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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将在中美日之中的哪两国间首先爆发？——大国博弈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杜秦川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摘要：本文在中国崛起和全球经济政治格局调整的大背景下，在回溯以往关于战争爆发的国际政治学、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基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对大国博弈分析的相关命题和假定，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运用经济学方法、理论工具等，假定人类的战争并未永久消失，从而，在战争必然爆发的理论极端的意义上，试图对“战争将在中美日之中的哪两国间首先爆发？”这个命题，进行初步的逻辑推演和判断。本文认为：中日之间未来会因为钓鱼岛争议等冲突而首先爆发战争，但具体情境又取决于相关重要变量关系的具体变动；中美之间爆发有限战争的可能性次之，但也会因为重要变量关系的变化而有不同；美日之间尚看不到战争的爆发。但是，所有的可能性都会因为一些重要变量关系变化的相对快慢而改变，并进而影响到以上判断给出的次序。但是，如无重大意外发生，战争爆发的以上次序很可能不会被打乱。关键词：战争；大国博弈；政治经济学一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以苏联解体和柏林墙的倒塌为标志，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人口数量、地理面积、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等构成的综合国力上能够与美国相抗衡，美国成为了全球中的超级强权。然而，过去三十多年且将不断持续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使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带来了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相对崛起，与之相对应的就是美国相对衰落。而在中国所处的亚洲，曾经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却一直面临着经济上的徘徊不前，并且其国内政治格局不断右倾化，越来越敌视中国的不断强大。经济的快速崛起必将带来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大调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诸多论述，如乔万尼·阿里吉（2009）、小约瑟夫·奈（2012)、郑永年（2011）、张维为（2011）等。而本文正是以此为研究背景，在理论的极端上来讨论一个复杂的问题：战争将在中美日之中的哪两国间首先爆发？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中，大国相对于小国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约翰·米尔斯海默，2008），日本是中国崛起会在亚洲遭遇的潜在亚洲霸权国，而美国是对中国成为亚洲或全球霸权施加直接重大压力的国家，因此，本文的分析重点就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大国博弈。此外，既有的国际政治学理论在分析国际关系时多侧重于理论上的可能性，而在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与复杂的现实之间可能存在一些脱落的环节。一些可能性最终之所以转化成了现实而另一些没有，就是因为前者隐含的一些现实条件在现实中也具备了。而在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或许就是一个国家的财政状况，因为，对作为国际关系中主要行为体的国家，不管现实中要做什么事，如果没有财政的支持，那就都是空谈。进而，更现实的去分析国际关系时，必须加上对财政等因素的考虑。于是，经济学就从这个环节进入了国际政治学，从而，需要用国际政治经济学，才能更好的去分析国际关系领域的现实问题。所以本文的副标题是：大国博弈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综述了以往研究及各流派对战争起因的分析，第三部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战争爆发的一般性条件和特殊因素，第四部分基于对相关重要变量的初步粗略估计以及分析，指出未来爆发战争的可能情境及结论。不同于对过往和当下现象的解释，本文试图按照一定的逻辑去推演未来，正确与否，也只能留给时间来给出答案。二文献综述：以往研究及各流派对战争起因的分析因为涉及了太多变量和隐含的现实假定，所以本文研究的是个很复杂的现实问题。本文也是在理论极端的意义上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这意味着在无限远的将来，战争必然会爆发，所以开战时点等是至关重要的。本文首先需要对战争及其强度做出概念界定，简略的说，本文是在武力冲突的意义上来讨论战争的，不同于迈克尔·赫德森（2008,2010）所说的金融战争，并且战争进一步划分为有限武力冲突和全面武力冲突。虽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中美日之间可能会因什么事件发生战争的讨论，但以往研究针对中美日之中的哪两国之间首先爆发战争的学术分析较少。大多数新闻报道等直接讨论的是中美日同时开战或者单独考虑中日、中美单独开战的后果，相关文献也较少。但是，经典作家对战争爆发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有所论述。他们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呢？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希法亭（1994），早在1907年的时候就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后，由于资本在国内获利的不断下降和减少，从而，会驱使资本去开拓争夺国外市场，进而引发帝国主义间的战争。这一分析在列宁后来的《帝国主义论》中进一步加以发挥。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欧洲大陆国家本土而非因欧洲之外的殖民地争夺，在一定程度了对此说法提出了质疑。人性现实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摩根索（2012）指出：如同人性具有内在攻击性一样，国家内在的权力欲望也会驱使着国家争夺权力，从而会引发战争。国家会追求使其相对权力最大化的目标，并把霸权作为其终极目标。但结构性现实主义（也称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华尔兹（2008，2012）认为：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结构引起了国家争夺权力，因为争夺权力能带来安全感，但国家争夺权力足以维持均势即可，不必过度追求拥有更多的权力。在领导人个性、国内政治格局、国际体系结构三个层次的分析中，不同于摩根索（2012）认为人性具有根本作用，华尔兹（2012）认为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结构具有根本性的作用。作为现实主义最新发展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其代表性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2008）认为：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结构具有根本性的作用，是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结构引起了国家争夺权力，并进而引发战争。但是，国家追求使其相对权力最大化的目标，并把霸权作为其终极目标。综合三种现实主义来看，进攻性现实主义站在了人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肩膀上来分析，并且掌握着比其更长时段的历史现象和材料，也更好的经受了历史记录的检验，所以，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解释更胜一筹。不同于以上的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在分析国际关系和对战争看法上所流露出的悲观主义，作为在国际关系领域有影响的另外两大流派的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可能会显得相对乐观主义些。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在其代表作中，基欧汉等（2012）、约瑟夫·奈（2012）认为：人性中有一些善良的可以促进合作的因素存在，国家之间复合相互依赖程度的上升会促使国家间合作建立符合彼此利益的国家制度、国家组织等，如集体安全制度和联合国等，从而会约束国家的行为，因而，战争本可以因为行为体的主观能动性而得以避免。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当时已高度全球化而存在高度复合相互依赖的背景，以及集体安全制度等各种国际制度、国家组织在约束国家行为方面的失效，在一定程度了对此说法提出了质疑。不同于以上三大经典流派，作为新近兴起并影响日盛的建构主义，其代表性人物温特（2008）认为：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作为主要行为体的国家的行为取决于其对客观世界（各种材料、信息、符号、语言等）的认知，因为不同国家或行为体对同一种材料所产生的认知分歧或共识而影响了国家的行为。所以，行为体的认知模式对行为体的行为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而，可以通过对行为体认知模式（如意识形态）的塑造来塑造国际关系。更进一步推论，可以通过塑造行为体认知模式以避免战争。客观的讲，建构主义强调行为体的主观能动性的说法也很有道理，但国际关系的现实往往是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交织在一起，很难确定这种说法到底具有多大的影响力和如何操作，因为很多主客观因素本身的相对重要性也是动态变化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一定环境下也是有限的。尽管明斯特与阿雷奎恩-托夫特（2012）对国际关系领域的精要做了精准的归纳，但是，还有一些被遗漏的或者非纯学院派的分析也还应当提及。如亨廷顿（2010）从文明的角度分析了文明间的冲突会引发战争。布热津斯基（2012）站着全球霸权国（当下的美国，其实也可以引申到任何时代背景下的全球霸权国）的角度审视了全球霸权国应对如何应对全球权力危机以及将会受到的权力挑战。基辛格（2012a、2012b、2012c）在其《大外交》阐述了对国际关系历史的深入研究理解，在其《论中国》中深入研究了这个他一生多次打交道、拥有悠久历史并可能挑战其祖国霸权的潜在霸权国。在其《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也是站在全球霸权国（当下的美国）的角度阐述了美国所应采取的应对策略，以为国分忧解难。在这点上，基辛格（2012c）和布热津斯基（2012）是相同的。而且，他们的思想中都透露出美国充当“离岸平衡手”的角色的思想，从而来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在这点上，可将其归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凯恩斯（2008、2011）认为独裁者感觉比较容易利用人民的好战心理，认为独裁者希望战争会给他们带来愉悦的兴奋，从而会发动战争。并且，虽然人口压力和对市场的争夺可能是19世纪最重要的战争的经济起因，但却是具有第二位作用的，且将来很可能也如此。他也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如何对战败国的剥夺及其后果。不同于传统的研究国家关系的大多数学者是政治学出身，张宇燕等（2010）则运用经济学方法论、理论工具等来研究国家关系，他以国内利益集团经过公共选择过程达成的结果来界定国家利益，战争发动国在战争带来的利益大于其成本时发动战争，而应战国则被迫接受战争，战争规模在发动战争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点达成均衡。综合来看以上各种学派的贡献会发现，其背后基本上都遵循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定，且将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只是在一些更具体层次的现实假定上有别，对行为主体追求目标的具体形式、目标相对重要性、所受约束的相对强度（或者说对分析的三个层次的相对重要性的强调重点不同）的排序有别。本文更加认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分析，因为其假定更符合现实和历史记录，且其背后的理性人假定及实证检验相对更符合科学研究的一般程序。更重要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是在批判综合以往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流派经济作家的分析上发展出来的相对最新成果，因而，仅从文献掌握的角度讲，健在的活人能看到前人不能看到的文献和未来现象（对于后人也是历史）。约翰·米尔斯海默（2008）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从五个基本命题（基本假定）展开分析，即：（一）、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二）、大国本身具备某些用于进攻的军事力量，为其彼此伤害甚至摧毁对方提供必要的资本；（三）、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它国家的意图；（四）、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五）、大国是理性行为体。不同于马汉（2012）对海权重要性的强调，约翰·米尔斯海默（2008）认为水体具有天然的阻隔防御功能很难克服，所以只存在地区霸权而很难有全球霸权。并分析认为陆军最重要，因为最终的占领和控制任务必须由强大的陆军完成，海军和空军都只是对陆军的进攻起到了加强和协助封锁、摧毁的作用。这一点对下文提到了中美争夺全球霸权而爆发战争有很大的限制作用。三战争爆发的一般性条件和特殊因素（一）战争爆发的一般性条件上文已经提到的大多数文献是从国际政治学领域提出的战争爆发的一般性原因，如果涉及到某些历史上特定战争（比如一战、二战），就需要对特定原因加以分析。上文提到的张宇燕等（2010）对发动战争的成本——收益分析具有一般性，这不同于主流国际政治学领域学者的研究。然而，如果能够将这两种不同角度的研究进一步综合，对问题的理解或许能更加深入。其实，在大多数时候，这种成本——收益是很难在事前进行精确计算的，所以，用发动战争的预期成本——收益分析或许更准确，因为只需将一些最主要的变量进行粗略的判断就可以决定是否发动战争，而行为主体往往对不确定的未来价值的主观估价也通常低于相等价值的确定的未来价值的估计，即存在不确定等价（如确定会拿到100元跟不确定会拿到100元相比，当后者是120元时，可能才会给主体带来和前者同样的主观估价）。另外，货币和效用在经济学的世界里分别充当了客观和主观的一般等价物，而国际政治学领域里的一般等价物是权力，根据成本——收益中各变量存在的目标排序，如果在此处将其统一，并且将从绝对度量转化为相对度量，那么，可以认为，发动战争的预期成本——收益分析最终就是对该国在世界格局中预期相对实力增减的分析。如果发动战争能带来本国相对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