，而只有在人的活动涉及他人的时候才存在权力，因此权力总是具有指向性的，意味着权力主体对他人实1DavidEaston：《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2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263施控制以贯彻自己意志的能力。2、权力关系不同于其他社会关系的根本之处是其内在的强制性，权力关系所涉及的双方并不存在着对等关系，其中一方拥有强制对方遵从的优势，也就是说，权力在个体或群体中的分配总是不均等的。3、权力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总是内在化了的，个体对权力的遵从并不是出于对现存的某种危险的恐惧，而往往是出于对反抗权力所可能导致的惩罚后果的预期，换言之，权力在行使之前就已经是合法化了的。4、权力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以一定的利益关系为基础，权力的行使和运用都具有目的性，是出于某种利益考虑有意为之的结果，权力关系中不对称的双方实际上都存在着某种利益诉求，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权力又可以视为一种利益交换关系。总之，权力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总是权力关系双方互动作用的结果。3政治中权力的三种形式：强迫，说服，以及吸引。这三种形式广泛存在于竞争、合作和冲突这三种国际政治的基本形态之中。三种形式是相辅相成的，以说服、吸引为主，辅之以不得已的强迫手段，在国际社会中，各国的对外政策不同，所采取的形式也有差异。我认为成功的国际间外交不外乎以最小成本赢得最大利益，并且还能避免消极影响，避免对其他主体利益的损害。而国家间政治的最佳状态是寻求双赢，即“合理的资源分配”，避免出现过度的南北差异，也不是绝对的平均主义。但现实往往远非如此。在国际政治中，价值之争和利益之争经常相伴而行，比如全球环境治理问题：2009年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目的是通过一份新的《哥本哈根议定书》，来3张毓诗：《世纪之初的国际关系》，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年10月版代替2012年即将到期的《京都议定书》，以便于产生一个新的共同文件来约束温室气体的排放，但在会议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责任问题难以达成一致，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的中期减排目标问题和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资金问题上，并未取得任何进展，这次会议所反映出的，就是价值之争以及背后的利益之争，而要解决这些争端，只能依靠权力，但目前还没有一个公共的、公平的权力来平衡各方利益，现存的国际组织包括合约、条约很多都是不具备强制力而靠各国自觉遵守的，这也是当今世界很多争端、冲突的起因所在。霸权稳定还是单极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不仅主导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价值论、方法论，而且主导了其本体论，认识论。导致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话语霸权现象。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斯坦利·霍夫曼曾提到：“国际关系学是一种美国式社会科学。”，“正是在美国,国际关系才变成一门学科。”霍夫曼的文章提到,国际关系学科在美国的发展源于三个：因素的汇合:智力禀性(intellectualpredispositions)、政治环境(politicalcircum-stances)和制度性机会(institutionalopportunities)。4同样，我国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国际关系的研究问题大多是由美国给出或围绕美国的国际行为带给世界的影响而引发的,如新帝国、伊拉克战争后的国际秩序等。美国学者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主体,是他们提出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各学派,而美国刊物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甚至垄断性刊物,并分析了这一现象的历史渊源与制度原因。5当然，美国主导国际关系理论这一结果并不仅仅取决于其冷战结束后唯一的4StanleyHoffmann：AnAmericanSocialScience:InternationalRelations,Daedalus,5王逸舟：《试析国际政治学的美国重心》《美国研究》1998年第1期。大国地位，和经济发展上的优势，还与时代环境有关。在以欧洲为世界中心的时代，根植于近代欧洲盛行的哲学观点——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为止,国家间关系被认为是人类能力不能改变的自然规律,是历史事实和自然状态,是人的本性使然。6只有在去掉了沉重历史与陈腐观念的羁绊而勇于进取的美国,又恰好由于世界性大国客观实践的需要,才诞生了国际关系理论。由于以上种种，许多学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已经成为美国霸权的象征,成为美国为维护霸权地位而提供给世界的公共产品。美国的种种国际关系理论,无不体现美国霸权的合理性、合法性及合目的性诉求。7例如，认为霸权国的存在是国际体系稳定的保证，是保持国际秩序和“公共财物”（publicgoods）的最后提供者，即著名的“霸权稳定论”。或者将霸权国的兴衰看成是国际体系变革的动力，提出的国际体系变革以一定周期演化的“国际政治周期论”。实际上，无论是哪种理论，其着眼点都在于掌握霸权的那个国家身上。当然这些理论都是由美国学者最初提出的，并且恪守自由主义价值观，致力于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霸权稳定论强调霸主国的强大和稳定是世界稳定的前提因此，确保美国实力强大和国家安全成为了美国的战略目标。在这些外交理论的指导下，美国大力推行强权政治，并推行了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北约战略、和亚太安全战略等等，制约其他世界力量。对联合国采取表面配合，实际上仍为谋取经济政治利益置其于不顾，甚至试图架空联合国的权力。这种“霸权稳定”事实上造成的是“单极稳定”。这种国际间关系不对等的世界格局注定不能得到长久的稳定。6HansMorgenthau：《TheIntellectualandPoliticalFunctionsofTheory》(1970)7王义桅：《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建立全球稳定新格局在中国，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既是发展中国人开阔、高远的国际意识的需要,也是同欧美话语霸权相抗衡的需要。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和国际期待的显著变化,这些思想指导原则将要适应新形势下中国的外交需要,并对今后的外交实践具有前瞻性的规范意义,迫切要求中国的外交理论在科学范畴和政治范畴中进行创新、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在科学范畴和价值范畴中创新。将行动导向的理论与知识导向的理论相结合。8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关系仍将是大国关系和大国政治。这个世界的格局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关系的走向和大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大国以及那些国家们由于在地缘上或利益上相近或高度同质而组成的国家联盟，主导着这个世界的未来。因此，它们对这个世界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这个世界的安全保障和发展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世界需要它们通过一系列的积极主动的合作和联合来对世界实现一种集体领导，为世界和平与安全提供强有力的稳定器；而大国和国家联盟们也需要通过相互的合作来增强互信，加深了解，在关系到全球安全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协调一致，共同行动，统一意志，在促进国际合作与和平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创造一种“多赢”的和谐局面。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以及在寻求同美国等原有体系内的主导大国共同实现集体领导的过程中，势必会与这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发生一系列的对抗和博弈，在此，我们要做的是，在必要时我们要敢于对抗，但是最终的目的是合作。我们要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参加而不是被纳入美国体系的合作。9这种全球战略目的的8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9刘海波：“外交战略与中国和平崛起”，载《改革内参》，2008年第23期。实现，除了中国自身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发展外，还需要形成一种均势制衡的全球格局，这样一种格局的逐渐形成，部分依赖于中国稳定的全球外交战略：全球均势政策。这种全球均势政策的要点在于，坚持中国自主发展的定位，坚持自己的政治哲学价值观，基于中国自身内在的要求而建设政治制度和法治，发展经济，制订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