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要素贡献率的变化

aa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要素贡献率的变化杨宇邓翔【摘要】本文利用扩展的索洛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其中重点研究了不同生产要素的贡献，特别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的影响。笔者认为，中国的持续增长主要动力仍来自于要素的投入，特别是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其技术进步的贡献仍相对较小，这进一步说明中国未来的发展重点仍在于创造一种更为市场化和公平的制度环境，以使得创新，包括制度和金融创新有更好的发展环境。【关键词】经济增长；要素贡献率；制度变迁；扩展的索洛模型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人类发展史上就令人惊羡的成就，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快速和稳定的增长。通过统计数据可知，以1978年作为基期(100)的人均GDP指数逐年增长，从1978年的100到2009年的1337.63，以2000年价格计算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1365.39元到2009年的18263.88元[1]，上涨了13倍多。在过去的30多年中，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有没有变化，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怎样，能否持续?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值得研究和回答的。在学术的研究中，蔡皙和王德文测算了劳动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技术进步在1982-1997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认为其中劳动力的贡献最高。他们认为通过改革劳动力就业制度建立健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措施可带动中国经济增长[2]。董直庆和王林辉通过估算得到劳动和资本投入构成中国约70％的经济增长的结论[3]。王德劲运用误差校正模型计算扩展的索洛模型，认为中国1952-1998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来源于物质资本存量[4]。江小涓实证分析认为外资经济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有明显作用[5]。孙超和谭伟通过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受益于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6]。迟巍和周龙根据1996-2004年数据，分析中国固定资产投向的变化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说明了人力资本和固定资产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7]。一、扩展的索洛模型1.关于扩展的索洛模型索洛(Solow)模型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表示为：其中，A代表全要素生产率，K代表资本，N代表劳动力。该模型说明：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相对作用的权重。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对索洛模型进行扩展，并以此作为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不同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变化，以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变迁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在原有资本和劳动力的基础之上加入人力资本。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刻画，得到的生产函数方程为：其中，A代表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K代表资本，N代表劳动力，H代表人力资本，代表随机干扰项，且γ为所对应要素的系数。采用等式两边取自然对数的办法将方程(2)变为以下线性形式：2.关于模型中变量数据的选择aa(1)总产出本文使用1978-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亿元)衡量总产出。(2)物质资本关于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理论界存在共识。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阶段到当代新经济增长理论阶段的各派别学者多次论证了物质资本对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只不过在贡献率有多大的问题上存在争论。本文使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来代表物质资本。(3)劳动力本文使用1978-2009年总就业人数数据(万人)衡量劳动力。(4)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在一国经济中的工人们的技能组合[4]。有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的增加对一国经济有明显推动作用。①由于对于人力资本测量数据的不可得性，本文使用每年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亿元)表示。本文涉及到的所有数据都用当年价格表示，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二、计量分析本文选取了1978-2009年的数据使用Eviews5.0软件对模型进行计量分析，总体分析结果如下。在Eviews5.0软件环境下得到对模型(3)的分析结果：通过分析发现在(4)式中，拟合优度(R2)较高，F值检验极其显著；在a=5％下，InK没有通过T值检验；另外A(技术进步)符号为负，不符合经济规律。由此说明该方程存在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特征。本文通过修改模型结构的方法试图解决以上问题，用人均值取代原有的总量值，具体为：令人均GDP=y，y=Y/N；人均物质资本=k，k=K/N；人均人力资本h，h=H/N。重新计量的结果为：对模型进行异方差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aa修正以后的模型A的符号转为正，符合经济意义，同时在a=5％下通过了T值检验。异方差检验结果说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但是Ink没有通过T值检验，并且DW值小于2，怀疑方程存在一阶自相关性。对模型进行偏相关系数检验，滞后期取12，发现只有第一期柱形阴影超过了临界虚线，这支持了上述观点。通过广义差分法(GLS)对模型进行修正，得到(6)式：再次进行异方差检验得到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到，再次修正的模型拟合优度(R2)较高，各项指标符号符合经济意义，在a=5％下都通过了T值检验，并且通过异方差检验，DW值大大提高，原方程存在的一阶自相关性明显得到改善。将方程(6)通过变形得：三、对模型的解释通过模型(7)可以看出：物质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对总产出增长都有较明显的贡献，并且通过滞后一年的数据可知，本年的要素增长对来年的经济增长有明显促进作用。将模型进行变形可以更清楚地说明问题：aa其中，代表GDP年度环比增长率，分别代表相关自变量的年度环比增长率，弹性系数分别为0.28、分别代表滞后一年的各要素占滞后当年GDP的比例(或者成为GDP使用率)，弹性系数分别为：0.03、0.03、0.04。从模型(9)不难看出，影响GDP增长的原因主要包括：1.相关投入要素的环比增长率物质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环比增长促进了GDP的环比增长。在其它条件给定的前提下，物质资本环比增长1％将导致GDP环比增长27.63％；劳动力环比增长1％将导致GDP年环比增长30.41％；人力资本环比增长1％将导致GDP年环比增长41.96％2.上一年GDP使用率的弹性物质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滞后一年的GDP使用率弹性系数同GDP的环比增长率呈正相关，同时其变化方向与相关变量的环比增长率弹性系数一致。例如，物质资本的环比增长率弹性系数(0.28)与滞后一年的物质资本GDP使用率弹性系数(0.03)在和其它相关变量的比较中都是最低。令物质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28、0.30和0.42，使用贡献率测算法测算各要素在32年间的贡献率EK、EN、EH的变化，并使用索洛余值法②推算每两年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得到趋势图如图1所示。其中，X1代表EK，X2代表EN，X3代表EH，X4代表技术进步贡献率。通过计算，在样本所选择的区间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0.51；物质资本的平均贡献率为0.38，劳动力的平均贡献率为0.05，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为0.10。四、结论与政策建议改革开放以来(未包括2010年数字)，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所考察的各要素对经济增长都有一定作用，从平均贡献率增长率来看，从大到小分别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技术进步和劳动力。从年度贡献率环比增长率来看，除劳动力外，其余要素贡献率的增长率呈现明显波动性，且大多呈正相关性，劳动力贡献比较平稳且处于较低水平。这说明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对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属于典型的非平衡增长模式。③我们应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降低物质资本投资增长率，重视原有物质资本的利用，深挖潜力，节约资金，提高投资效率。在所有的要素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这和中国逐年增加的教育投入，大aa力发展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以及职业教育的政策是相关的。通过本文所列数据不难看出，虽然中国在教育投入的绝对量上每年都在增加，但是每年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仍然偏低，到2010年，中国财政性教育投资占GDP比重仅为3％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不小差距。我们应该增大教育投入，鼓励多种力量办学，优化教育资源。在教育投入经费的使用上，应该加大教育经费使用审计力度，确保专款专用，并向基础教育以及职业教育倾斜。在专业人才培养上，实行课程改革，尊重市场需要对原有的高校教育专业设置、课程内容和学制进行变革，引导企业参与课程设计与教学，加大专业实训课程建设，优先发展市场急需及未来可能急需的专业，甚至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成立企业大学，自己培养员工。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排在第二位，这和中国投资拉动型经济的特点比较吻合，尤其是2009年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出现放量，这符合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所采取的天量投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震后灾区经济重建所导致的基础设施投资的事实。技术进步贡献比率相对较小，④但有所增长，尤其是2000年以后，这一比例的增长速度有所提高。这恰恰说明我国正在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大R&D投入力度，加快技术转化速度。并且在经济制度改革、专利技术的保护立法、企业管理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我们应该加大技术投入力度，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合作；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大学生科研创业；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保护知识产权，建立一条研发、应用、发现新需要再研发、再应用的良性循环机制；充分利用国外先进技术，优先引进技术密集型企业，并给予全方位政策支持；加快中国企业与国外先进企业的交流与合作，增加产品附加值，并积极鼓励中国有条件的本土企业向国外拓展，提升中国企业在世界产业链条中的地位。在本文所考察的要素中，劳动力的贡献相对较低，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较大，劳动力总量供给充足，流动性较高。但是中国劳动力存在较明显的结构性失衡，这反映中国复杂劳动力供给相对稀缺、尤其是经济发展急需的专业人才供给不足，劳动力的技术含量成色较低，这直接制约了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参考文献：[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DB/OL].国家统计局数据库.[2]蔡皙，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J].经济研究，1999，(10)：62-68.[3]董直庆，王林辉.分类要素贡献和中国经济增长根源的对比检验[J].经济科学，2007，(6)：17-29.[4]王德劲.我国经济增长因素实证分析[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7，(1)：68-73.[5]江小涓.利用外资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J].管理世界，1999，(2)：7-15.[6]孙超，谭伟.经济增长的源泉：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2)：60-66.[7]迟巍，周龙.内生性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7，(4)：68-75.[8][美]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宏观经济学(第二版)[M].钟笑寒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63，282-290.[9]陈浪南，陈景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02，(6)：20-26.(作者：杨宇邓翔四川大学经济学院)①例如Lueas在Uzawa模型基础上建立了Uzawa—Lueas模型，用人力资本来解释经济增长。Lueas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将人力资本作为独立要素纳入，将人力资本概念具体描述为“每个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进一步提出了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Lueas进一步将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分为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他认为，由于知识、技能是可以相互传递aa的，从而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物质资本的生产率以及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企业、部门本身的生产率，而且也可能会导致其他企业或部门生产率的提高。Lueas认为，拥有大量人力资本的国家会取得持续的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主张国家和企业从不同层面加大对人力资源的培养力度，为优秀人才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以促进经济增长。Barzel进一步认为，由于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质在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中控制其自身被利用的程度，而制度安排可以通过影响私人的人力资本边际收益率来决定劳动者在工作中所控制的人力资本的程度，所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