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应用汉字学概要》前言教学研究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回答“教什么”和“怎么教”。一、汉字符号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任何一种文字都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它应记录语言的需要而生,对语言有依存性和辅助性;另一方面,作为完整的符号体系,又必然有其独立于语言的系统性。当一种文字能够完整记录语言时,就已经可以说是一种成熟的文字体系了。然而只有不同于其它文字的个性形成并稳定之后,才能说它是一种完全成熟的文字体系。汉字符号体系从形成到完全成熟,同样经历了这样两个阶段。(一)汉字符号体系的形成汉字形成之初,假借方法就已普遍应用;在汉字的原始文字阶段,文字和图画曾混杂在一起使用;形声字在原始文字阶段就已出现等。1.原始记事方法的启示根据他们所收集的资料,在文字产生之前的原始记事方法,主要可以归纳为实物记事、符号记事和图画记事三种。①实物记事。经常采用的方法有利用原物件(或原物件的一部分),或借用它物,取其形状、颜色、含义或声音与原事物有关者。最引人注意的是流行于处在恋爱中的景颇族青年男女间的“树叶信”。“树叶信”不仅在方法上已综合利用了类似联想和接近联想,而且注意到异词同音这一事实并巧妙地加以运用,这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文字假借方法的滥觞。②符号记事。A.结绳。《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孔颖达正义引郑玄注:“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绳的做法在云南少数民族生活中至今仍有实例:傈僳族人黑麦燕曾用涂了墨的麻绳按月打结,计算他供侄儿上学的时间;哈尼族人买卖田地时,也有用打结的单股麻线作为凭证,标志田价银子的。B.刻契。红河哈尼族人杨伟法娶儿媳时,女家以一根木刻作为财礼收据,木刻两侧所刻缺口数即为钱数。③图画记事。这种用图形来表示记事的方法,由于具有形象化的优点,较前两种记事方法更为明确直接。综观诸例,可见:这些方法主要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帮助自己记忆,一是作为交际工具或相互间经济往来的凭证。这说明,人们除了处理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外,还需要将一些信息越过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保留下来、传递出去。综上所述,实物记事与符号记事中的结绳方法没有也不可能直接发展为文字,因为它们并不是与语言成分相对应,而是跟一个个具体的事物甚至是特定的事件相联系。至于记事图画,由于形象与名称之间可以建立对应关系,较之前两者更容易建立与语言的联系,因此才有可能成为文字的前身,象形符号才能成为文字体系形成的基础。唐兰先生曾指出:“真正的文字,要到象意文字发生才算成功的。”汉字是世界上几种古老文字体系之一,观察已经见到的这些文字资料,可以归纳出一些相似之处。一是这些文字体系形成时的社会背景比较相似,这或许可以从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所能提供的条件去解释;二是除了上文中提到文字中有一部分记号来源于刻划符号外,绝大多数文字符号最初的形体象形意味都很浓,说明它们脱胎于图画;三是这些文字符号最初往往都与语词相对应。这些共同之处说明人类文明发展历程和人的思维方法中所存在的共同性。但相应的问题亦随之而来。为什么人类的记事要向记录语词的方向发展?著名心理学家巴甫洛夫曾将人类“关于周围世界的感觉与表象”称为“人和动物所共有的现实的第一信号系统”,而词所构成的是“我们所特有的现实的第二信号系统,它是第一信号系统的信号”。他认为,言语“是现实的抽象化,它可加以概括,它组成了那种附加的,即为人类所特有的高级思维——人类在周围世界及其本身之间的高级定向工具”。然而,巴甫洛夫把人的言语视为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语言的产生和运用意味着人对事物的认识已经突破了具体、个别形象的限制,意味着概括抽象的高级思维的形成和发展。就语言分析的角度而言,词作为语言中最小的可以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具有一定的语音特征和意义,因而最容易从语言中被分析出来。2.假借与文字体系的形成裘锡圭先生注意到“跟图画有明确界线的表意字和假借字的出现,是文字形成过程正式开始的标志”。但在汉字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假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文字符号是怎样与句子中的词逐一对应的?这些问题对我们了解汉字体系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拟以纳西原始文字作为参照物来对汉字体系的形成进行分析和推测。由在较长时间里,纳西族已经接受并使用汉字,因此,纳西文字只作为宗教用字再现在东巴教的经书里。学者将东巴文经书文字分为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两种。在纳西象形文字中,文字符号单位与语音及语言单位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它在写经时出现以下三种记录方式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三种方式是:①以字记忆,启发音读。用这种方法写成的经文,只起到“以字记忆,启发音读”的作用,没有完整准确地记录语言。②以字代句,帮助音读。与第一种方式相比,每句话所用的字数有所增加,而每个字所代表的音节数明显减少,字基本上起着“以字代句”的作用,字不仅说明意义,还可帮助音读。③以字代词,逐词标音。通过纳西象形文字记录东巴经的三种方式,我们可以约略地把它看作是文字如何脱胎于记事图画逐步发展渐趋成熟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可视为符号脱胎于记事图画,已与语言挂钩,但这种联系并不十分密切,提醒记忆占了主要成分,记录方法亦极不完备,需要由人们(主要是经师)用语言来补足;第二阶段较之第一阶段有明显进步,符号的重复出现表达了人们有逐词记录的愿望,以期更准确地表达和交流。第三阶段可以看作是一种飞跃,用文字符号记录语言的目的已基本达到,而只有这种对应关系完全建立,文字才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成体系的文字——尽管它依然粗糙——帮助完成这种飞跃的是假借字的大量运用。(二)汉字符号体系的发展与完全成熟当一种文字体系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时,便已经是一种成熟的文字了;但只有整个系统个性的形成与稳定,即最适合它所对应的语言的记录方式被确认,才能说它已经完全成熟。显然,通过事物表象的中介作用,建立语词与视觉符号的联系,以及通过假借完成与语音的对应,是古老文字体系得以形成与成熟的共同途径。1.词类与造字方法了解词类与造字方法的关系是正确认识假借的基础。造字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词的功用。不妨可以这样说,词类对造字方法是有选择的。但这不是绝对的,一则,词义有引申、转变,语词有兼类,记录它的符号也就有可能表示不同的词类。二则,即便是象形意味很浓的文字符号,与语词的联系也是约定俗成的产物。在记录语词时采用象形的符号(即通常所说的表意字)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象形符号之所以能与语词建立联系,是因为有表象的中介作用,即符号形体与具体事物形象的近似。换言之,表意字是根据语词的词汇意义而造的。因此仅有语法意义而无词汇意义的虚词、人名、地名、干支等各种专名是很难、甚至无法以表意方法为它们造出字来的。因此,假借的成因不是“字不敷用”,而是“法不敷用”。2.形声化与汉字符号体系的完全成熟通过对甲骨文形体与它所代表的词的读音、意义间关系的分析,甲骨文中造字诸法皆备。显然,各种造字方法已能满足不同词类的要求,甲骨文完全可以完整地记录当时的语言。(1)假借字与形声字数量的消长综上,至迟在战国末期,形声化已告完成,形声字的优势已经确立。而且从此以后,汉字中的形声字始终保持了80%上下的比例。据统计,7000个现代汉语通用字中,属于形声结构的有5631个,仍占通用字总数的80.5%左右。形声优势的确立,意味着汉字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一种看法是:形声字比重增加,说明汉字中的表音成分增加。如:高名凯与石安石两位先生:“表音成分在汉字中大大增加了,这主要表现在形声字的毕重上。”又如,蒋善国先生认为:“在隶变以前的汉字,是象形兼表意的,隶变以后的汉字是表意兼标音的,而以形声字为主要形式。”形声字“在表意的基础上增加了标音的成分,解决了汉字字形与语音表达的矛盾。”另一种看法却与此相反:形声字的产生是“注形”不是“注音”,它的数量的持续上升,说明了注音化倾向被抑制。稍加观察,不难发现,人们之所以对同一现象(形声化)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是因为对这种现象产生的背景的了解和理解不同。首先,是对形声字产生途径的了解。认为形声字是通过在表意字上加注音符产生的,对形声化自然持增加表音成分的观点;了解到形声字主要是通过在假借字上加注意符产生的,自然得出形声化说明汉字在记录语言时需要表意成分的补充这一结论。其次,是对形声优势出现之前,假借字在整个汉字中占多大比重的了解。李孝定先生在对甲骨文、金文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看法:①假借“本身已是纯粹表音文字,”“已进入表音阶段”。②假借早于形声,“形声造字的办法,是受了假借字启示,才被发明出来的,它在六书的位置,必在形声之前,应是毫无疑义的”。③“从假借字变成形声字,多半是就原字加注形符而成。”比较恰当地说是“注形”。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后世新增的文字,几乎全是形声字”,连原有的象形、指事、会意或假借,一部分也改成了形声字。因此提出了“文字声化的趋势,在甲骨文里已相当显著。”据上文所列李氏对甲骨文进行六书分类得到的统计数字:属于表意范围的象形、指事、会意三项之和为693字,约占总字数(1226)的56.3%;而假借仅129字,约占10.52%。而且《说文六书爻列》和《六书略》中比例更小。难怪李孝定先生仅把假借看作是形声字没有发明之前,汉字从表意到表音的过渡阶段里所采取的变通办法。姚孝遂先生在对甲骨文辞例逐字进行分析时,根据字形与词义的关系将字分为三类:一是形与意义无涉的,“只有单纯的表音作用”的假借字。约占总字数的74%;二是字形“与所表概念之间,也有一定的距离,属于所谓‘引申义之列’的占17%”;三是“形义一致”的,只占9%。在这种情况下观察字形与词义的关系时,那些有词无字的假借字便显露出来了。魏建功先生便曾说过:“‘其’字自有文字以来似乎便做了同音假借字。”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人们注意到,“其”虽然没有直接用来记录“箕”这个词,但作为合体表意字的一个组成部分时,表示的确实是“箕”的意义。如上文提到的“”(弃),表示两手持“箕”盛婴儿去扔掉;甲骨文中还有作“”或“”者,像以两手持“箕”与“帚”。(2)汉语特点与形声化直到汉代,越往后形声字就越特别多了。裘锡圭先生曾根据对古文字资料的研究指出:“最早的形声字不是直接用意符和音符组成,而是通过在假借字上加注意符或在表意字上加注音符而产生的。”而且大量形声字地通过前一种产生的。文字应记录语言的需要而生,因此,它采用什么样的记录方式,必然受到语言的影响。形声优势的确立与持续存在,说明这种记录方式符合汉语的特点。假借方法的普遍运用,使同音异词的矛盾愈演愈烈,因为这时,一个视觉符号形体所代表的是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同音词。符号形体与语词对应关系的不固定,使人在判断字词关系时过多地依赖语境。因此增加音符以造成区别特征,明确字词关系的做法势在必行。(3)意符的成熟与形声优势要完成从假借到形声这一演变过程,必须先具备意符。许慎《说文·叙》中曾对汉字的发展作过如下叙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直益,即谓之字。”这一看法基本上符合汉字的发展过程。后人因此有“独体为文,合体为字”,“先有独体,后有合体”之说。汉字的确是以象形符号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意符的形成,标志着汉字发展的新阶段。在形声字中,参与组字的符号之间呈组合关系,有的提示整字的意义范畴,有的表示读音,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意符的形成和形声字定于一尊,才是汉字完全成熟,形成独立的、具有个性的文字体系的标志。二、汉字的性质20世纪初,西方学者将字母文字称为表音文字,将与之具有不同特征的汉字名之曰表意文字,这一分类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80年代王伯熙先生提出,对汉字应从文字的符号与语言单位的关系、文字的符号形式、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文字的性质和文字发展规律等各方面进行综合考察。一种文字的性质是由这种文字所使用的符号的性质决定的。裘锡圭先生指出:各种文字的字符,大体上可归纳为意符、音符与记号三大类:“跟文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上有联系的字符是意符,在语音上有联系的是音符,在语音和意义上都没有联系的是记号。拼音文字只使用音符,汉字则三类符号都使用。”在意符中,那些通过自己的形象与词义建立联系的象形符号可以称为形符,而通常由已有的字充当的表意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