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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明清学术思想发展环境概述张熙惟何谓学术？何谓学术思想？“学术”一词，早见于《史记》。今学界把“学术”界定为系统而专门的学问，认为学术是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学术”连称则指学说。近代学者章太炎1869－1936《訄书·学变》篇云：“汉晋间，学术则五变。”而“学术思想”可界定为学者们的观点、主张和学说。近代学者黄人1866-1913《清文汇序》亦云：“有一代之政教风尚，则有一代之学术思想。”关于学术的内涵，著名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1909－2004说过：“中国传统学术内容丰富，包罗宏广。清代以来，许多学者论学术，将学分为三类:一义理之学，二考据之学，三词章之学。用今天的名词来说，义理之学即是哲学，考据之学即是史学，词章之学即是文学。后来注重国计民生的学者更提倡经世之学，即关于政治经济的学问。这些都是人文科学，不包括自然科学。在此之前，明清之际的方以智将学术分为三种:一质测之学，即自然科学，二通几之学，即哲学，三宰理之学，即关于社会政治的学说。方以智论通几与质测的异同，强调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有其独到之处。”“总起来说，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等”。尤其是传统学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各学科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先生1920－2009，曾说过：“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1890-1969是中国现代最重要的史家之一，1950年他的专著《元白诗笺证稿》问世，即被赞誉为是以“诗文证史”最成功的例子。陈寅恪先生的弟子周一良先生评价认为陈先生的学术是很广博的，他用十二个字来概括陈先生的学术及其学术思想：儒生思想，诗人气质，史家学术。而在现当代，作为一位人文知识分子，为了提高自身的整体水平和内在学养，打通文、史、哲各个领域，健全平衡相关知识结构，确实可使本人的研究工作能进入到一个较高的境界。学术大师们和诸多名家的学术道路及其研究成果，诸如近现代以来的王国维、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钱穆、钱钟书、闻一多等前贤治文史之经验，也清晰地表明他们都是具备独到的哲学思想和史识、诗识和今识的。为此今天我们学习中国学术思想史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明清学术思想发展概述：从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来看，中国古代的主流学术思想从先秦儒学、到秦汉经学、再到魏晋玄学、历经隋唐佛学、复发展到宋元理学，最后至明清实学，无不确切地表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是一门学术或思想不断战胜取代另一门学术或思想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学术思想不断更新创新发展的历史。近代著名学者龚自珍1792-1841在谈及“治学”时曾讲到：“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著名宋史学术大家漆侠先生1923－2001在《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文中也论说道：“汉学之所以被宋学取代，不过是学术史或思想史无数更替和更新的一个镜头而已。”因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明清时期就被称之为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沉幕与开新期”，或被称之为“总结期和转型期”。（一）典籍整理与古典文化学术的总结。明清两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此期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发生着缓慢而又重大的变化，某些新的生产关系开始在古老的体制母体内萌芽发展，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阶段。处于此期的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不仅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也为传统文化学术向近现代文化学术的转型准备着条件。关于此期中国古典文化学术的大总结，有多方面表现。明清政府曾不惜调动巨大的人力、物力，对中国上下几千年所积存的浩如烟海的典籍进行整理与汇编，全面系统地清理中国的传统文化学术遗产。如：明永乐年间，明成祖组织编纂了大型类书《永乐大典》，保存了大量古代文化典籍，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清朝康熙、雍正年间又编纂了另一部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约1.6亿字。此书将清代所能见到的数以千记的各种古籍汇为一书，分成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编，内容包括了当时的全部学问，成为我国古代现存类书中规模最大、用处最广、体例最为完善的一种。此时编纂的典章制度著作也很多。迄今研究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重要参考书即有“十通”。但为了钳制天下之口，统一士人的思想、言论，统治者又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如乾隆时期江苏专门设立江宁、苏州两个书局掌管收缴禁书。浙江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进行了二十多次大规模清查，被认为属于禁书而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文献种数与《四库》现收书差不多。其结果，是造成大批历史文献和具有进步思想的书籍被焚毁而失传，留下来的大多是“钦定”官书，这无疑对我国传统文化遗产是一重大摧残。（二）西学东渐与中外文化交流。世界文化发展史表明，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汇皆有其必然性与优越性。人类历史的前进，离不开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于任何一种民族文化而言，拥有文化输出与文化接受的健全机制，才能获得文化补偿，赢得空间上的拓展与时间上的延伸。中国文化自其诞生之日起，即决非自我禁锢的文化系统，而是开放的文化系统。迄今为止，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就有多种外来文化的因素，其中包括了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等。而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中外文化有两次大的交汇：第一次为汉唐时期。主要是西域中亚和西亚文化与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的传入中国。第二次是所谓的“西学东渐”即是指西方文明对中国文化的渗透和影响的过程。由于这个过程是艰难缓慢的，渐渐渗透的，故称“西学东渐”。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为此说过：“中华文化之所以能连绵五千年而未尝中断的原因是，内因是有‘有容乃大’的特点，外因是有外来文化，外来的新鲜血液的输入。外来文化的输入，如涓涓细流，随时流入，而规模巨大、延长的时间特别长的输入，在中国共有两次，一次是佛教伴随着印度文化的输入，一次是天主教和耶稣教伴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这两次外来文化的输入相距一千多年，其影响一直到今天还没有终结。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辉煌数千年而不少衰，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明清时期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包括了欧洲的古典哲学、逻辑学、美术、音乐以及自然科学等。这些西洋学术都是得到中国学者认真采纳的新鲜学问。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及其演绎推论对中国思想界来说就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世界舆图使中国人扩大了视野，获得了新的世界概念；包括新式火器的使用、望远镜等仪器的介绍和应用都具有重要意义。对此，一批开明先进人士如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对此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徐光启在著述中即多次谈到，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多所未闻”，从学习和钻研中，感到一种“得所未有”的“心悦意满”感。在驳斥反对派的诘难时，更鲜明地指出，如果外来文化“苟利于中国，远近何论焉”。李之藻也说，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物理、几何等科学，“有中国累世发明未晰者”，“愿从君子砥焉”。方以智在《考古通论》中指出，西洋学术能“补开辟所未有”。这种对外域学术的开明态度以及溢于言表的爱国精神，反映了中国早期启蒙学者宽阔的襟怀。但到了18世纪，由于封建生产方式趋于没落，统治集团中锐意进取、乐于吸收外来文化的精神亦随之衰减，代之而起的是抱残守缺、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如雍正年间，随着耶稣会教士被逐出国门，“西学东渐”几乎中断。乾隆帝在给英王的敕书中声称天朝“无所不有”，“从不贵奇妙”。乾隆时代学者俞正燮甚至荒谬地认为，西方科学技术不过是“鬼工”而已，把“翻夷书、刺夷情”，说成是“坐以通番”。自我封闭心理使“西学东渐”的进程中断，清王朝只能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中维系生存。特别是自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清帝国紧闭的大门，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系统迅即发生解体，此后欧洲近代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汇具有强制的性质，其规模与速度也大大超过了以前。（三）政治控制与文化专制。明清时期君主专制统治超过以前历代王朝，文化专制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比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清时期的文化专制有多方面的表现，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大兴文字狱。文字狱，即“因文字贾祸之谓”。在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始，此后历代封建皇朝差不多都有如此文字之狱，而明清时期的文字狱，次数之多，处罚之严，则实为历代所罕见。明代文字狱始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朱元璋出于统治需要而广纳人才，以扩大新皇朝的社会基础，但却仍有一部分地主文人不愿和朱氏皇朝合作。他们认为朱元璋出身卑微，发迹于红巾军，而不甘做他的臣属。有的甚至采取自杀、自残肢体、逃往漠北、隐居深山等办法，以躲避朱元璋的征纳。典型的事例有如贵溪今属江西儒士夏伯启叔侄俩，即斩断手指，誓不出仕。他们被逮到南京后，还口口声声称红巾军为“红寇”，引得朱元璋大怒，下令把叔侄俩押回原籍，处以死刑。故当时许多不愿和朱元璋合作的地主文人，差不多都落了个杀头没产的下场。随后朱氏政权便大兴狱案打击异己者。同样，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清朝统治者也采取怀柔与镇压的两面手法。一方面采取笼络手段，用科举制网罗地主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残酷镇压具有反清思想者。清代文字狱比之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凡是不利于清朝统治的著述和言行，一概被斥为“悖逆”和“狂吠”，罗织罪名，置之重典。从康熙到乾隆的大约120年间，大小文字狱案就有90多起大部分集中在雍正、乾隆年间。其中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的5年间，就有将近40起，文字狱规模可谓空前。明清时期迭兴的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文字狱所涉及的对象，不仅上有朝廷官员，而且下及一般平民百姓。特别是到清代，在严密的文网恐吓之下，广大知识分子更是心怀畏惧，不敢议论朝政，亦无法继续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最后被迫走上了学术与现实相脱离的道路，搞起了繁琐的考据但考据学自有其学术贡献，我们后面再讲，造成了“万马齐暗”的局面，这就直接阻碍了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思想文化的发展。小结：明清时期的学术思想就是在上述历史文化大环境下，进入了中国古代传统学术思想发展史上一个蜕变与新生并存的新时期。此期的学术思想在获得崎岖发展的同时，其内容特色亦深受时代的制约并规约其发展趋势。第二讲程朱理学与明代官方学术思想明代学术思想发展，可大体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一）程朱理学确立为官方学术和皇朝统治思想期；（二）王守仁的“心学”崛起及其广泛传播期；（三）反对圣贤偶像、封建礼教束缚的“异端”思潮以及反理学空疏误国的“实学”思潮发展期。上述三个时期，名家辈出，各种学说并立，有识之士对理学或心学的修正批评和提倡实学，以及具有启蒙色彩新思想的出现，为学术思想界总结和终结宋明理学，批判封建专制统治，为早期启蒙思想的发展，奠立了厚实的学术和思想基础。从明初起，太祖朱元璋出于加强大一统封建皇朝统治的需要，即大力提倡宋元理学，把程朱理学奉为安邦治国的圣典。永乐年间，成祖朱棣又下诏把以程朱思想为圭臬niè，汇辑历代经传、集注而编纂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理学《大全》，颁行天下，企望“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以统一思想，标志着程朱理学思想统治及其独尊地位在明代的初步确立。与此同时，一批有影响的学者，如宋濂、方孝孺、曹端、薛瑄、吴与弼等思想家，亦以崇尚理学，著书讲学，门徒遍及南北，风气影响上下，更加巩固和强化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一）三部理学《大全》的编纂。所谓三部理学《大全》，是指《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理学著作的汇编，共260卷，是由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十二年1414命翰林院学士胡广1369－1418等人组织编纂的，前后不到一年编纂成书，由明成祖亲自作序，颁行天下。其实早在朱元璋于南京称帝的前一年，便令在宫殿两庑书写宋儒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以备朝夕观览，君臣讨论。并前往曲阜祭孔庙，赞扬“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相并”。周围一班人更与朱元璋“论道经邦”，议论“礼乐之制”，不遗余力地强调程朱理学的重要性，促使朱元璋于洪武十七年1384规定，科举考试时“四书”义须以朱熹“章句集注”为依据，经义须以程颐、朱熹等注解为准绳。并规定，文章须据宋代经义、仿元代八比法，谓之八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