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创作的悲剧意识的探析

张爱玲创作的悲剧意识的探析作者：未知来源：网络发布时间：2013年03月19日点击数：269[摘要]：张爱玲终其一生都是封闭、孤独的。虽出生于名门望族，但从小就过着孤寂而凄凉的生活；曾在上海名噪一时，却又遭遇了刻骨铭心的爱情悲剧；晚年独居海外，杜门谢客直至在故乡的中秋月明之夜客死他乡。透过热闹、凡俗的生活，她看到的是现实世界的风雨飘摇，情感世界的千疮百孔，人性的自私贪婪，生命的朝不保夕，人类文明的衰败灭绝。笼罩于张爱玲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学观的是无法消解的悲观。悲剧意识成为她生活中最重大的情感体验，这些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她的作品中，张爱玲的小说几乎无一例外地笼罩着悲剧的氛围，作品中的人物都生活在悲剧的阴影里。[关键词]：张爱玲创作悲剧意识张爱玲创作的悲剧意识的概述沃尔波尔有一句常被引用的名言,“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女作家张爱玲是凭感情来领会，她把这个世界看作悲剧。因此，她的作品，一以贯川的是“荒凉”。诺大的空间(从天津,上海,香港,以至到国外)，拥挤的人群。在她的世界中，是“虚无之物”,她永远都感到一种“惘惘的威胁”，感到天空的低迷。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彻头彻尾的悲观。她才格外地珍视生命,认真地享受生活带来的每一琐细快乐，体味着生的种种乐趣。从而，使这个原本庸常的俗世生活，散发出了诱因的光芒，也使得这个弱小的女子——张爱玲，闪耀着传奇色彩。张爱玲悲剧意识的来源（一）家庭生活的来源张爱玲创作的悲剧意识与她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幼年生活中的缺乏性经验要比丰富性经验蕴含着更丰富的人生况味。张爱玲。在平平凡凡的世界中．走过的，却是极不平凡的一生。在她的身上，辉映着三个朝代的影子。从童年到少女时代，张爱玲是在父爱和母爱稀薄的时空里度过的，父母给予她的不是温暖的亲情，而是旧家规的威严与新时尚的约束，敏感内省的张爱玲心灵自小就刻上落寂的阴影，受到了严重的创伤，这些使她在潜意识中产生对父母和家庭的厌恶甚至敌对情绪，成年以后又遭受了情感和事业上的打击，这些悲剧性生命体验使得张爱玲形成了对周围的人和事都持怀疑、否定乃至敌视态度的人格心理。这样一种人世挑剔者的态度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与创作态度。除了自身主观的因素外，生活的客观环境也极大地影响了张爱玲的创作心态。张爱玲从小生活在一种书香与旧僚气并融的环境，她的心中深深地刻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但她毕竟生于“五四”以后，又从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母亲身上得到一种现代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浸染，在香港读书期间，她更直接、更广泛地接受了西洋式的教育。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张爱玲有机会对东西方文化重新进行审视，张爱玲潜意识中的文化心理是在特定时代对中西文化悲剧性体认的结晶。（二）封建男权文化的影响“男权文化不仅严重压抑和窒息女性的生存和发展，也压抑和窒息男性的生存和发展。在政治权力层面，男权文化显示出其无所不在、君临一切、强大无比的统治力量。在文化权力层面，它的能量就多少有些削弱。其直接的标志，便是男性身处男权文化阴影之下生命个体人格的委顿和个性的消失”。[4]张爱玲写透了男权社会中男性精神的萎缩乃至精神生命的相继死亡。她笔下的男性世界是一片倒塌了的废墟，飘荡的是荒凉的人性。张爱玲塑造了众多的封建遗老遗少型人物形象，如《金锁记》中的姜季泽，《花凋》中的郑先生，《创世纪》中的匡家父子等。他们无所事事，终日沉溺于狂嫖滥赌、抽鸦片、逛窑子。这些人物都是“阴郁的、蹩扭的、女性化”的男人；[5]用张爱玲的话则是“贼头贼脑，一点丈夫气也没有”、“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或是“狼心狗肺忘恩负义的老浑蛋”。如《花凋》中的郑先生就是一个在“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男权社会里崇尚的男性强健的体魄、坚强的意志等在这里不复存在。在他们的婚姻中，“谋爱”不得而转为“谋生”的女性藉以依附的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一种自古而然的理念，这里透露出张爱玲对人性无以归附的深深的绝望与对女性深重的悲悯。（三）战争经理的体验在文化体验上，张爱玲对世界与人生的无法消解的深重的虚无与绝望予以特别的关注。她的这种态度的产生，也正是因为她自己亲身体验了这种无法消解的悲剧意识。张爱玲是否有直接的“文明的毁灭”的体验？对此最先使人想到的是她所表现的港战经验。战争经验对许多作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就本世纪的许多西方文化人来说，两次世界战争使得他们突然之间对人性与文明失去了信心。某种意义上，战争确实是文明的毁灭，至少，是文明部分的毁灭。尤其是世界性战争的发生，正说明了文明的力量不足以约束人性中的黑暗面，不能抵抗那种毁灭文明的势力。如弗洛伊德与荣格都有对战争的这种后果的估计。在这种大规模的世界性的战争的背景下，港战实在不过是一个小插曲，可是这个小插曲，已经证明了文明的部分毁灭的过程。对张爱玲来说，港战过后，她突然体会到时间已然终止，文明的根基已然毁坏，未来是什么样，已经难以把握，此后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炮火的烬余。张爱玲对在利益驱动下发动的战争表现出自己的厌恶之情，“人类逐步进化到竞争激烈机械化商业文明，造成了非打不可的局面，虽然奔走呼号闹着‘不要打，打不得’，也还是惶惑地一个个被牵进去了”。世界性战争导致的众生的挣扎与灭亡，战争中个体的孤独与渺小使她生发出个体生存的危机意识，并质疑：“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张爱玲也开始怀疑人的理性，强调非理性，并致力于人性在英雄神话破灭后的自私、丑陋、苍白的刻画。（四）西方文学的影响张爱玲从西方作家的作品中感受到了强烈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的主要文化是人文主义，提倡以人为本，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世界是由无理性的“权力意志”所决定的。西方文学在20世纪的发展表明“人也死了”。也就是说人的本质，那个可以拥有本质的坚硬的人如壳般碎去了，“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人被抛到这世上来，谁也无法逃脱。两次世界大战是西方文化固有的征服欲、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它彻底击碎了人类永恒、进步、富强的神话，整个西方文学开始关注人类生存的普遍性困境：人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美好、可爱，人是自私、冷酷、脆弱的动物；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充满了暴力和血腥。张爱玲的“悲剧意识”显然受到了这些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譬如威尔斯、劳伦斯、赫胥黎、毛姆这些带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的作品，尤其对威尔斯的“预言”，她曾经有过极其强烈的共鸣。她的原话引述如下：“所以我觉得非常伤心了。常常想到这些，也许是因为威尔斯的许多预言。从前以为都还远着呢，现在似乎并不远了，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传奇》再版序）张爱玲创作的悲剧意识的在作品中的体现（一）凄凉情景的表现《倾城之恋》中读者非常熟悉的一段话，最典型地表现出那种文明毁灭后、人们毫无物质与精神依傍的情境：在夜晚的清醒中，主人公感到“莽莽的寒风”像“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随着这寒风逝去的都有什么呢？一切。“什么都完了”。文明也完了，甚至对文明的记忆也已失去了——“剩下点断墙颓垣，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绊绊摸来摸去，好像是找着点什么，其实是什么都完了。”这种什么都完了的感觉，在小说里被描绘为流苏在劫余所得到的唯一的一点精神上的觉醒。小说里两次出现的“墙”的意象都伴随着文明的毁灭与世界的虚无的主题，而这两次出现的意义，可以更清楚地揭示“文明的毁灭”这一主题。在这里一开始就通过“墙”的“冷而粗糙”、“死的颜色”与“人”的“有血”、“有肉”、“有思想”构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可以说正是“生命”与“无生命”的对比。在“一眼看上去，那堵墙极高极高，望不见边”的广阔的无生命的背景下，是“人”的有生命的脸。这一复合意象一下子就把“生命”在“无生命”对比之下的渺小表现了出来，并且将前者置于后者的威胁之下。另一方面，这堵“墙”又与“文明”形成对比：当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之后，“也许还剩下这堵墙”。“墙”是“无生命”的威胁的象征。（二）封建没落的描述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繁荣与破败，高贵与暧昧，眩目与阴冷交织的大上海，敏感的张爱玲对朝代更迭之间一个古老文明的荒凉与毁灭，有一种迫在眉睫的恐惧，更有一种洞烛先机的预言。《倾城之恋》借白流苏与范柳原“精刮”的爱情故事，透射出倾城亡国的悲凉气氛。“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变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香港的陷落表面上成就了一对平凡的夫妻，却也在更深层次上预示了古老文明的衰落。在经历战争所带来的沦陷后，张爱玲更明显地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与霉臭、封闭与疯狂，于是，封建遗老遗少、阴暗的屋子、鸦片、晚袍等不断地出现在作品中。张爱玲在《传奇》中揭示出了顽固存留的中国式封建心灵在现代环境下的文化错位，剖露了传统文化在民族心理性格方面形成的种种病态。(三)人性描写中的体现张爱玲习惯于从两性关系、婚姻关系来发掘人性的本质，因为“在世界上，最具悲剧性格的是爱。爱是幻象的产物，也是醒悟的根源”。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必然的关系，能充分地展示人性的残酷、自私。尤为深刻的是，张爱玲敏锐地将凄怆、悲凉，而且揭示出男权社会对男性自身的腐蚀与戕害。《金锁记》中的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背负着黄金的枷锁，在人性的挣扎中被挤扁最终失去人性的可爱一面的可怜可恨的艺术形象。七巧以一个麻油店铺老板的女儿的身份做成簪缨望族的姜家二奶奶，只因为二少爷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在那样一个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七巧本不该有欲望，因为“男权主义文化将女人奉献给贞操，它多少公开地承认男人的性自由。而女人却被限制于婚姻，没被制度与圣旨批准之性行为，对她是一种错失，堕落，挫败与弱点。她应保卫她的德性，她的荣誉”。然而可悲的是：“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情欲在她心中偏偏来得嚣张。已经把一种情欲压倒了，缠死心地服侍病人，偏偏那情欲死灰复燃，要求它的那份权利。”“为了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和季泽相爱”，她捱过了一个个寂寞难耐的日子，“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然而狰狞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她的梦，迫使七巧一点点失望下去，一步步走向变态的边缘，一步步泯灭了良知和人性，她蜕变成了另外一个七巧，她不顾一切地捞取物质的东西，企图以此弥补感情上的亏损。如果说对三少爷季泽的渴望是七巧人性中渴望爱情的表现，那么泯灭了那最后一点爱后，她更彻底地套上了黄金的枷锁，完全丧失了人性，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疯子。她的疯狂不仅使自己走向毁灭，而且还将身边的人拉来殉葬。她纵容儿子长白吸毒、纳妾、逛妓院，像当年自己遭受折磨一样摧残了长白的妻妾；对于女儿长安也一样，她断送了女儿读书的权利，还让女儿抽上了鸦片，并小施计谋随随便便断送了女儿的一生幸福且没有丝毫的愧疚。七巧小小的“胜利”便是道德和人性的沦丧。这种亲子关系中人性冲突的描写，更能显示作者浓烈的悲剧意识和小说巨大的悲剧力量。夏志清在评价《金锁记》时说：“七巧是特殊文化环境中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女子。她生命的悲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引起我们的恐惧与怜悯；事实上，恐惧多于怜悯。……七巧是她社会环境的产物，可是更重要的，她是她自己各种巴望、考虑、情感的奴隶。张爱玲兼顾到七巧的性格和社会，使她的一生，更经得起我们道德性的玩味。”(四)殖民地的失望生活在英属殖民地香港，张爱玲近距离地洞察出英国文化的缺陷。大英帝国辉煌的历史，使英国人产生一种根植于他们心中的民族自豪情绪。亨利七世时期，一位威尼斯使节写道：“他们认为除了他们之外就没有别人，除了英格兰之外就没有别的世界：每当他们看到一个潇洒的外国人，他们就说‘他看起来像个英国人’，并说‘很遗憾他不是英国人’。”即使到了辉煌不再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人心中仍然残存着种族歧视和殖民意识。对此张爱玲