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理论专题讲座

政治学理论专题讲座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吴克昌教授、博士专题一：国家治理理论与治理模式一、导言：什么是政治——从词源学的角度讨论“政治”的本质在西方，政治这个概念是从希腊与的polis一词演化而来的，它的最初含义是指希腊的古代城邦，即城市国家。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一词，是从城邦（POLIS）一词衍生而来，意思就是关于城邦的知识，是研究城邦问题的理论和技术。在中国，“政”和“治”常常被分开使用。“政者事也”，是指事务而言，而“治者理也”，则是指的管理。中国古代所谓的政治，首先就是指一种事务、管理而言，也就是是统治的意思。它主要讲的是“治国之道”，即根据某种特定的道德伦理原则来建立国家制度，并通过这种制度和政治活动来治理国家。（这种对政治即是“治国平天下”的理解，在我国传统社会中一直延续了两干多年。）但是，从“政”和“治”二者的含意看，总是相通的。所以，也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就包含有政治行动的意思，是一种“动态的”。有谓：“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礼记·促尼燕居》）也正因如此，中国古代讲“政”总是说“为政”、“从政”，而且“为政”与“治国”相当。如《说苑·建本篇》中引称：“子贡问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此治国之本也”。至于把政治联用乃是近代的事。直到孙中山讲：“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1页）也还带有中国对政治了解的特色。中国古代对政治既然作为一种事务理解，实际上则是指国家的方针、政策、措施而言。也即所谓“政者制也”。这就是说，把政治是看成一种行为准绳，使被统治者有所遵循。所以说“政”就是“使不正归于正”，就是所谓“下所取正也”。特别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君主掌有最高统治权，就更使得在中国古代政、治、正、制，以至法、令等在含义上都有相通之处。（参阅陈顾远：《中国法制史》第一章）与此相联系，在中国古代谈到“政治”时，也就总是强调统治者的作用。所谓“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孔子也多次讲“政者，正也”。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哀公问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礼记·哀公问》）二、四种治理手段：德治、政治、法治、无为之治1、德治、政治、法治与无为之治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家们很早就总结出了政府管理社会的手段主要有四种：即德治、政治、法治与无为之治。这四种治国手段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张积极干预社会；一类是主张消极干预社会，类似于西方的消极政府思想（“管事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由于无为之治不为一些主张积极干预社会运行的思想家所接受，所以一些思想家主要讨论的是前面三种。如在《孔子家语》中有一段详细的记载说明了这个问题。“仲弓问于孔子曰：雍问，至刑无所用政，桀纣之世也；至政无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圣人治化，必刑政相参焉。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导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刑政篇》）这就是说，最好的统治方法是首先用思想教化，其次才用行政命令，如果教育不改，管理不从，危害了社会，最后才使用刑罚。可见，他们是把政治作为一种统治的手法的。这一段话说明：儒家并不否认除德治以外的其它治理手段的存在，也不认为在公共组织、地区与国家的管理中只能使用德治手段，而是认为应当针对不同对象，在不同环境使用不同的治理手段。儒家之所以强调德治，是因为儒家认为，比较上述三种治理手段的治理效果，德治是最好的。如孔子曾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有所谓：“德不盛则饬政”（《大戴礼记·盛德》）“教不善则政治”（《国语.齐语》）无为之治则是主张管理者应当任其自然，清静无为，尊重社会自身的发展管理，不要干预社会。2、相应的治理理论①理论背景：中国古代的文化结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入世文化亚文化：释家思想：出世文化道家思想：遁世文化②中国古代的治理思想主流文化：儒家思想：德治德服人心亚文化：法家思想：法治威服人身道家思想：无为放任人性由孔丘所创立，孟轲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儒家学派，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学派，长期占据着思想统治地位。其主要典籍是《论语》和《孟子》两书。儒家的政治学说，概括起来有两个主要方面。首先是坚持“为国以礼”(《先进》)的政治原则，这就是所谓的“礼治”。孔子的目的就是以周代的礼法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儒家学派提出“为政以德”(《为政》)的治国之道，即所谓的“德治”思想。孔子注重对人的道德教化，反对单靠政令、刑罚来维持社会统治；注重用“宽厚”的办法来进行统治，并要求统治者应该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孔子所提出的这种统治方略，经过孟子的进一步阐释和发展，又被归结为“以德行仁”的“王道”，并以此来反对“以力假仁”的“霸道”。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这一套统治术始终是封建地主阶级维护统治基本手段。法家是与儒家相对立的主要流派。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著有《韩非子》一书。他反对孟子的“仁政”和“王道”，主张“霸道”和“以法治国”。他把慎到的“势”、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融为一体，形成了一整套法家的治国理论。他对君主的统治术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其中许多思想早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1700多年。两千多年来，法家在我国社会虽然一直居于儒家之下，但在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却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儒家与法家的治国思想虽然各自持着“德治”和“法治”以及“王道”和“霸道”两种治国原则，但他们都主张以积极的手段来治理国家。老子和庄子的政治思想则与此相反，他们主张采用消极无为的手段来进行政治统治。所谓的“无为而治”，就是要求国家尽可能不去干扰人们的社会生活。但这并非意味着统治者应该放弃对国家的治理。老子说过：“如无为，则无不治矣。”由此可见，他的目标还是要达到“治”，具体而言，就是实现其“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老子“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一直被历代统治者作为一种补充性手段，用来缓和阶级矛盾，维持社会统治，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与儒法思想一道起着重要的互补作用。儒、法、道三家的治平之学，各有特点、互相对立、互相渗透。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正是这三派思想交错运用、互相补充的历史。虽然它们均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但从对传统文化的总结、借鉴以及古为今用的角度来说，在目前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三、三种治理主体及其治理理论：市场、国家、社会1、三种治理主体：市场、国家、社会2、三种治理理论：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第三条道路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哲学，以自由作为主要政治价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更广泛的，自由主义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以法律限制政府对权力的运用、保障自由贸易的观念、支持私人企业的市场经济、透明的政治体制以保障少数人的权利。在现代社会，自由主义者支持以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为架构的自由民主制，有著开放而公平的选举制度，使所有公民都有相等的权利担任政务。自由主义反对许多早期的主流政治架构，例如君权神授、世袭制和国教制度。自由主义的基本人权主张为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财产的权利。在许多国家，“现代”的自由主义者从原本的古典自由主义里脱离出来，主张政府应该借由抽取税赋以提供人们最小数量的物质福利。自由主义在启蒙时代生根，到了现在自由主义一词已经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政治思想，从左派至右派，支持者的政治光谱分布相当广泛。国家主义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基础，是关于国家主权、国家组织和功能的关乎国家利益和安全理论，国家主义思潮一直是西方政治制度和法制精神的主流。在本质上，国家主义就是一种研究治国之道和治国之术政治哲学学说。其价值的归依是国家。国家主义认为国家的正义性毋庸置疑，并以国家利益为神圣的本位，倡导所有国民在国家至上的信念导引下，抑制和放弃私我，共同为国家的独立、主权、繁荣和强盛而努力。国家主义承认资本主义甚至维护资本利益，但是国家主义主张限制资产阶级，打压资产阶级不顾全民利益的疯狂追逐私人利润的运动，疯狂消费的运动。国家主义要求国家同时并用市场调节经济和国家有计划管理两种方式调节治理国民经济。因为所谓国民经济，必然是应当有利于全体国民，而不是单纯地有利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少数人独富的私民经济。国家主义主张，国家绝不应当允许资产阶级以金钱力量操控任何国家机器和收买官僚。国家主义主张必须保留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由国家控制重要经济资源，以国家有计划作安排的方式，制订社会就业计划，逐年吸纳和改善当前迫在眉睫的大规模失业问题。国家主义坚决反对让市场及资本力量控制教育和卫生体系。认为国家有严肃的责任主办国民教育，主张国家有不容推卸的责任，维护人人有病都能得到救治的国家医疗卫生体系。国家主义主张运用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全面力量，参与国内和国际经济活动，而不是从国民经济中全面退出，坚决反对把民生和经济问题，委托给贪婪成性、肆无忌惮的私人资本和市场力量去解决。国家主义主张国家应当特别关注社会中的弱者，不能让赤贫无助者哀哀无望地等待富豪们那种残羹剩饭的伪善施舍。国家主义主张由国家对当前经济中所有受损害者以及贫苦阶级的利益给与补偿，防止他们铤而走险，成为反社会和国家的力量。所谓“第三条道路”，在当代是指一种适应科技、经济、社会、阶级和生存环境等各方面全球性变化的“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哲学或理论。到了1990年代，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将经济上缓和管制、个人主义以及全球化等理念融合进主流的左翼思想，许多政治家倾向于用“第三种道路”来形容这种新政。而这个名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经常被作为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政策的别称。由于这种理念介于纯粹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纯粹的高福利社会（例如北欧地区和德国）之间，因此被称作“第三种道路”。一般说来，走“第三条道路”的西方左翼政党都具有以下政策共识：在国家的作用问题上，它们都反对传统左派的强调国家控制的思想，反对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要求平衡政府预算以约束政府干预，改革福利制度，促使人们走向工作而不是依赖福利，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但是，它们也拒绝“把穷人推向大街不管”的市场派，强调保持政府部门的有效性。布莱尔说：“大多数自由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在分配问题上，传统左派推崇福利国家思想，注重社会下层的经济安全保障和再分配，而把财富的创造看作是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情，而被称为保守主义的市场派则总是把个人自由，把市场竞争和财富创造放在首位。“第三条道路”政党认为，在全球竞争的时代，福利国家难以为继，市场竞争具有十分紧迫的重要性，但是，也不能放弃公平原则。在解决平等原则和个人自由、市场竞争的冲突时，关键不在于用劫富济贫的再分配来寻求结果平等，而是要在人们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取决于教育水平的时代，通过对教育和培训的投资，提高社会弱势集团适应技术和社会变革的能力，从而实现“可能性的再分配”，也就是机会平等。在其他问题上，“第三条道路”政党都强调个人责任，家庭稳定，打击犯罪，严格限制移民。值得注意的是，加强环境保护，强调环保与发展的协调也是这些政党的一种共识。专题二：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当代中国正经历一场广泛而又深刻的历史性变革，这场变革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政治变革也凸现出比较明显的发展趋势。我们所以把这种变革视为政治发展，政治发展不仅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而且也是一个目标性概念，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标。所谓“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也正是在民主化取向这个意义上使用的。拟从十个主要方面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进行讨论。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高度一体化转向适度分离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和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的基本特征是社会高度的国家化，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权力相对萎缩。由于社会缺乏自主性，社会流动性差，内部分化不明显，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